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河北、湖广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反元起义。此后，民众的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从1351年刘福通率领红巾军在颖州起义开始，到1368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北伐，元帝出亡漠北为止，元末兵乱长达16年之久。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灾和瘟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这一切，都促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禾不入地、人相食”。
总之，以上种种原因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多是无人之地”，“累年租税不入”。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
而在北方的山西和南方广大地区，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我们这里仅仅以山西为例作出说明：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山西一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山西南部人口很稠密。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是189万1千多人，河北人口是139万3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403万零四百五十口，比河北、河南两省人口的总和还多。
面对内忧外患，朱元璋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于是，他采纳了郑州知府苏琦、户部郎中刘九臬和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建议，采取了移民和军民屯田的政策，以加强北部边防，开垦荒地，保障军民用粮，恢复农业生产。
从此，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历时约50年的移民运动的序幕就拉开了。从明太祖朱元璋于1367年十月首次下令移民到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一月最后一次大规模移民为止，明朝初年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持续了50年，前后共计18次之多。
到了1370年的时候，按照政府的移民规定，江苏徐州砀山县大刘村刘氏的一支，在刘思源的曾祖（或者是高祖）率领下，就从大刘村里搬了出来。
这里我要说一句，根据山东日照刘氏族谱的记载，应政府号召进行移民的应该是刘思源本人。但是，这个记载是错误的。它属于一百多年以后的追记，是非常不准确的。
他们搬到了哪里呢？刘氏众族人一行循道迤逦北去，来到群山巍峨的甲子山西北十公里即今日照市东港区黄墩镇与莒县交界处，打量了一下那里的地形地貌，只见群山环绕，涧水涓流，花草茂密，树木繁荫。涧泉边参天古树上，住着一窝喜鹊；涧边山岭，两翼宽阔，北高南低，像一只传说中的凤凰。看上去是个好地方，于是便在那儿定居下来。后人为那里取名“喜鹊窝”。
刘思源的曾祖（或者是高祖）率领下的刘氏众族人，就搬到了今日照市东港区黄墩镇。当然，这在山东诸城刘氏族谱中并没有记载。
其实，从江苏徐州砀山县大刘村搬到山东的日照市东港区黄墩镇，从路程上来说并不遥远。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域设置看，砀山县大刘村北面就是山东，东面就是江苏，它的西面就是河南，它自己在安徽的最北角，它这个地方是四省交界处，所以说老刘家搬到山东路程并不算远。
刘统勋的祖先就这样搬到了日照，其时是1370年。这就是日照西部刘姓的始祖。
作于大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日照刘氏家谱，记下了这么一桩刘氏家族的大事：“我刘氏自汉隶籍于莒，由来久矣……委因元社将屋，我祖见机，迁居徐州府砀山县大刘家村。红巾乱起，我祖逃居东海当芦村。至我朝洪武三年，下旨迁民，我祖复由东海迁居日照喜鹊窝”。
到了明天顺年间（1457～1465年），刘家人丁日盛。但是，一场意外的火灾几乎烧掉了家里面的一切。那时刘氏先祖已故，葬在田家董旺庄北岭，留下刘氏兄弟五人：刘承源、刘思源、刘接源、刘续源、刘根源。
成化（1465～1488年）年间，刘氏兄弟五人面对兴旺的家族和日渐变得狭小的生存空间之间的矛盾，作出了关于分家的决定：老大刘承源徙居安丘；老宅西移，改称草涧，老二刘思源迁移到从喜鹊窝向北约一公里处的大槐树北侧，搭盖草棚居住下来；老三刘接源迁居邱前；老四刘续源和老五刘根源迁居莒县。
名门之后：刘墉家的渊源（2）
后来，刘思源娶了本村张氏为妻，生下了“福、禄、寿、禧、诗、书、忠、厚”八个儿子，1924年刘氏后代修建的一幢石碑证明了这一点。这幢石碑中记载，“始祖思源公……生我二世祖福、禄、寿、禧、诗、书、忠、厚兄弟八人。”
面对日益兴旺的家族，刘思源再一次作出了关于分家的决定：让他的八个儿子分开居住，四处谋求生路，只留四子刘禧与刘思源留守故里。
刘福、刘禄二人同迁三庄刘家沟，刘寿迁到刘家庄，刘诗迁到大朱洲，刘书迁到莒县，与他的叔叔刘续源、刘根源会合；刘忠迁临沂，刘厚迁沂水刘家店（后来刘厚的一个后代又迁居沂水卜全庄）。
刘思源病逝后，葬于老槐树底西北侧七米处。古槐树下有了人气，长势更加旺盛，枝繁叶茂。古槐高50余米，粗四搂有余。其中有一年，它竟没生一新枝新叶，村人都以为它枯死了，不料第二年却又生出新枝叶，很快又呈现出郁郁葱葱的繁茂景象。村人甚感神奇，尊为神树。如果有人遇到不顺的事，便携老带幼前来老槐树下烧香磕头，祈求老槐树大显神灵，消祸弭灾，保佑平安。
到清咸丰年间，刘墉的后人选址于老槐树东北侧40米处，建起一座刘氏祠堂。遗憾的是，这棵千年古槐于1946年秋被砍掉了。
刘福后来因避匪率三子刘恒迁居诸城逢哥庄，将长子刘志干、次子刘志贞托付于刘禄。经过几百余年的子孙繁衍到现在，故里刘禧后人已是人丁兴旺，成为一个有3000多人的大家族了。清嘉庆十九年（1814），刘福九世孙刘墉逝世后10年其族重修家谱时，女性及移居外省、外地未入谱者不计在内，刘氏家族已繁衍14代，其家族已有822人。日照刘氏家谱的发现，不仅重现了湮于史海的一段家族史、民族史，而且续上了刘统勋初立其诸城族谱时所无法上溯的一段历史。
刘统勋于1751年，即其祖刘福迁移到诸城县250余年后始创家谱，并在凡例中说：吾家自前明弘治年间始祖讳福公迁诸城后，至祖讳恒公，家谱因遭兵烬，中间世次莫考。故列祖讳恒公为第二世。
后来，山东日照刘氏中的一支在刘福的率领下又从日照搬了出来。我们为什么把这一支单提出来说呢？因为，这一支正好是刘墉的祖先。
这次搬家开始的时间，根据日照刘氏族谱记载，是在明朝成化年间。也就是说，刘福是在1465年到1487年间率领日照刘氏中的一支搬离家乡的。至于这次迁移完成的时间，根据山东诸城刘氏族谱中的记载，则是在明弘治年间，即1488年到1505年间。
有的读者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怎么搬个家还要如此费事，需要几十年？其实不是这样的。根据考证，刘福率领家人开始搬家的时间应该就是在1487年，而搬家完成的时间则应该就在1488年——因为1487年正好赶上明宪宗朱见深病死，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朱祐樘即位，1488年改元弘治。因此，山东日照刘氏族谱就出现了这样的记载，即刘福率领刘氏中的一支于明成化年间搬离家乡，而山东诸城刘氏族谱则记载说刘福于明弘治年间搬到山东诸城。
这样，刘墉祖先的一支就在刘福的率领下搬到了山东诸城逄哥庄（现属山东省高密市）并居住了下来，称为诸城东武刘氏。刘福只有一个儿子，叫刘恒。后来，由于战乱兵灾，刘家族谱被烧毁。从此，刘氏族人对诸城以上刘氏家族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刘恒有三个儿子，长子叫刘玳，次子叫刘瑁，三子叫刘瑚，刘墉就是刘玳的后代。刘瑁和刘瑚的后代现在在哪里，我们还没有考证出来。刘玳也只有一个儿子，叫刘思智。刘思智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刘通，次子叫刘远，刘墉就是刘通的后代。
名门之后：刘墉之父刘统勋（1）
弄清了刘墉家的家世后，我们明白了，刘墉他们家是个历史悠久的大家族。从刘墉的高祖开始，他们家开始走官运了。到了刘墉的爸爸刘统勋这一代，官也做到最大了——在清朝，除了皇上，还有什么能比军机大臣和大学士大了呢？能当这么大官的人肯定也不简单，那刘统勋有什么本事，能让乾隆皇帝这么看重呢？
说到刘统勋让乾隆皇帝看重的原因，我们还要从乾隆皇帝的政治理想谈起。
乾隆皇帝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呢？身为皇帝，他成天在想的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在乾隆皇帝的内心中，他最想成就的事业就是“三立”。
什么叫“三立”呢？“立德、立言、立功”呗。古人曾说人有三不朽：“其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先生的名字“三立”指的就是“立德、立言、立功”这“三立”。
所谓“立德”，指的就是皇帝的德行要好，要能够听从不同意见，也就是要虚心纳谏；所谓“立言”，就是指皇帝不但要本人文章好，而且还要让天下所有的好文章不受埋没，能传诵后世，这一点也就是指要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所谓“立功”，指的就是在军事上的功绩，即在皇帝统治时期国家的疆域要广大，政权要巩固，要平定四夷，实现儒家理想中的天下太平的礼治秩序。
要研究刘统勋的仕途，需要记住的一点是，他作为一个汉族官员，他效力的朝廷是以满洲贵族为统治者的大清王朝。因此，他必须要认真研究乾隆皇帝的心理，投其所好，他也必须要依据乾隆皇帝的好恶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只有这样，他才能赢得乾隆皇帝的赏识和重视。因此，刘统勋所能够做到的，无非也就是为乾隆皇帝“立德、立言、立功”添光增彩而已。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在“立德”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是下面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清代新任命的地方大员，总是自带一批亲信，以备日后任用。而这些亲信往往形成私党。刘统勋为改革这个弊端，上书朝廷，建议今后一律停止地方大员自带亲信的这种作法。这个建议得到乾隆的批准，并交吏部实行。
第二件事，有一次，户部上奏，说各省州县管理钱粮库的官吏多不尽职，弊端甚多。乾隆皇帝当时考虑，还不如将不尽职尽心者尽行罢免，而以笔帖式（秘书）代为管理仓库钱粮。于是，乾隆皇帝找来刘统勋，与他商议此事。刘统勋沉默再三，回复乾隆皇帝说：“我老了，一时间也没有什么好注意，您容我回去思考之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吧。”
第二天，乾隆皇帝又召见刘统勋。刘统勋给他提出了如下建议：州、县官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只要他们能够为百姓效力，那么仓库之事自然可以解决，不必将各省州县管理钱粮库的官吏尽行罢免。总之，他的核心意思就是不要因噎废食。乾隆皇帝点头，很是认可刘统勋的看法。
第三件事，有一次，刘统勋监督河南黄河工程。一天晚上他走出驻地，微服巡河岸，看见几十个用大车送秫杆的老百姓，都露宿在河旁，人和牲畜都疲惫不堪。刘统勋发现有人和孩子相对而泣，便惊奇地询问是怎么回事。那群人中有人回答道：“我们是某县的老百姓，离这里有三天的路程，奉县官的命令，运送秫杆到这里。可是负责收料的某官员，每车索钱数贯。钱拿不出，料便不能入。我们都是穷人，哪里来的钱，在这里滞留已近十天，所带的盘费已花完，打算逃跑，又走不了，所以在这里哭泣。”刘统勋听后半信半疑，然后灵机一动，告诉他们：“我也是来送料的，与某官手下人是老相识，一会便将料缴完，现在我去替你们代缴。”说完便赶起一辆车前去。
到了收料场，刘统勋拜见了该官员。这个官员见他面色细润，衣着整洁，便断定他是乡间富绅无疑，于是加倍索取十余贯钱。刘统勋略与争辩，某官员便大发雷霆，命令随从挥动皮鞭将其驱出，并将其牛车扣留。刘统勋一见某官员的所作所为，比老百姓反映的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便急忙赶回驻地。他一面命随官手持令箭绑某官员前来，一面召集管治河工程的官员开会。不一会儿，某官员被押至，刘统勋略加审问，即令推出候斩。管治河工程的很多官员长跪为其请罪。过了好久，刘才命令将其押回，以大杖打了他数十下板子，然后戴上重刑具，沿河示众。各料场官员闻讯惊恐万状，从此，他们对来料随到随收，再也不敢欺负老百姓了。
在“立功”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是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要弄明白这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一个名词的含义——土司制度。明清时期，我国中央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一种名为“土司”的机构，并且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其首领，称为“土司官”。“土司官”与普通官吏最大的不同点是，“土司官”是可以世袭的，而普通官员则是有任期的。“土司官”对于本辖区内的行政事务有自主权，但要按时向朝廷交纳贡赋，调兵从征，职位的继承必须取得朝廷的批准，这就是土司制度。由于土司可以世袭，因此往往形成割据势力，不利于中央对地方进行统治。1726年，雍正帝采纳大臣鄂尔泰的建议，在西南广大地区大量委派流官代替土司，称为“改土归流”政策。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