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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歪和延安定亲也是在坡道上。那天早晨歪歪去沟里担水．走到拐弯的地方看见身后跟了一个人，歪歪没在意，哼着酸曲还朝坡下走：“对面面的那个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那就是我那要命的二妹妹……”正唱着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喊：
“秦万宝。”
歪歪还不在意，还走，还唱。背后的人又喊：
“秦万宝！”
歪歪想起来了，自己有个大名叫秦万宝，可使得上的时候太少。歪歪转回身看见是延安，就笑了：
“叫歪歪多省事，我都忘了咱还有个大名秦万宝。”
延安说：“秦万宝，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啥事。”
“我想问问你同意不同意和我结婚？”
“说甚——结婚？和谁哩？”
“和我。”
冬天的太阳在天上挂着，高高的，白白的。没边没沿的黄土坡在脚底下一坡连一坡地漫到天边。脚下这条曲里拐弯的坡道冻得又干又硬。歪歪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双顶破了头的烂布鞋，又抬头看了看又高又白的太阳。歪歪拧了一把清鼻涕，歪歪说：
“大白天的，我不和你说梦话。”
延安急了，就把自己那份决心书拿出来：“秦万宝你看，这是我给公社革委会和党委的决心书，我要在陕北扎根一辈子，我要和一个农民结婚，我要把自己的后代也留在陕北，世世代代干革命！”
延安这么说的时候，歪歪已经担着水桶咯吱咯吱走远了。延安就在他身后喊：“你要不同意我就找别人。反正我要和一个农民结婚，我要留在五人坪！”
听延安这么喊歪歪就站住了：“那不行，那得有个先来后到，我又没说不同意。”
延安就说：“那我就在决心书上写上你的名字了。”
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了。歪歪朝天上看看，太阳在天上挂着，高高的，白白的。歪歪朝远处看看，没边没沿的黄土坡在脚底下一坡连一坡地漫到天边，自己每天赶着羊群一坡连一坡地不知走过多少遍了。歪歪就问：
“延安，你看上我甚了？”
“你们家是真正的贫下中农，你爷爷从红军来陕北的时候起就是贫农团的团长。我就是要找一个真正的贫农，一个真正的农民。”
歪歪又说：“延安，我可给你掏不起彩礼钱。”
延安把那份决心书晃晃：“我一分钱也不要，我要破旧立新搞一个革命化的婚礼。”
歪歪觉得头涨得很大，歪歪说：“把它的，甚好事情也叫我赶上了。”
等到看着延安兴冲冲地走了，歪歪就又咯吱咯吱地挑着空桶下坡，走了一阵高兴得实在憋不住，就扯喉咙唱起来：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呼儿嗨唷，
他是人民大救星。
唱完了，歪歪扭回头来远远地看着延安好看的身影，感慨万千：祖宗的，不是毛主席，上哪儿找这好事情！
延安的决心书从公社转到县里，从县里转到专区。从专区转到省里，省里就来了个记者。记者采访完之后告诉延安，最迟一个星期之内文章就会见报。可是一个月过去了还没有音信。邮递员一星期来一次，只要邮递员来了延安就把一星期的报纸从头到尾。最后邮递员送来一封信，记者告诉延安说，省里的领导认为这件事很典型，这种精神值得大大提倡，但是考虑到延安家庭的政治问题，认为这件事情不合适做过分的宣传报道。看了信延安哭了，她不知道自己做到什么程度才算脱胎换骨，才能挣脱父亲给自己投下的阴影，才能让人们相信自己是真正想革命的。延安把这件事讲给歪歪听，一面讲一面就又哭。看见延安哭，歪歪凉了半截，歪歪说：
“延安，是不是报上不宣传咱俩的材料，你后悔了？你要后悔，咱就拉倒吧，反正我连一分钱的彩礼也没给你，我就知道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延安突然抬起头来不哭了，延安说：“秦万宝，你别不相信人，这件事我一定要做到底，咱们明天就去公社领结婚证！我要让他们看看我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
看着延安那双哭红了的眼睛，歪歪就有点怕，歪歪就想，这女人。
第二天两人在公社领了结婚证，又一起买了锅碗瓢盆之类的用具。延安特地买了一身蓝制服，一双解放鞋。然后延安把十块钱和这一身新装交给歪歪说：
“秦万宝，我提上这些东西回村，你去县里红旗澡塘洗个澡。”
歪歪高兴得脸都红了：“我这一辈子还没洗过个澡哩！”
从公社到县城还有四十里路，歪歪走到县城，红旗澡塘关着门。歪歪算了算钱，狠心花了五毛钱在城关大车店住了一宿。第二天又去，澡塘还是关门。有人指着门前挂的一块木板说： “没看见，内部整修，停止营业。”歪歪没办法，只好风尘仆仆再走五十里路回到五人坪。一路上都把那身新衣服小心翼翼地夹在胳肢窝里，歪歪知道，这是自己入洞房的行头。
婚礼就像延安说的那样，是革命化的。由支书和队长带着给毛主席像鞠了三个躬，又念了两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支书说：“叫两人唱个歌吧，就唱《东方红》吧。”延安和歪歪就唱，延安唱得有板有眼，歪歪总是跑调。歪歪一跑调，大家就哄哄地笑。唱完了，也笑完了，大家还不散，院子里静得有点空落落的。延安说：“那我再给大家唱个歌吧。”说完就唱：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延安唱得很激昂，很用力，一张白白的脸憋得通红通红。延安的同学们都愣愣地盯着这张激昂通红的脸，他们都知道延安做了一件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等延安唱完了，院子里又静下来，乡亲们还不想走，好像还想等着看点什么，院子里又有点空空落落的。支书不耐烦了，支书拍拍手说：“完球事啦！入洞房吧！”于是。人们就看着新郎新娘朝那幅红对联走过去，对联是延安自己写的。上联是：扎根陕北一生务农，下联是：脱胎换骨永远革命。这对联一不对仗，二无平仄，其实是两句革命口号。一身簇新的歪歪跟在延安的身后，走进土窑的时候转身关上了门。门一关，就只剩下两条红艳艳的大红纸，突兀地挂在满是镢痕的黄土壁上，像是翻着两片包了满口黄牙的红嘴唇。人群里忽然有人喊：
“歪歪，你狗日的好好感谢毛主席吧。不是毛主席你到哪儿找媳妇去！”
歪歪在窑里听见喊就笑起来，歪歪说：“延安。你听，狗日的们全都眼红我哩！”
等到吃了晚饭点灯铺炕的时候，歪歪终于忍不住告诉新娘说，自己在县里没洗成澡。说完歪歪又抱歉地补充道：
“延安，你要嫌肮脏，我烧些水自己洗洗。”
延安说：“那我在外边等你。”
外边很黑很冷。外边没有星星，只有一轮半圆的月亮冷冷地挂着，冷白的光勾勒出荒凉至极的高原。延安想：自己就是在这片高原上出生的，妈妈说爸爸只有半天的假期，爸爸在一座土窑里匆匆为自己接了生，就又匆匆而去。然后妈妈就抱着自己带着姐姐们，躲进一个更远更荒凉的土窑里。现在自己终于又回到自己的出生之地。延安在冷白的月光中听见窑洞里哗哗的水声，冷白的月光照着延安，也照着延安即将经历的仪式。猛然间。延安泪如雨下，延安把许多滚烫而落套的泪水纷乱如麻地洒在一九六九年荒凉至极的黄土高原上，看见这些眼泪的只有那半个冷白的月亮。
等到哗哗的水声停下来，延安推开了窑洞的木门。听见门响，歪歪下意识地用手捂住自己的下体，歪歪说：
“延安……”
延安抬起头来，骤然闭起眼睛。延安没想到歪歪竟是这么粗壮这么肮脏。
歪歪又说：“延安，这半盆水不抵事……”
延安朝土炕走过去，延安一口吹灭了炕头的油灯，窑洞里刹时黑得像一个封死了出口的墓穴。闷人的黑暗中歪歪听见脱衣服的声音，延安一件一件脱下自己的衣服，延安说：
“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底。”
黑暗给了歪歪胆量，歪歪放开捂着下体的手，歪歪觉得自己的血在响，歪歪说：
“延安你不后悔么？”
“不后悔。”
可当那个粗壮僵硬的身体裹着一股男人的气息和浓烈的羊膻味压下来的时候，延安突然像被刀扎一样地尖叫起来，推着，打着，嘶叫着，挣扎着。歪歪蛮勇地压下来，歪歪气喘啉咻地叫着求着，忽然间山崩一样的快感在两腿问狂涌而下，涂满在两人身下的床单上。失了锐气的歪歪哭嚎着倒向一边：
“你这算是干啥呀？你这算是个啥女人？你是人不是人呀你……”
延安随手抓起枕巾浑身上下拼命地擦，一直擦到浑身火辣辣地疼得钻心。这一夜两人都没有睡。
等到天快亮的时候，延安起身点着了炕头上的油灯，延安朝着歪歪转过身去，延安说：“秦万宝，我想好了，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底。”
歪歪扭过头来。歪歪扭过头来的时候，在昏黄的灯光中看见一尊千篇一律洁白如雪的女人的身体。
第十六章
一
二十年以后银城人怎么也无法认定六姑婆确切的死亡时间。邻居们说撬开屋门的时候那张雕花的檀木大床上躺着一具骷髅，苍蝇扑天盖地地朝门口抢着飞出来，黑黝黝的一片，几乎把人撞倒。人们说大概就是一九六七年夏天或秋天的事情。在这之前，六姑婆领养回家来的那个孩子之生和她的丈夫冬哥都已先后死了。“文化大革命”银城死的人太多，那时候没人注意谁是什么时间死的，反正六姑婆一家人死光了以后，在双牌坊这幢大宅院里，九思堂李家的人才算是一个也不剩了。然后人们就指着那一片空地说：原来那两座好看的石牌坊就立在那里，有两三层楼房那么高，是全银城最高、最大的石坊；石坊上边还刻了圣旨：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石坊后边是一棵五百年的老槐树，当年“古槐双坊”是银城八景里的第一景；这也都是“文化革命”那些年砸的砸了，砍的砍了。这些话人们不知说了多少遍，对党史办公室的人讲过，对地方志编写委员会的人讲过，也对银城市旅游局的人讲过。后来只有旅游局的人对这事感兴趣，就在那块空地上立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只写了六个字“古槐双坊旧址”。在啰啰嗦嗦地讲了上面那许多话之后，邻居们问李京生：
“要找的那个李紫痕是不是九思堂李家的人？”
李京生点点头。
“对头，就是六姑婆。我们只晓得六姑婆姓李，我们只喊她六姑婆，不晓得她还有这个名字。你同志也是旅游局的干部么？”
李京生摇摇头。
“是写党史、写地方志的？”
李京生又摇摇头：“六姑婆是我姑姑。”
邻居们警觉起来：“你是来收房子的么？”
李京生哭笑不得地又摇摇头。他转过脸去，看见了那块空地。空地上挤了一排小贩，小贩的货摊上摆满了红红绿绿春夏秋冬的衣服，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玩具，所有的人都在用银城的方言拼命地叫卖，李京生听着觉得像是在听唱歌。李京生发现这个城市里的年轻人都还穿着在别处早已过时的喇叭裤。这个城市里的年轻人穿着早已过时的喇叭裤，说一口如歌的乡音在街上走来走去。在这一片如歌的乡音中，李京生那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显得非常突出。他只要一张嘴，便会有许多惊异的眼光投过来，李京生即刻就陷入陌生的包围之中。没有人知道，许多年前，李京生在家里是听着这种如歌的乡音长大的。听他说话没有人会相信他是此地人，而且还是九思堂李家的人。他从一下火车，就淹没在这种陌生感当中，随着那一大股说家乡话的人流飘到大街上．明晃晃的太阳照着一座随山起伏高高低低的城市，照着一条穿城而过的平平常常的小河，河上有两座桥，一座旧的是石桥，一座新的是铁桥。这就是老家了。这就是从小在父母嘴里听了无数次，又在八姑的信里、电话里讲了许多遍的银城。如果不是父亲、母亲和姑姑讲了那么多次，他实在不能相信，这是一座曾经和自己的亲人有过千丝万缕联系的城市。他实在不能相信，这是叫八姑在电话里痛哭流涕的家乡。随着姑夫到了台湾的八姑。不知怎么又辗转到了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不知怎么在断绝了四十年的音讯之后，竟然通过家乡的“华侨办公室”，又找到了弟弟的孩子们。几次通信之后，八姑知道自己同辈的亲人一个个都死了，伤心欲绝的八姑在电话里对李京生哭着说：
娃儿．你一定要回银城看看，去看看我们的老屋，看看九思堂的双牌坊，再去坟上看看六姑……去了给我照些相片寄来。”
如果不是为了八姑，李京生不知道自己一生一世会不会跑到这样偏远的内地来。站在这座城市的大街上，连天上的太阳看上去也似乎都陌生了许多。小的时候李京生记得有一次母亲指着一张发黄的旧照片说：“这就是你八姑。”对那张照片李京生并没有留意。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才在那些批判、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上。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八姑的名字，才知道她叫李紫云，才知道姑夫是一个国民党的中将军官。父亲的所有罪名都和这两个人有关系。那时候李京生甚至有些怨恨八姑，怨恨这个远在万里之外，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灾难的姑姑。那时候李京生没有想到这个断绝音讯的姑姑，竟然会万里迢迢、远隔重洋的找到家乡来。在最初的十几封信中，李紫云每次都要夹进一些旧照片，并在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有她颤颤巍巍的批注：“早多年前仅此一张”，“大学读书时和你妈妈所照”，“这一张是我离开大陆最后一天在银城所照，背后的菊花亲手所植，走的那天我最后给它们浇水”，“在台北做校长时在门前所照”，“这一张是我走的路，上上下下十八年，前去上班。有点弯的地方是去学校，小桥流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