人的火力目标，但从来没有闪现过投降的念头。红旗在它上面飘扬。这里表现出了为争取自
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全体人民的团结一致。
在楼下，在“电影院”里，穿着高统靴的党卫队队员来回巡逻，你的眼睛眨一眨都要被
他们喝叱。而在“四○○号”里，监视我们的是捷克警官和警察局的密探，他们是以翻译的
身份为盖世太保服务的，有的出于自愿，有的是反动当局派来的，有的作为盖世太保的帮
凶，有的作为捷克人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也有的介于这两者之间。在“四○○号”里，可
以不用两手扶膝、两眼直瞪、挺直了身子坐着。在这里，你可以比较自由地坐着，你能够东
张西望，打个手势——有时甚至可以更加随便些，但要看情况，要看是这三种人中哪一种人
值班。
“四○○号”——是最能深刻认识被称为“人”的这种动物的地方。在这里，由于死亡
的逼近，赤裸裸地暴露着每一个人——那些左臂上缠着红布条的共产党犯人或共产党的嫌疑
犯，同时也暴露出那些看守和在不远的房间里参加审问的人。在审问中，言语可以成为一种
盾牌或一种武器。但在“四○○号”里却不能用言语来掩饰。这里重要的不是你的言语，而
是你内心的一切。在你内心里只剩下最本质的东西了。
一切次要的东西，一切能掩盖、缓和或粉饰你性格中最本质的特征的那些东西，都被临
死前的旋风一扫而光。剩下的只有最简单的主语和谓语：忠实者坚定，叛徒出卖，庸俗者绝
望，英雄们斗争。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力量和软弱、勇敢和胆怯、坚定和动尧纯洁和肮脏。
而在这里，只能够存在其中的一种，非此即彼。假如有人想不露声色地游离于这二者之间，
那他就会比一个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手里拿着铙钹，在出殡的行列里跳起舞来的人更惹人
注目。
这种人在犯人中间有，在捷克警官和密探当中也有。审讯时，他给帝国上帝烧香，而在
“四○○号”里，他也给布尔什维克“赤魔”烧香。在德国警官那里，他可以为了迫使你供
出联络员的名字，打掉你的牙齿，而在“四○○号”里，他可以装出友善的样子，递给你一
块面包表示关心，使你不至于挨饿。
在搜查时，他把你的住宅抢劫一空，而在“四○○号”里，他却可以塞给你半支抢来的
烟卷，表示对你的同情。还有另一种人——可以说是这类人的变种，他们从来没有主动地害
过谁，但也没有帮助过谁。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性命。因此他们很敏感，这使他们成为明显的
政治气压表。他们很凶或者打官腔吗？那准是德寇在向斯大林格勒进攻了。他们和颜悦色，
还同犯人聊天吗？那就是形势好转：德寇准是在斯大林格勒吃了败仗。他们如果开始叙述自
己原是捷克人的后裔，谈他们是怎样被迫地给盖世太保服务时，那就好极了：准是红军已经
推进到罗斯托夫了。——他们中间还有这样一些人：当你快淹死的时候，他们袖手旁观；而
当你自己爬上岸时，他们却欣然向你伸出手来。
这种人感觉到了“四○○号”这个集体，并且想竭力接近它，因为他们意识到它的力
量。但他们从来不属于它。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集体的存在，我想
把他们叫做刽子手，但即使是刽子手，也还是属于人的一类呀。而这些满口说着捷克话、手
里拿着木棍和铁棒的猛兽，折磨起捷克犯人来，却残酷得连很多德国盖世太保都不敢看。
他们甚至用不着伪善地借口说这是为了本民族或帝国的利益，他们折磨人和杀人完全是
为了取乐，他们打掉你的牙齿、刺破你的耳膜、挖掉你的眼睛、割掉你的生殖器、敲碎受刑
者的脑袋，一直把你残酷折磨致死。这种残忍找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完全是兽性的发作。
每天你都见到他们，每天你都不得不同他们打交道，你不得不忍受他们的折磨，他们在场使
整个空气都充满了血腥味和惨叫声，他们在场能帮助你增强信念：即使他们把罪行的见证人
统统杀死，也还是逃不脱正义的审判。
但是就在他们旁边，就在同一张桌子的后面坐着另一些人，看上去仿佛也是属于相同职
务的人，这些人用大写的“人”字来称呼倒是极其正确的。他们把监禁犯人的机构变成了犯
人自己的机构，他们帮助建立了“四○○号”这个集体，他们把自己的整个身心、全部勇气
都献给了它。他们不是共产党员，这更显出他们精神的伟大。恰恰相反，他们从前在警察局
工作时，还干过反共的事，可是后来当他们看到共产党人在跟德国占领者作斗争，便认识了
共产党的力量，明白了共产党人对于整个民族的意义，从此他们便忠实地为这一共同的事业
服务，并且帮助每一个坐在牢狱中的长凳上却依然忠于这一事业的人。狱外的许多战士，如
果想到自己一旦落入盖世太保的手里将会经历怎样的恐怖遭遇时，可能会有些踌躇吧。但这
一切恐怖情景却每日每时都出现在这些战士的眼前，每日每时他们都可能被列入犯人的行
列，很可能遭到比别人更痛苦的磨难。但他们仍然毫不动摇，努力拯救了数以千计的人的生
命，减轻了一些无法援救的人的悲惨命运。
英雄的称号应属于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四○○号”永远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像数千个共产党人所见到的那样：它是那座黑暗的房子里的光明的地方，是敌后根据地，是
直接在占领者的虎穴中为自由而斗争的中心。
第五章 雕像与木偶（一）
我向那些经历过这个时代而幸存下来的人提出一个要求。请你们不要忘记，既不要忘记
好人，也不要忘记坏人。请你们耐心地收集一下那些为着自己也为着你们而牺牲了的人们的
材料吧。今天终将成为过去，人们将谈论伟大的时代和那些创造了历史的无名英雄们。我希
望大家知道，没有名字的英雄是没有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面貌、渴求和希望，
他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所受的痛苦并不少于那些名垂千古的伟人。希望所有这些人都能使
你们感到像自己的熟人，像自己的亲人，像自己那样亲切。
整整一代的英雄惨遭屠杀。爱他们吧，哪怕热爱其中的一个，就像热爱亲生儿女一样地
爱他吧，因为他是一个为着未来而生活过的伟大的人而骄傲吧。每一个忠实于未来、为了美
好的未来而牺牲的人都是一座石质的雕像。而每一个妄想阻挡革命洪流的腐朽过时的人，即
使他现在带着金色的肩章，他也只能是一个朽木雕成的木偶。但也需要看看这些活木偶是多
么卑鄙可怜，看看他们是多么残暴和可笑，因为这些都是将来有用的材料。
我下面所要讲的，仅仅是些原始材料，是见证人的供词。
这只是一些残缺不全的材料，因为我能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能有宽广
的眼界的。然而这些片断却具有真实情况的本质特点：伟大与渺小，雕像与木偶。
叶林涅克夫妇
约瑟夫和玛丽亚。丈夫是电车工人，妻子是女仆。有必要看一看他们的住宅。朴素大
方、光滑而时新的家具，小书架，小塑像，墙上挂着一些像片，房间非常洁净，洁净得难以
置信。你也许会说，女主人把整个心灵放在这间屋子里了，对外界一无所知。那才不是呢。
她很早就是共产党员了，她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实现那梦寐以求的正义的理想。夫妇俩都忠实
地、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在占领时期，面对艰巨的任务，他们从来没有退却过。
三年以后，盖世太保闯进了他们的住宅。他们俩并肩站着，举起了手。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
今天夜里他们要把我的古斯蒂娜送到波兰去“做工”。送去服苦役，送到那伤寒病的死
亡区去。也许她还能活几个星期，或两三个月。我的案子据说已经移交法院了。这就是说，
我在庞克拉茨监狱还有一个月的拘留期，以后再有不长的时间就完结了。我这个报告看来是
写不完了。这些日子里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继续写下去。不过今天是不行了。今天我的
整个脑子和心都被古斯蒂娜占去了。她品格高尚、诚挚热情，她是我艰难而不安定的生活中
的珍贵而忠贞的伴侣。
每天晚上我给她唱她心爱的歌：歌唱那草原上的绿草，歌唱那光荣的游击战争，歌唱那
为自由而同男子并肩作战的哥萨克姑娘，歌唱她那刚毅的英雄气概，歌唱她怎样在一次战斗
中“倒了下去，再也没有站起来”。
这就是我的战友。在这个面貌端庄、有一双脉脉含情的孩子般的大眼睛的小个子女人身
上，蕴藏着多少力量埃斗争和经常的离别使我们变成了一对永恒的情侣，我们不只一次而是
数百次地在生活中感受到那初次会面和初次抚摸时的激情。无论在欢乐或忧愁、激动或哀伤
的时刻，我们的心总是跳动在一起，我们的呼吸总是融合在一起。
多年来我们一块工作，完全像朋友似的互相帮助。多年来她都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
个批评者。如果没有她那爱抚的目光督促着，我便很难写下去。多年来我们并肩参加过无数
次斗争，多年来我们携手游逛过使我们着迷的城郊。我们经常陷入贫困，但我们也感到过极
大的快乐，因为我们拥有穷人的财富：那就是内心的一切。
你要问古斯蒂娜吗？古斯蒂娜是这样的人：那是去年六月中旬戒严时的事了。她在我们
被捕六个星期以后第一次见到我，在那痛苦的六个星期里，她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苦苦地
思索着人们传给她的关于我死去的消息。她是被叫来“软化”我的。
“您劝劝他吧，”当她同我对质时，反共科的科长对她说。
“劝劝他，让他放聪明点。不为自己着想，至少也应该替您想想呀。给你们一小时的时
间考虑。如果他还是这样的顽固，今天晚上就把你们俩都给枪毙了。”
她用爱抚的目光瞟了我一眼，然后简捷地回答：“科长先生，这对于我不是恐吓，倒正
是我的最后请求。
你们如果要处决他，把我也一起枪毙好啦。”
这就是古斯蒂娜。这就是爱情和坚贞。
他们能夺走我们的生命，不是吗，古斯蒂娜？但是他们夺不走我们的荣誉和爱情。
啊，人们呀，你们能够想象出我们将会怎样生活吗，假如我们度过了这番苦难而又相逢
在一起的话？假如我们在闪耀着自由和创造的美好生活里又重逢的话？假如我们在如此渴望
并为之努力的，而今要为它赴汤蹈火的美好生活一旦实现之后又相聚在一起的话？啊，即使
我们死了，我们也仍将分享你们巨大幸福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我们为这个幸福献出了自己的
生命。这就是我们的欢乐所在，虽然人世间的分别是悲哀的。
他们不允许我们俩告别，也不让我们拥抱和握手。只有把查理广场同庞克拉茨监狱联系
在一起的监狱集体，给我们俩传递彼此命运的信息。
古斯蒂娜啊，你知道，而我也明白，我们大概再也不会见面了。可是我依然听到你从远
处传来的喊声：再见吧，我亲爱的。
别了，我的古斯蒂娜。
我的遗嘱
我除了书橱以外，别的一无所有。但盖世太保把它捣毁了。
我写过许多文学评论和政论文章、报告文学作品、文艺短论、戏剧评论和发言稿。其中
有许多是关于某个时期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这些可以不去管它。但也有些是有
生命力的东西，我希望古斯蒂娜把它们整理出来。不过现在这个希望也难于实现了。因此我
请求我忠实的朋友拉迪斯拉夫·什托尔把它们收集、整理成五个集子：一、政论和论战集；
二、国内报告文学选集；三、苏联报告文学选集；四和五、文艺和戏剧的评论和专论集。
这些作品大部分可在《创造》杂志和《红色权利报》上找到，有些发表在《树干》、
《泉源》、《无产阶级文化》、《时代》、《社会主义者》、《先锋队》及其他杂志上。
在出版家吉尔加尔（我爱他那毋庸置疑的勇气，敢于在占领时期出版我写的《战斗的鲍
日娜·聂姆曹娃》）那里，有我写的论尤利乌斯·泽耶尔的论文。另外一部分关于沙宾纳的
专论和关于扬·聂鲁达的札记，藏在叶林涅克夫妇、维苏希尔和苏哈涅克夫妇住过的房子
里。现在这些人大部分已经不在世了。
我还着手写了一部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篇小说。有两章在我的父母那里，其余的大概
已经散失了。我在盖世太保的卷宗里看见了我的几个短篇小说的草稿。
我嘱咐未来的文学史家要爱护扬·聂鲁达。他是我们最伟大的诗人，他的眼光已远远地
超越过了我们这个时代而看到了未来。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著作是理解他和肯定他的功绩
的。需要向读者指出聂鲁达是一个无产者。人们总把他同小城区那种庸俗的田园诗联系在一
起，而看不到，对于这个有着“田园诗情调”的古旧的小城区说来，聂鲁达是个“逆子”；
他们看不到，聂鲁达出生在小城区和斯米霍夫区的边界上，在工人住宅区里长大；他们看不
到，他为了写《墓地之花》而到小城区的墓地去，必须经过林霍夫尔工厂。看不到这些你就
无从了解从写《墓地之花》到《一八九○年五一节》的聂鲁达。有些批评家，甚至像沙尔达
这样有眼光的批评家，竟然认为聂鲁达的新闻工作妨碍他的诗歌创作。
这真是无稽之谈。相反，正因为他是新闻记者，他才能写出像《谣曲与故事诗》、《星
期五之歌》以及大部分《平凡的主题》这样的壮丽诗篇。新闻记者的工作也许使人疲惫，耗
费精力，但却使聂鲁达同读者接近，对他写诗有帮助，特别是对聂鲁达这样一个正直的记者
来说。聂鲁达如果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