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们当然会鄙视至少是不屑地看待那些搔首弄姿的女人，却又身不由己地被诱引着投入热切的目光。而真正的风流往往无须搔首弄姿，女人们所以如此，只是要令你关注，挑起你的爱欲，让你心痒难当，又叫你难以如愿，以此张扬和焕发她们恒久的魅力。
男女之情上这种爱与欲、进与退、委身与拒绝的复杂性，萨特在其早年的《存在与虚无》中已有分析。
镜子里又有两只燕子平飞，相貌都实在不敢恭维。真正的美人如同富有者总是少数。
我很想知道那个有着一张红亮大嘴、丰乳肥臀的服务小姐在何处，但不好意思回头。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谁知这衣内乾坤是真是假？
叶子楣说，男人中十个有九个喜新厌旧。她很清楚这一点。其实，又何止男人。可贵的是，她清楚这一点又能乐观地对待。男人喜欢她的直率，直奔主题又能巧妙迂回。在男人导演的戏剧里，她的受害受宠都不是无辜的，她善于迎合社会的好恶，使无数男人欲罢不能又自觉英雄气短。
谁能说这不是做人的尤其是做女人的高境界？
三个红衣的服务小姐鱼贯而入，在漫长的等待中，一个小菜都不给你上，而现在却一下给你上齐，刚才空旷的桌子，立刻挤满了盆盆盘盘。
这真像马太效应。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抓紧吃，否则菜冷汤凉。
她说，我不能吃太多，只吃一点。
有趣，这句话让我想起了英国作家毛姆早期的一篇小说《我只吃一点点》，写的是“我”早年间请一位女读者吃饭的故事。女读者口口声声说“我只吃一点点”，点的却都是最昂贵的菜肴，且胃口大开地吃个不停，让囊中羞涩的“我”胆战心惊地为买单忧虑。但“我”最终复了仇：二十年后，她的体重达到三百磅。
正午的阴郁的时光在吞咽中悄悄溜过。
坐在我对面的女子真的是“只吃一点点”，她吃猪肠猪肝白米粥，只能吃米和汤。她说，原以为肠和肝会很软，结果还是咬不动。她吃猪红韭菜煲，猪红（血豆腐）如牛筋，还是无法吃动。我说，当你的牙齿无法消化社会时，你只能吃自己动手制作的。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的牙能咬动多硬的东西。这就是生活。她无奈地笑笑，说，是啊。
我尽其所能的横扫餐桌，但终因胃口有限而放弃了很多别具风味的好食品。
我总结说，的确，很多特别风味的东西在家常菜里无法做到，因为特别的风味需要专业的水平。
她说，是啊。牙很疼。
这顿阴天的午餐花去了我十五天正常工作午餐的费用，她吃得不好，但愉快。
我搂着她的肩膀走出酒店。分手时，我看到那个高大的有着红亮大嘴、丰乳肥臀的服务小姐就站在门口，但我没再向她多看一眼，头也不回地沿着来时的路步行回单位上班。
与我一同吃午餐的短发女子，是我儿子的母亲，我的新电影中的一个神秘人物。
第六部分：电影外的午餐 … 穿过影碟的洞孔（1）
第六部分：电影外的午餐 … 穿过影碟的洞孔（1）
梁二平
曾经有几年，我几乎每天都看电影，甚至一天看两场……那个时候，电影就是我的世界，是我周遭那个世界之外的另一个天地。不过对我来说，银幕上所见才具有世界的独一无二性……而银幕外堆叠的，只是那引起仿佛因际会才凑在一起的杂七杂八的元素，以及在我看来缺乏形状的生命实物。
这是卡尔维诺给费里尼的《我是说谎者》一书所作的《序言》之开篇。
看书先看“序”是一件特别小儿科的事，没办法，我生来就这么土。那天，翻开王樽的新著《与电影一起私奔》，我甚至连目录都没翻就直奔《序言》：《文学与电影的神秘私通》。说到《序言》，不得不先放下书的作者王樽，先说说《序言》的作者崔建明。这个我有时叫他建明、有时叫他老崔的人，对外介绍他时，我总是叫他为“深圳碟王”。现在，每年想找一两本看了不反胃的、不烂眼睛的书，实在是太难了。于是，一批爱看书的人转行看碟，碟送来了一个全新的阅读世界。碟即影，那为何不叫崔建明为影王？因为他从不进电影院。他每日里走出家门是与天斗与地斗，与投入产出斗；但回到家里，他只和他收藏的差不多近一万张的影碟斗。崔建明通过对影碟的不懈研究，使自己成为一个江湖上认可的电影专家。
作为专家，建明也像大师卡尔维诺似的先放下费里尼的著作不说，横空出世先扯上一大段自己对电影的认识。这一点，我也很理解。对于电影，我们几位朋友都像在路灯下看到一盘残局，每个人都憋不住撸胳膊挽袖子上去支上两招，耍弄一番。建明的这一番耍弄，占去了《序言》的大半笔墨。但耍弄得也很精彩：
关于电影，我总是有话要说。
我个人认为，就电影发展而言，真正具备开拓意义的电影大师不过三个人：格里菲斯、爱森斯坦和威尔斯……用如此多的文字来叙述我心目中的电影大师，是想说明这样一种观点，自这三位之后，电影已没有大师。《一个国家的诞生》告别了电影的襁褓期，《战舰波将金号》创立了电影叙事的蒙太奇，而《公民凯恩》则是传统电影和现代电影的分水岭，电影美学规则的构筑从此完成。而电影如今已是华丽包装下的游戏。即是游戏，那就看谁会玩，玩得认人面红、耳赤和心跳……电影的观赏无非是一场合法的色相偷窥……但我也注意到有一种人并不满足于电影商人提供的大众消费—
接下来，他提到的当然是王樽和他的这本书。关于他夸奖王樽的话我不能再引了，因为，我还有话要说。建明在这个《序言》中，除了气壮山河般地概说了一通独具眼光的电影史话，为一部关于电影的文字作了某种阅读的热身之外，他还恰到好处地为王樽的这些文字作了一个准确的定位—电影随笔。他用的是这个词，但没有展开说，所以，引出了我下面的这些闲话。
应当说，“电影随笔”这个词对我刺激很大。算起来我与电影的文字关系大约有近二十年了。还在上大学时，我就混迹于长影的“七放”或“十二放”等小放映室里，观看当时的所谓内部电影，《教父》、《八部半》、《去年在马里安巴》都是在那里看到的。毕业从事新闻工作后，就拿电影当成一件文化大事来研究，一直写影评，也算个资深影评人了。近两年碟看得多了，我反而突然不写了。恍恍惚惚地觉得影评，尤其是我的那种一吐为快的影评，已经不是东西了。这个感觉最初是从看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关于电影的文字开始的。她从电影里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也写出了更多的电影之外的东西。那种另类的思想与文字，令我汗颜。现在，我知道了，那是电影随笔对影评的打击。但我没能想到的是，在我的身边还潜伏着更贴近的打击，王樽的这些文字也在那两年就动手了，只是发表在远离我们视野的杂志上，有些根本就没有发表，静静地伏在电脑里，等待着某一天猛然跃起出击。
榴莲的气味最是无敌，老远你就可以闻到，不，是感受到。成熟的榴莲因过分甜腻而发散的呛人的恶臭，像堕落又招摇的女人，让人避之不及，既厌恶又满是诱惑。她们成群结队，混杂着既低劣又高贵，既热烈又冷漠，既肉欲放荡，又清纯无辜，总之是极其复杂多义的感觉，那感觉波涛汹涌，势如破竹，卷地而来……
这篇名为《榴莲的气味》的文章，碟友们一看名字就会猜到他是要写陈果的电影《榴莲飘飘》。但文章上来即以波涛汹涌、势如破竹的劲头狂说榴莲，在两千字的范围内几乎只字不提那个电影，让你感到是沈宏非们在弄“写食主义”。但读着读着你又发现：
我在少年时，闻到外国人身上浓郁刺鼻的香水味，总觉得不可思议地难闻。当我最初闻到榴莲的气味时便想到了外国人身上的香水味。美国有个强奸犯在为自己辩护时，曾振振有辞地指责被辱女子身上的香水味太有刺激性，以至自己失控犯罪。
“写食主义”一拐弯又钻进“写色主义”的胡同。食色性也，转而进入到《榴莲飘飘》的象征求证。王樽是个做事认真的人，原本是随意的写作，他会像做学问一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在文章中接着说：“在2002年的香港电影节上，我曾就榴莲的特殊寓意当面询问过陈果。他说，起初并没想太多，感觉合适，刚好用上了……其实，关于榴莲在影片中的寓意是不必刻意追寻的，影片完成便成为公众的产物，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读出自己意想中的榴莲。”
第六部分：电影外的午餐 … 穿过影碟的洞孔（2）
第六部分：电影外的午餐 … 穿过影碟的洞孔（2）
虽然秦海璐演的是青年妓女，但王樽最后将榴莲定位于“人到中年”，“是当下对过去的遗忘……是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有浓得化不开的风情，有些不再上进、破罐子破摔的无奈，有点堕落，也不算太堕落，至少与无耻无关；有点肉感、放浪、有点风骚，但不让人恶心反胃，正好处在临界线上，再过一点就让人不屑了；是饱经沧桑的通透，旷达。总之，是一种难以说得明晰的，一个季节对另一个季节的缓慢的、持久而沉迷的渗透。”
电影成了石子，王樽成为弹弓，电影随笔成为想打哪里就打哪里的秘密武器。在王樽的电影随笔里，十八种兵器，不能说样样精通，但也运用得极为灵活自如。在他的关于电影的文字里，有时他会高声吟咏一首自己早年写作的诗歌，有时会热烈地铺张一段巴乌斯托夫斯基或你所不知道的什么别的“司机”的小说，有时会挂上一段酸楚的情史、邂逅和奇遇，有时会拉开生物学的或者物理学的架势，色、香、味、声、光、影一锅炒……他漫无边际地自话自说，似乎不知所云，但确让人有所感悟。
有人曾这样定位散文与随笔：“作家的散文，学者的随笔”。这话多少有点贬低散文的意思，但我以为，它至少准确地道出了随笔的品性。我为什么会认为电影随笔比影评地位高，因为，随笔与现代的散文相比，首先胜在信息，或者说是知识，再深点说是学识；二是它要求有更开阔的视野，更自由的思考；三就是更加自由的文笔、文采和文路。
随笔要想写得好，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太功利。我问过王樽，这些文字最初是给哪里写的，他说：“原来是给一家杂志零零星星写的，后来写来劲了，也不知道写出来往哪里发，其中有好多文章根本就没想应当怎么发，就一路凭着兴趣写下来了。”我一直以为写作时不知发表的面貌，那种状态最好，没有了功利心，也就没了框子。随笔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的哪一方面来讲，都更需要随心所欲的心态。很多时候，深刻的思想和精彩的文字不是冥思苦想出来的，而是随着你写作的自由散漫的进程，自然而然地跳出来的，有些甚至是飞跑着赶来的。这时写作者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写什么，它洪峰般涌来。过后，你常常会问自己，这话是我说的吗，怎么这样精彩？
电影随笔，就我所知，已有几个人弄得风声水起，一个是学院派的崔卫平，一个是社会派的毛尖，再有就是我这里介绍的王樽。他是什么派，我还说不清，但我至少认为《与电影一起私奔》是一种亲近于学问的文字。作为一种文化写作，它是成功的。
说到学问，还得再说一件事。前几天，我和朋友到新开张的号称国内单体面积最大的南山书城闲逛，朋友买了智效民的新书《往事知多少》，我翻了一下，从“往事”的角度看，以为它不及“并不如烟”，所以没买。但几天后看到一篇关于它的书评，其中一段文字是关于随笔与职称的，很有意思，特摘录在这里：
如今，在一些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随笔的学术价值是不被承认的，哪怕是学术随笔也不被承认。好在山西社科院对学术统计比较宽泛，还承认随笔也算科研成果。
如果，按照山西社科院的比较宽泛的学术统计，王樽的这些文字不仅是一部自我快慰的著作，也完全有理由放到评职称的学术成果统计的游戏里。其实，“学术随笔”这个词也很另类。往近了看，在钱穆、黄仁宇那里，往远了看在先秦祖师那里；往外国看，在尼采、在克尔凯郭尔、在房龙那里，“学术”早就“随笔”了。那么，为什么有些文字会成为随笔呢？我想，写作的根本追求在于自由之精神，而没有自由之笔墨，自由之精神会枯死于笔端，甚至憋死于内心。在今天，写已有了可贵的自由。王樽将它用得恰到好处。
最后我还要做一个补充，《与电影一起私奔》有一个很好的前言，它很热身；有一个丰硕的身体，它很好看；正文的后边有一个很好的附录：三大电影节获奖电影名单及美国一百部最佳电影名单，相当于“人生必看的三百部经典电影”的清单，它很实用。一本随笔集，好看，好玩，又好用，我们还要求它什么？
一轮弯月高悬，夜幕上缀满星星，宜人的风徐徐掠过。一大块空地，数不清的人从许多角落里拥出，男女老少，不分尊卑，会聚在一块白布前面，当那一束白光射出来的时候，那些人便开始躁动，无论是发情还是怀春，他们都是死不悔改的寻梦人。
这就是玩了一百年的电影，其中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无端地猜想，什么时候把这个好东西搬回家就好了。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少年人与小伙伴天天晚上钻下水道进场，像一群地下工作者，为的是节省那两毛钱的电影票，尽管那些电影不过是《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可那是一个少年在荒凉时代的全部梦想啊，童年的快乐都凝聚在那一块白布之上。多少年过去，少年人终于梦想成真，他真的把电影搬回了家，录像带、VCD和DVD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