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下好吗？”他亲切地指着一把大扶手椅说，同时自己也在对面坐了下来。
“你为什么这样瞪着我呀？”他会意地微笑说。
“有这事儿？”我大笑一声，心想如果他真是主席，我决不可掉以轻心。天啊，这足可以让你变得迷信起来。也许我真是糊涂了？快在说话之间出怪声，快吸溜耳朵。“你看着特面熟，咱们曾见过？”
法尔赛德大声笑起来。“有的人觉得我特像前任司法部长约翰·米歇尔，”他笑呵呵的，“老天不许，但愿不像。”
“哈哈，就是这么回事。”我用上了我的傻笑，同时在他的脸上搜寻着踪迹，紧盯着他拿钢笔的手，等着他刷刷刷地往纸上写我的反常行为。
“什么毛病？”
“毛病？哦。毛病。对，”我喃喃地说，然后故意停了几秒钟，眼球在眼窝里毫不费力地转动了几下，“我想我神志不清。”我平静地说。“除此以外我的神经在崩溃。”我又一次傻笑起来，耳朵也拼命地抽动。我已经不能正常地生活，我说。过了一会儿我偶然想起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来。
“跟我们谈一点你的情况好吗？”主席说。
“我们？”我在椅子里僵住了，几乎确信他已被我猜中了。
“纯粹是语言习惯。”他点点头，同时竖起了耳朵。“请接着说。”他催促我说，他那呜噜噜的声音消除了我的疑虑，使我得以继续说下去，这时他的脸孔变得十分柔和与诱人。我半醉半痴，全身放松，开始对他讲述我自己……关于我的教授生涯……关于我如何脱离了社会……关于我如何早晨不能刮脸甚至不愿起床……关于如何把现实与幻觉搅浑在一起。
“是这样。”他点着头匆匆地写下两行字，然后忽然抬起头出乎意料地问我：“你昨天晚上梦见什么了？”
“我梦见什么了？”
“对。”
“梦见什么？”我抓着头皮，两膝相磕着使劲想对策。我梦见什么了？
呃——对，想起来了！“嗯，昨天夜里我梦见我在欧洲某地的火车上。我遇见一位非常性感的法国女人，她不断地给我递秋波。她是多年以来我碰见的最诱人的女人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隔着通道相对而坐，互相紧紧盯着对方。后来她终于告诉我，她想跟我干那个，只是，她说得十分清楚，得站着在两节车厢中间干，而且是鸡肝①”
① 英文为chickenliver字面意思是“鸡肝”，含义为“鸡奸”。
“鸡奸？”
“对。你想知道我的梦，对不？好，这就是我的梦。于是我们就在一个小小的火炉上炒起了鸡肝——在法国的火车上人们就是这么干的。”
“是吗？”法大夫插嘴说。
“在梦里。”
“成功了？”
“是的。”
“干得怎么样？”
“鸡肝？”
“不，性行为。”
“这算什么问题呀？”我问道，显出狂想症病人的焦躁不安。
“让我判断一下，请回答问题。”
“鸡肝确实非常好。”
“性呢？”
“不怎么样。”
“为什么？”
“我根本没干成。干到半截我低头一看才发现，我的生殖器变成椒盐卷饼了。”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嘛，下面的事我记得，我跟我那已经死了的父亲一起吃百吉圈和软奶酪。”
“你经常梦见吃东西吗？”法大夫试探我说，同时发疯一般写着什么。
“是，就是，不跟死人谈话的时候。昨天夜里是个例外。我不但吃了软奶酪和鸡肝，还跟父亲谈了话。”
“也就是说，这预示你正濒临崩溃，对吗？”
“不！跟那毫无关系！是你引起的关于梦的话题。”我略带愠怒地说。他真的是个笨蛋吗？“让我受不了的不是睡觉的时候，是醒着的时候。”
“好吧。咱们来说说你。”
“我？这么半天咱们都说什么了呀？”我有点生气了。
“对不起，我指的是你的健康情况。”法大夫一点不着急地说。
“噢，是这样啊。”我说，并且抽了一下鼻子。
“头疼吗？”
“让你猜着了。”我点点头，脸部肌肉痛苦地扭在一起。
“哪儿疼？”
“这儿，这儿，还有这儿。”我说着指了100个地方，而且是真疼。
“便秘还是腹泻？”
“对。”
“哪一种？”
“都有。看情况。”
“懂了……失眠吗？”
“往轻处说吧，一夜起来六七次整理床铺。”我坦白地说，让人相信这绝对是真的。“床单子一皱巴就再也睡不成了。”我无可奈何地叹口气，意识到这可不是我所期望的，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是撞在精神病学的石头墙上了。
“好吧，努德尔曼先生，”法尔赛德医生说着合上了笔记本。“咱们言归正传吧。”
“正传？”我耸了耸肩。“行啊，这就是正传。我有病，这就是正传。”
“对。我已经看出来了。失眠。压抑。对富贵的幻想。无法控制犯罪感。有幻觉。频发阶段性紧张症，对吧？把非真实的当做真实的，或者把真实的当做其它的。妄想症。”
“这才是一半哩。”
“传统征兆。”
“怎么说都行，”我耸耸肩心中开始起疑。
“我管这叫精神分裂…妄想…精神变态外加偏执狂综合症。”
“没错。”
“你也没有忘了得偷窃症。”他自鸣得意地对我咧嘴笑。“有没有恐水症？恐高症？其它的精神失常或者精神错乱症？”
“你在拿我开心玩！”我生气地说。
“听起来你像是在做某一项研究。”他给我一个同情的微笑，接着像我那位主席或者约翰·米歇尔一样咯咯笑起来——随你说像谁吧。“你说的这些症状，只要你有十分之一，你就只能躺在床上了。我可以向你保证，你根本就不会再上街走路了。”
“这么说我是有点夸张。”
“有一点。”
“我真的头疼！我真的有幻觉！我真的有严重的压抑症！我——”我坚持说，可是已开始哽咽，咸咸的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妈的，我来这儿是为了寻求帮助，并且希望最终将我——”
“请坐，请。”他说，手里拿着半盒面巾纸。“告诉我你究竟想要什么？”
“想要？想要？我想要帮助！”我喊叫着，只觉得浑身无力，把脸埋进手里。“我——我再也没有办法了。”我边说边咬手关节，直到尝到了血腥味。我泪如泉涌。我为自己哭泣，为我的家庭哭泣，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为拉丁美洲以及我所知道的其它地方挨饿的孩子们哭泣，为我在根茨家以及在布朗克斯所受的侮辱，为了被迫改写连擦屁股都不值的狗屁文章，为了——为了所有倒霉的事情哭泣！“我累极了，大夫，这就是正传。我再也生活不下去了。说穿了吧，我想进医院接受治疗，使我摆脱残酷的社会主流。”
“你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把背上的猴子放下来。”
“猴子？”
后来我像一个胡言乱语、抽抽泣泣的傻瓜，又像毫无自卫能力孤立无助的孩子——抛弃了一切障碍，像放连珠炮，把所有的事一股脑儿抖了出来。我匍匐在这位精神与医疗医生职业性的仁慈面前，恳求他动用一丁点儿良心，发扬人道主义，在一份官方文件上签个名。
“我必须有社会保险，否则我只有一死，大夫，”我向他描述如何在四年中到处奔跑，却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更不要说保持一份工作了；我如何意识到家庭即将分裂，亲人们将弃我而去；往日的朋友如何像躲避天花一样回避我；长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如何使一个人变得极爱动怒和丧失理智。“精神变态也罢，神经官能症也罢，精神病也罢，叫什么都行，大夫，我求求你，”我说着跪倒在医生面前，他手中握着具有生杀大权的钢笔。“饶了我吧。宣判我有精神病吧。”
“并且把你列为残疾人。”他笑了，声音不大，但是傲气十足，居高临下，一派讨厌的家长作风——这个毫无同情之心的混账精神病医生，这个假正经的专家，他从没少吃过一顿饭，没见过他的孩子穿破衣烂裳，从不知道在茫茫黑夜中想到一天即将开始便紧张害怕的滋味。
“听着，努德尔曼先生，”他说，他使我这辈子都将为匍匐在他面前而感到羞耻，“你以为只有你自己才想得出这个了不起的主意吗？”他拿起一沓档案把它们扔到桌面上。“我们一天见10个像你这样的人。10个。社会保险。够了。够了。难道不是吗？”他嘲笑地大笑起来。“你是个正值生活巅峰状态的壮男子汉。”
“生活巅峰，”我嘲讽地说，“但是我甚至不——”
“是的，不过这是暂时的萧条。所以你需要更加努力。社会保险？”主席狞笑着摇摇头，乃至狂笑起来。“你告诉我，是不是以为我很喜欢坐在这个诊所里，听古伯斯威尔的每一个穷人来抖搂他们的困难呢？”
“你不喜欢吗？那就让我坐在这个位子，如果给我钱的话。”
“你以为我不想早一点退休吗？社会保险？”他接着说下去，脸都笑红了。我开始认真地想，说不定他就是这个疯人院里的一员呢。“假如每个人都跟你的想法一样情况会怎么样呢？”法医生问我，此时他忽然冷静了下来，试图给我讲道理。
“可是他们的想法跟我的不一样！”
“为什么要一样呢？”他坚持说，这个胖脸蛋的资产阶级医生，社会意识的代言人。“那谁还会去开公共汽车？谁还会去修汽车？送邮件？在工厂做工——？”
“这些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
“没有关系。我来这儿不是跟你讨论社会分工之类的哲学问题的。我是来求得一点点人道主义的理解。我。需要。帮助。你听见没有？”
停顿。
“我很抱歉，”法医生说，他镇静下来，声音又恢复了原先柔和的语调，面部表情又恢复了平静、无表情的常态。“对不起，我帮不了你——至少不能像你所想的那样帮你——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些药。”大夫说着朝办公室走去，拿过处方笺在上面曲里拐弯儿地写了些什么。“给你。”他说着将那张处方撕下来递给我。“这是抗抑郁药。试一试。会有帮助的。这药可能引起口干，但是——”
抗抑郁药！真会开玩笑！我冲出诊所。抗抑郁药？我喃喃自语，艰难地朝那些脏兮兮的古伯斯威尔公寓方向走去，无处不在的冰凉凉的雨顺着脖颈向下流淌。我需要的是一年换一次的药方，凭这个方子可以得到沙沙响的百元一张的钞票，“饭前或必要时服用。”这才是我要的抗抑郁药，法尔赛德医生，主席先生，尊贵的大人！
20
当可否买一个只容一勺的小碗冰淇淋也已成为家庭的重大决策时，你的生活水准无疑是降到了最低水平。日子还将就时“说不”的策略现在已经变成了“不”的无数次方。已经记不得最后一次在城里喝咖啡是何年何月了，更想不起什么时候享用的最后一瓶阿司匹林或者最后一管牙膏。正餐只有“菜汤”，成分只是从A＆P罐头底刮出来的一点点豆子，把它们倒进一大锅汤里。从很早以前看过《白雪公主和几个小矮人》之后再也没有进过电影院。小猪储钱罐早已被洗劫一空，各个角落里被遗忘的钢镚儿也全扫了出来。总而言之，我们已经立誓禁绝一切含有货币交换的活动，尽管令人吃惊的是我们人类所参与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钞票。就连搞文学创作的纸张也严格地控制了起来，改用小纸头，餐巾纸和卫生纸。
自从上次与法医生难忘的会见以来，我一直以近乎公允的兴致观看眼前这过得窝窝囊囊的日子，在这部可称作我的一辈子的肥皂剧里，几乎每一件可预料的事都错了，都变得发酸发臭了。汽车毁了，婚姻发生危机，索斯基一家的麻烦。连狗撒尿也出了问题，兽医给它做一次检查手术，开口就要150美元。
于是诸如此类的事情犹如燎原之火飞速增多：厨房发生了一次小火灾，不严重但需要换个新房顶。一个炉灶和一套碗柜。屋顶漏水，我上房去检查房瓦时绊了一下，为了避免越墙掉下去，我用力过猛，一只脚踏穿屋顶，结果扭伤了脚踝还折了一个脚趾头。医生安慰我说，只要数月内脚别沾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水泵坏了，必须到半英里以外的泉边用桶拎水。利夫偷拿一个糖棒被抓住了，店主宽宏大量不指控孩子，只要交1角5分钱补偿一下损失即可，因为那咬掉半块的糖已经不能再上架了。
比这些还糟糕的是，利奥今天下午打来由我付费的电话，告诉我他的书告吹了。
“可我以为已经大功告成了呢。”
“本来是的，本来是的，”他努力克制不哭出来，“原先就剩下出版商寄合同来了。”
“是这样？”
“但是他们改主意了，”他哑着嗓子说，“突然间关于胖子的小说不时髦了。就是这么回事。噗。”
还有那些姑娘！他说，她们简直把他折磨疯了。他必须离开布鲁克林，否则非疯了不可——所以下星期他要来这里住一段时问。乡村的空气对他有益。
一段时间是多久？他只把衣柜和胃口搬来，那就是说利奥将在两天之内把我们家吃光，连房子都要吃掉了——凡是他喜欢吃的东西全都逃不过去。他把东西收拾好以后马上就来古伯斯威尔。我肯不肯赏光到汽车站去接他？
窘迫的生活以极快的速度下滑，几分钟以前我决定给最后一个赞助人曼德尔打电话，说服他再少借给我一点钱。可你知道那个实用主义的滑头怎么说？他说：“要是你不停地无偿给某人送东西，就会毁了他的自我。”
自我？什么自我？曼德尔，你这自私的臭家伙，好好省着你那肿胀的存款和撑破了的储藏室吧，我咬牙切齿地嘟囔着，盯着窗外的乔治，他又开着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