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若不是逃的快，这堆碎石肯定成了我们葬身的坟丘。
在矿洞里的行进中又遇到了危险，当时正走在井下的一个拐弯处，猛地听到侧面的矿洞里有声响，随同我们进入矿洞的武装人员机灵地拔出了枪，喝令对方一个个走过来，原来这是一群另一个矿主雇佣的打手。十几个彪形大汉中有几个还冒充是当地公安局的，身上还带着家伙，若不是陪同我们下井的武装人员拔枪在先，用武器逼住了他们，事情的结果还真难预料。
有人把记者称为无冕之王，但实际上，许多时候记者也是像行伍出生的那样把脑袋瓜子是系在裤腰带上的。
青藏高原上的雀儿山终年积雪，是海拔六千多米的生命禁区，这个高度对于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来说，上去采访会是什么样子，生命能不能承受都是一个迷。为了保证完成任务，我们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度上，曾经召开过一次节目的策划会，我们戏称为“生命策划会”，因为第二天要爬到海拔五千米以上，严重的高原缺氧，能不能使采访任务完成，谁心里都没底，所以我们将采访的每一个细节、要得到的采访内容、必须拍摄到的画面都一一的列成了提纲，夜里十二点钟，三个小时的策划会结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相互传阅着这份提纲，记住其中的要点，并互相约定不管是谁倒下了，剩下的人都要按照提纲的内容把采访任务完成，说这番话的时候每个人神情都是那样得凝重，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不前，在大家的心里，完成任务是唯一的选择。
在近年的采访中，一些涉及公检法的报道难度越来越大，一些法院更是拿出了系统的内，文件，以上级有规定为借口，拒绝接受舆论监督。在广西北海曾经有一个带黑社会犯罪性质的团伙，他们有多起命案，在当地横行乡里达数年之久，这个公开犯罪的团伙曾经几次险些落入法网，可又一直没有受到制裁，如果没有保护伞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但在我们的采访报道中，一些部门设置了重重障碍，采访几次陷入了僵局，向领导请示后，领导也已同意人员撤回，节目不做了，可争取一线生机，将节目完成的意愿一直在支撑着我们反反复复地寻找突破口，到了拍摄的第八天，才通过迂回调查、侧面印证等多中手段将节目攻下来了。
实际上，这种尽一切微小的可能去完成报道，在每一期《焦点访谈》节目的背后都有着许多这样的故事。
杠杠二，对于任何一个批评报道来说，没有任何规定对节目的精彩程度提出要求，对于记者来说，任何一个细节，任何一个闪光点，只要能给节目添彩，就是深入虎穴也再所不辞。
报道中一个镜头一个细节的展示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为了获取这样一个镜头一个细节，需要花费的经历绝不仅仅是在电视上一闪而过的几秒钟。
按照国家采矿的规定，矿洞与矿洞之间都是靠坐标来划定区域的，这样才能够避免相互越界开采，在《危乎国矿》的报道中有这样一个细节，记者在微弱的手电筒光照射下，将耳朵贴在矿洞的石壁上，同期声里隐约地传出了另一个矿洞向这里掘进的凿岩声，这个细节将当地矿山秩序混乱，矿洞与矿洞间胡挖滥采的问题很真实的再现出来。可为了得到这样一个细节，记者在黑漆漆的井下一会儿淌水、一会儿手脚并用的攀爬，折腾了大半天。
一段时间以来，法院的执行难是公众最为关心的话题，执行难的因素很多，但更多的是法院内部自身的问题导致的，在《赞助不交执行难了》节目中，湖北荆门中级法院的执行难，是因为他们要强收赞助费，不交赞助费就不给执行。为了得到法院强收赞助费的证据，我们在当地整整策划了一天时间，设计了反复索要各种数据的采访办法，结果以巧妙的方式获取了法院根本不向外出示的图表。在这份图表上，有法院向各个执行申请人收取的各种赞助的明细，试想，如果没有这个细节，那么整个片子的精彩程度都会降低，因此不遗余力的抓细节展示成了《焦点访谈》记者时刻绷紧的弦。
杠杠三，没有任何一个规定，某一个报道必须要在什么时间内完成，但对于记者来说，完成的时间表就是二十四小时连轴转，越早越完成报道越好。
《焦点访谈》节目不同于新闻，它需要对事实的总体把握，需要对证据链条中各个环节有机的分析印证，因此除了拍摄的难度大，制作过程也非常复杂。每一期节目从编辑开始到最终完成，确实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这个周期的长短，往往领导并没有明确的要求，可是在《焦点访谈》的节目组里，你每天都会看到许多匆匆忙忙的人，最常听到的话就是“赶”节目，这个“赶”，总显得这么急迫，从熬红的双眼上看，肯定又刚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赶节目所说“赶”，是记者自己给自己定下的时间表。
河北唐山由于小煤窑胡乱采煤导致村民的墙倒屋塌，一般情况下，这并不是什么突发性事件，能够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制作完成就可以了，可是记者给自己定出的时间表是力争回京后第二天就播出，这样一来，熬夜是在所难免了。可节目播出时由于加上了“这是记者昨天在现场的所见所闻。”一下子就提升了常规事件的新闻性。
杠杠四，没有任何规定，做节目的人要对节目的播出负责。可对于记者来说，只有等待节目播出后才能体会到完成任务的轻松感，因为，播出就是胜利。
在《焦点访谈》节目中，有许多的报道是始终未能与观众见面的。节目没能播出并不是由于记者没有采访到可以播出的内容，而是由于说情等各种压力使节目胎死腹中，记者要想摆脱这令人难堪的现状，顺利地完成一个节目，那么，除了要对采访和制作负责之外，还必须对播出的可能性承担风险，以致于许多的节目，从策划开始就算计到播出问题。
安徽阜阳市是皖北的相对贫困地区，前些年在大贪官王怀忠把持下凭空吹嘘的数字政绩比比皆是，地方税收原本是反映地方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税收的多少是制定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重要依据。可在当地的地税税票上，纳税人的姓名却凭空造出了克林顿、叶利钦等等外国元首的名字，就连两千多年前的古人秦始皇也被挖出来充当了集镇上做小买卖的纳税人。荒唐编造的税票背后隐藏的是凭空捏造的政绩，对这个惊天消息的采访自然会招来大批的说情人，为了保证节目播出，在前期采访过程中我们就开始东拉西扯的将真正的报道意图隐藏起来，在证据的取证过程中，采取了特殊的一对一取证方式，使证据链条中的重要证人间互不清楚采访内容，为了能够有效的麻痹不断升级的说情人，我们还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方法（具体内容不便透露），
在采拍的本职工作之外顾及播出，这使《焦点访谈》的很多记者都有一个普遍的感受，那就是应酬太多，应付太累，甚至有的老记者感慨的说：现在做节目要拿出一半以上的精力来为播出花心思。可舆论监督的节目毕竟靠播出才能监督，因此，播出就是胜利，已经成了记者的口头禅。
杠杠五，没有任何规定制作节目要对所报道的问题解决的情况负责，但对于记者来说，只有看到问题的最终解决，才会将视线转到另外的问题上。
舆论监督是为了解决问题，对监督的人和事，大部分的节目都能很快的收到处理解决的反馈，这也是《焦点访谈》节目让一些人害怕，让群众欢迎的原因所在，对于那些问题解决的不好，群众不满意的结果，《焦点访谈》记者的再次关注就显得格外重要。
《沉陷的农舍》报道了小煤窑胡采滥挖造成村庄墙倒屋塌的事实，但当地对此事的处理结果群众不满意仍感到问题很多，于是记者第二次《再访沉陷的农舍》。
需不需要回访和到底要回访几次，记者心中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问题真正解决了没有，群众满意不满意。
《被蚕食的国矿》报道的是一座国家投资了七个多亿建起的铅锌矿，在几年的时间里这个矿几乎被蚕食一空，节目播出后国务院领导当即打电话询问情况督促解决，并派出了调查组赴现场解决问题，从当地政府传来的反馈情况看，所有蚕食国矿的企业已全部停产，问题已经得到了根本解决，可在记者回访中，意外的得到了这样的消息：一些当地政府的企业在每天的后半夜仍然在不停地盗挖国矿资源，为了搞清真相记者于凌晨三点钟摸黑儿（不敢打手电，怕被企业放哨的人发现）爬到了对面企业的山上，将这家企业继续违抗国务院的指示，盗挖国矿的行为拍个正着，并再次以《私挖国矿暴光后》为题进行了揭露，促使对方痛下决心，解决问题。
不成文的规定在《焦点访谈》的从业者中还有很多，能够守着这些不成文的规定，靠的是大家对《焦点访谈》这个栏目的热爱，靠的是维护这个品牌形象的愿望，靠的是大家对新闻批评事业满腔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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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医何以盛行／萧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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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游医骗术的补充说明
《游医的自白》终于播出了。本来想在这个节目里说得并不仅仅是自白，还有很多幕后的东西，比如说，这些骗人的游医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给人看病的，他们拙劣的骗人术为何能够得逞……但是这个节目的重头戏并没有播出，而没有播出的东西其实更有趣。
该节目的拍摄地点是河南省漯河市。我和摄像朱邦录在那里进行了两天的暗访。为了搞到最详实的素材，朱邦录化装成性病患者，在当地数家医院几进几出，又是验尿又是抽血，为了节目可谓是流血流汗，据说检查过程中还数次忍受了年轻貌美小护士的种种非礼（道听途说，请诸位向其本人核实后再作定论），终于拍摄到大量生动的事实。
事实证明，情况和线人反映的完全吻合。在当地医院里，只要进了皮肤性病专科门诊的，100％诊断成有病。其间，朱邦录同志忍受了巨大的心理考验，先后被诊断为“泌尿系感染”；“非淋性尿道炎”和“严重的性病”，被游医恐吓“可能会危及心脏和脑血管”、“会传染妻子和孩子”以及“八大性病之一，已经到了不治不行的地步”，等等。可怜朱大摄去第一家医院暗访时还雄赳赳气昂昂，一副自信十足的模样，到最后一家医院出来已是垂头丧气、神情恍惚，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并不断喃喃自语“我是否真有性病？”云云。从中可见游医门诊真是害人不浅，是身体、心理的双重摧残。
在我们的调查中还发现更严重的情况。那就是——这些非法的皮肤性病专科门诊居然都是用承包科室的方式挂靠在正规医院里的，这就使患者根本对真假医生无从分辨、防不胜防，可谓是挂羊头卖狗肉。具体工作中，他们的药房、收费处和医院分开，为的是方便欺骗患者和内部管理。我国卫生部门早就有法规制度规定，严格禁止医院将科室承包给外人，而各个国营医院在收取游医的好处费之后竟然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听之任之。在漯河市临颍县康复医院，我们在暗访时发现了游医们的藏假药的秘密药房，可正式采访时，三个院长居然是死不认账，说医院里没有这么个地方。等执法人员把门撞开后，院长居然装出一副大惊失色的样子，说“咦，啥时这里有了个这？”随后，为了推诿责任，几个人居然在摄像机面前大吵特吵，最后，发现我们早已掌握确凿证据后，演戏的几个院长和医生竟然当场哑然失笑，场面真是空前的滑稽和戏剧化。最后，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做出种种努力保护游医时，院长竟毫不讳言，说“还不就是为了钱！”
正是一个“钱”字，使这些医疗工作者忘记了自己的职责，给游医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甚至为非法游医提供了一切办公用品和票据、处方笺、化验单，将游医包装成了正规医院的医生。而这些内容却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能播出。
节目播出后，有一些朋友问我，《游医的自白》里所说的那些骗术真的能骗患者几千元几万元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些游医并不是在低矮潮湿的小平房里骗人上当的，他们是在国家正规医院里，穿着白大褂，架着金丝边眼镜骗人的，他们骗人的同时，有微波治疗仪在旁边闪烁着各种信号，满桌摊着某某医院的处方笺和化验单，因此受骗上当的患者也就不是少数了。以上这些就算是对《游医的自白》的一些补充说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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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只有片段／黄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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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来《访谈》前我所在的城市也是许多人向往的地方，那会儿工作单位挺好，收入挺高，而且围了一群铁友，常常一起吃喝玩乐，日子是逍遥的。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不，确切的说，为了满足一下自己的梦想——在中国搞新闻怎么也得见识一下中国新闻最高殿堂（当时我心目中的这个殿堂就是《焦点访谈》），于是孤苦零丁跑到了北京。
最开始想这种孤独是暂时的，因为最终会回到我热爱的那座城市。第一年是这么想，第二年也是这么想，第三年还是这么想，但是当第四年到来的时候我把档案从可以说是“铁饭碗”的地方拿了出来，放进了北京的广电人才交流市场，印象很深的是办完手续的那天不想见任何人，但又那么害怕孤独，于是一个人在街上游荡了几个小时，这样既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人，又可以不说一句话。记得那时候心理很矛盾，从小在红旗下飘大，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习惯的是安安定定生活，如今，从一个稳定的单位出来了（当时不敢告诉父母，传统的他们是接受不了的），完全的投身到了《焦点访谈》这样一个随时可能会被淘汰出局的地方，心是漂泊的。
访谈是一个完全竞争的环境，这里没有职称的概念，也没有过多等级的概念，任何时候都是谁胜任谁上，大概老资格的人也没有优越感可言，因为全中国想来的人太多，这里常常都有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