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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伊家老终于无法忍耐这冗长的仪式，他恼羞成怒地下令众武士杀死眼前这个“老疯子”，津云半四郎只得以另一种仪式——剑道迎战，虽以一敌众，仍显出非凡身手，最终他击杀家臣四名，重伤八名，捣毁了井伊家的祖坛。在身负重伤下，井伊家臣派出了铁枪手。身中枪弹的津云半四郎掉转刀刃，切腹而死。此后，井伊家老吩咐手下人到被削去发髻的矢崎隼人等家中逼他们切腹。
影片《切腹》改编自泷口康彦的《异闻浪人记》，其故事与历史《井伊家觉书》中记载的故事有相同的描述。就是说，这个充满切腹仪式的故事，是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的。
顺便说一下，小林正树的电影从不渲染暴力和杀戮， 或者说，他的暴力和杀戮因为充满了仪式，而变得温文尔雅。
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切腹都是极其血腥难看而又痛苦不堪的自杀方式。很长时间，我都不解，日本人为何要选择如此残酷暴力的仪式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看了影片《切腹》后，我特地请教了一位对日本文化向有研究的朋友，他告诉我，切腹自杀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从12世纪开始，它就成为上层武士用以洗刷自己耻辱的惟一方式。据说，公元989年，大盗藤原义在被捕前，将腹部一字割开，然后用刀尖挑出内脏扔向官军是切腹的最早来源。切腹的开始盛行，是在镰仓幕府以后，因丢失阵地而引咎切腹，或耻于被擒而阵前切腹，占了绝大多数，一直持续到战国时代。江户开埠以后，社会政治相对平稳，因殉死而切腹，和作为刑罚的“诘腹”逐渐占了主流。虽然幕府严令禁止殉死，但是根本无法阻止。据说，切腹之所以在现代日本仍被沿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8世纪的一出著名戏剧《忠臣藏》，这出戏向成千上万的普通日本人宣扬了自杀的光荣和伟大。该戏改编于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一个名叫“判官”的藩主为了警告一个对他妻子图谋不轨的人，在神社中舞弄刀剑，从而触犯禁律，被迫切腹自杀。这场切腹发生时，舞台上挤满了家臣和傲慢的官员，扮演判官的演员跪下来，进行最后的慷慨陈词，然后勇敢地结束了生命。因为场面惨烈悲壮，判官的自杀又显得特别英勇无畏，以至于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都深信切腹自杀是最高贵的死亡方式。
那么，日本人为何把切腹而不是“切”其他部位作为崇高的死亡仪式？最普遍和似是而非的观点是：古代许多国家和民族认为人的灵魂是宿于肚腹中的，因此，武士便在有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向外展示的时候，采取剖腹以示众人的方法和仪式。由此可以看出，那些在切腹中慷慨赴死的人，之所以没有畏惧，是因为内心有着更可寄托的来生。
红磨坊
仪式是一种精神需要，不仅是外在的形式，更作用于心灵。譬如，观看升国旗的仪式，在颁奖台上倾听国歌高奏，置身现场的人会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而不在现场，通过电视观看的人则要冷静得多。还有，人在舞台上投入地歌唱，往往可以在声情并茂中唱得涕泪交流，而若只在下面随意地哼唱则会十分恬淡。
身在仪式中和置身仪式外，小小差别却有着根本的不同。
仪式是礼仪和程式合二为一的结晶，所有的仪式都属于形式的范畴，但仪式高于形式，就在于仪式具有着宗教般的情感寓意。比如加入党派组织的宣誓仪式、总统就职、司法审判的程式、法官宣誓制度等等，都是在强化其作为当事者的身份代言人和某种象征的角色意识。
虽然中国自古缺少宗教信仰，但古代的仪式还是颇为讲究，主要表现在祭祀、节日、司法和婚丧嫁娶等世俗生活层面。
我没有专业法律的实践，但我知道，在那庄严的法治领域，法律仪式具有着丰富的“程序正义”的价值内涵。中国古代的法官通常是用喝堂威、拍惊堂木、举“回避”和“肃静”牌仪式来传达法律的凛然不可侵犯。在典型的人治社会里，那些表面化的吓人仪式，主要是用来训民、愚民和束缚小小老百姓的幌子。但在法制社会里，某些传统的司法仪式仍是彰显司法威权的必要手段。有位法官朋友告诉我，法律的实施就是经过这一系列复杂而庄重的程序化乃至仪式化的运作，才使概念的法律超越世俗，超越一般意义的人格化，凸显出无可质疑的权威性和神圣性。
庄严的仪式需要某些外在的符号来体现，比如服饰和标识。2001年，中国对法官制服和检察官制服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了肩章、大沿帽等军事化色彩较浓的装饰，采用法官袍及佩戴胸徽的西服式制服。据专家称，这些静态的司法符号的变迁表明中国司法文化正在逐步与国际接轨，逐步走向成熟的科学与文明。用行话就是：通过仪式体现正义。
再繁复的仪式也无法代替仪式中的人群，仪式毕竟是人制作出来的。
在法国影片《仪式》中，新浪潮老将克劳德·察布罗尔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杀戮故事：索菲应聘到偏僻的利埃维尔家庭当女管家，她与当地的女邮递员冉娜很快成为密友，因为一些小事，两人对利埃维尔家人心存怨愤。随着时间推移，索菲一直尽力掩盖的文盲状态被发现并被揭露，她被利埃维尔辞退。在一个电视直播莫扎特歌剧的夜晚，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索菲伙同冉娜，持枪血洗了利埃维尔一家。该片曾多次获得国际奖项，但我始终有些懵懂，不知影片为何叫仪式。（法国影片《仪式》剧照）
所有经济发达的城市都极大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乞讨者，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姿态为发达城市增添了最具社会观赏价值的“行为艺术”群像。
在我居住的深圳某小区的进口，正对着一间很大的香港品牌的超市，居民出入超市的必经之地——马路边、树阴下，常常成为乞讨者们青睐的表演场。
新年的一天，我经过那间超市，先在路边见到一个约莫十六七岁的乞讨女孩，她体态玲珑，身着花衣，双膝跪地，眼前的水泥地面上用粉笔写着一片工整漂亮的乞讨文，内容是陈述自己父母病重无钱医治等等。和大多数乞讨者不同，她不停地大幅度鞠躬，脑后的两条马尾辫随着鞠躬而甩来甩去，活像一个电动玩具，节奏感把握得非常适度。不远处的超市门前恰好在放促销的音乐，乞讨女孩的鞠躬仿佛就是配合着音乐的表演，很是吸引路人的眼球。离乞讨女孩不到二十米远的地方，一个双腿萎缩的男青年也在乞讨。他完全是另外一种风度，面如庙里的和尚，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只在两腿前摆放着一个破的搪瓷盆，里面自然放着几枚散碎的零钱，表明了在此“打坐”的目的。
往返超市，我差不多用了一个半小时（约一部好莱坞电影的长度），两个乞讨者几乎没有一点变化，收入似乎也都没有增加。男的仍是静如处子，女的仍是鞠躬如电动兔子。一静一动，一男一女，两个乞讨者，让我忽生感慨。表面看他们是为了受人施舍，但他们的举动却是一种迷人的修炼仪式。通常意义上的尊严概念已不适合他们，对收入的乞求也变成了可多可少的姜太公式的随遇而安。多给几个硬币、少给几个甚至不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出现在这“人生的舞台”，给不给钱都是一种承认，只要你向他们投以目光。他们以自己的“行为艺术”超越了常人的道德巢穴，让整个世界成为冷漠的薄情者。他们以乞讨者的身份证明了世界的不公，并无声呼唤着公平和爱心。他们与世界的关系，由此放射出一种既剑拔弩张又心平气和的光。他们个人的工作性质也从不劳而获的索取潜移默化成理直气壮的要账。一句话，他们以自己特有的仪式，让所有的过路人成了亏心的欠债者。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曾有采访丐帮的经历。在那个庞大而等级森严的王国里，除了极少数一时窘迫而为之的乞讨者，多数都是年富力强的职业乞丐。他们把乞讨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就像官员、医生、记者、作家的职业一样，乞讨就是他们自己选择并喜爱的职业。其中的职业技术指标和心理承受力并不比上述职业更低。
人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进一步说，展示和享受贫穷（比如乞讨）也是一种生活必须的仪式。在他们眼里，那仪式的庄严和庄重都在自己的心中。
人们看到这幅照片时，大多会生出很多疑惑，最关键的是：这个手执果篮的人是男还是女？半长不短的头发，半裸露的胸部，鲜红的嘴唇，无助的眼神，一切都是如此的暧昧。而当看到最后时，人们往往会放弃猜测，是男是女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情绪。照片上的人有着感人的忧伤，就像篮子里的水果，就像这部影片英年早逝的同性恋导演嘉曼
苹果是关于禁忌的经典符号，它的圆润、光鲜、脆甜已成为某种诱惑的意象。当所有的水果都渐渐呈现繁复多义时，苹果却仍然被不厌其烦地作为非分之想的隐喻，在书本的解读里、在缤纷的影像中。
二十多年前，我站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书店柜台边，第一次看到荷马史诗。掠过那些拗口的人名，我记住了关于“不合的金苹果”的故事。阿喀琉斯的父亲和海洋女神举行婚礼，
在极度的幸福和忙乱中，他们忘记了邀请最不该忘记的人—纠纷女神厄里斯。于是心胸狭隘的厄里斯就在那新婚的喜宴上，抛下了一枚“不合的金苹果”，上面写着“献给最美的女人”。在座的复仇女神、智慧女神和爱情女神都认为自己是天下最美，竟像泼妇一样争抢这枚金苹果。众说纷纭之下，她们请求宙斯评判，宙斯不耐烦地把她们推给了英俊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帕里斯王子在三女神许诺的种种诱惑下，最终没能过得美人关。他把苹果判给了爱情女神阿弗洛狄忒。复仇和智慧二女神从此怀恨在心，发誓要对特洛伊人进行残酷的报复。帕里斯选择了爱情女神，麻烦便纷至沓来，后来的诱拐海伦、特洛伊战争，甚至罗马城的建立都与这一故事息息相关。在这个流传甚广的典故里，苹果与“不合”划上了等号，它的金光熠熠的外表就成了惑人的包装。
关于苹果最似是而非的象征是“蛇果”说，来自《圣经》。
亚当夏娃因受蛇的引诱而吃了伊甸园的苹果，从此知羞耻与善恶。这一神话故事如今已是家喻户晓，但它一再衍生的想像超出了本身的象征寓意和历史价值。“帕里斯的裁决”激发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从文艺复兴时期至今，艺术家对苹果寓意的演绎可以说是承前启后，不断丰富和拓展。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画家埃沃斯让画上的皇后手握苹果，其寓意是伊丽莎白具有超越女神的美德和智慧。但后来的人仍将其解释为皇后内心压抑的渴念。事实上，经过众多古希腊的神话故事的演绎，苹果已被引申为被禁忌的欲望、男女偷欢、不洁与邪恶等简单的隐喻。
为什么选择了苹果而不是别的？因为苹果是水果中的美者。古往今来，凡是出众的尤物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众矢之的。所谓“红颜祸水”、“红颜薄命”等词语都是前后因果的关系构成，美丽有罪是潜藏在人们心里的一种共识。
二十多年后，我在深圳看了电影《特洛伊》，再翻看荷马的《伊里亚特》，就恍然觉得，那“不合的金苹果”其实是个骗局，不是纠纷女神的骗局，而是荷马老先生的，这位虚实不清的盲者对苹果进行了漫不经心的栽赃。他要寻找一个不合的符号，就挑了自己最向往又难以得到的苹果。我以为，美国的商业大片《特洛伊》是有革命性的，它颠覆了金碧辉煌的神殿，把史诗中的诸神请下了神坛，将他们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那“不合的金苹果”自然也就不知被丢到了哪里。
第三部分：沉默的苹果 … 迷乱（图）
第三部分：沉默的苹果 …
迷乱（图）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导演杰西·米切尔、薇拉·齐蒂洛娃都喜欢拿苹果说事儿。意味深长的是：他们三人都是出自捷克。（捷克影片《禁果游戏》剧照）
某种物体被贴上符号化的标签后，它就具有了约定俗成的指向性，其最大特点是被不假思索地沿用。比如表现人的心潮澎湃，就运用大海浪涌的画面，表现思念就用中秋圆月等等。有一段时间的国产电影，要营造人遭遇命运的灾难性突变，必借助天公的晴空霹雳、雷电交加，似乎是达成了某种默契，因为省事和懒惰，更因为才思枯竭、黔驴技穷。
人们喜欢用苹果表现禁忌中的迷乱，不少大艺术家也难以免俗。
1991年的夏天，我在海南岛的漂流间隙，差不多每天中午都要读一段米兰·昆德拉的《可笑的爱》。在这部杰出的短篇小说集中，昆德拉多处写到了苹果，其中有一篇就叫《代表永恒欲望的金苹果》。小说写了马丁和“我”到处追逐漂亮女人，假冒导演等以各种借口与她们约定幽会的时间地点，但两人却总是在紧要关头逃脱，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不与那些萍水相逢的靓女发生真刀真枪的关系。追逐与诱惑都没有实质意义，他们只是满足于追逐的形式与过程，即一种求偶游戏的体验。最后，两个人还在计划新的追逐，而且计划越来越明确：“在夜色低垂中，它们很快就摇摇晃晃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像是一颗成熟灿烂的金苹果。请允许我用夸张的修辞，把这颗苹果称为‘永恒欲望的金苹果’。”我把这个故事讲述给一个闯海的朋友听，他解释说，我们还在追求低级的物质，人家已经在追求精神了，但不管怎么说都是欲望的追求。
离开海南岛十年后，我看到米兰·昆德拉的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