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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战略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合作社的农民靠自力更生，实现他们的目标。同时也会对官僚机构的权力产生遏制，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增长将会同步进行，促进社会变革，解放群众潜在的生产力。社会革命和生产发展并非矛盾，而是相互促进。
毛的发展新战略从基本思路来看是冷静理智的，它符合世界银行当时对发展中国家所倡导的发展思路。然而，该发展战略与其第二个思路，即“大跃进”的思路联系在一起来看的话就出现了问题。毛认为，靠新的发展战略可以加快整体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可加速重工业的增长；动员农村未被利用的劳动力，建设小型简易工厂几乎不需要资本投入，反而会创造资本，增加积累；现代化重工业的建设不仅可以继续进行，而且还要加速发展。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要同时快速发展。“大跃进”会使中国15年后超过英国。正是“大跃进”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后来的灾难。
1958年5月，八届二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大跃进”。中国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经济政策上与苏联决裂，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与其相对抗的第二个中心。
在一些农村，党的地方官员和农民们于1958年初就开始了“大跃进”。农村各基层党组织的决议成为这场群众运动的推动力。为了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在农村建立工矿企业，河南省于4月份就将集体合作社变成了更大规模的联合体。毛激动地将这种联合体比喻为1871年的巴黎公社。河南农民将他们的联合体自豪地称之为“卫星公社”。到这一年底，即8个月之后中国已有5亿农村人口组成了2。4万个“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平均有2万人，在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有些公社达到10万人。
人民公社应该是农村新的基层单位，把农业、工业、手工业、教育、管理和农村医疗统筹在一起，就像巴黎公社那样，应该有自己管理的权力。这仅是一个漂亮的理论，实际上真正的统治者是那些公社和下设基层单位的党的干部和党的县级书记。那些本应该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农民在公社里却没有决定权，他们被迫为巨大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筋疲力竭地劳动着。
然而，对此农民们后来才有所认识。起初他们以火热的激情参与。毛曾许诺，中国用3年的努力会变成一个人人富裕的天堂。他打动了农民们千百年来那颗期盼的心。他们将火热的激情投入到劳动中，在红旗下、在歌声中参加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农田让（没有经验的）妇女耕作，人人在公社的集体食堂吃饭，孩子们进了幼儿园。在“家庭后院”大炼钢铁成了农村工业化的标志，1958年7月有3万个高炉，到10月增加到了100万个，几百万人进行着赶超英国的“钢铁大会战”。
公社设立了教育机构，培养农村工业化的技术人员，边劳动边学习，培养人的目标是：“又红又专”。还建起了“红专大学”以及夜校，让农民们读书识字，普及乡村工厂所需要的技术知识。群众要人人成为“技术能手”。毛想用这种方式解决当时进退两难的困境，即一方面现代化的经济需要专业知识人才，而另一方面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又无法争取过来为党的领导服务。
在那个年代，许多公社直接按共产主义的形式分配商品，农民们将个人的财产上交公社，而公社在分配劳动所得时却没有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而采用了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
走上灾害之路
1958年底，“大跃进”所造成的问题已经显露出来，农村炼铁被证明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因为生产出的钢无法使用。由于干部非人道地催促农民劳动，使他们已疲惫不堪，各种错误使农民更加士气低落。许多公社一片混乱。1958年12月中央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重新讨论稳定的问题。由于毛的反对，过分激进的政策没有能够出台，仓促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想法被否定，个人财产又退了回去，重新实施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半年后，即1959年7月底在疗养地庐山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党内领导人的争斗变得公开化了。毛的老战友、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战略提出了批评，他在给毛的一封公开信中描述了这个发展战略给农村带来的贫困。他被撤销了所有的职务。林彪成了新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他在1966年站在毛的一边，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性人物。
1959年秋，又一次掀起了“大跃进”运动。然而在此期间饥饿这个恶魔出现了。1958年的粮食产量统计中，农村干部在上级领导、直到省级领导的指使下将产量目标越定越高，1958年的粮食产量数据被无限制地夸大，说这年的粮食收成与1957年相比增加了两倍达到了3。75亿吨，而实际上仅生产了2亿吨。1959和1960年同样被说成是粮食收成增长迅速。然而，这两年与收成特别差的年景相比没什么两样。
1959年粮食产量下降了15％，仅收获1。7亿吨，1960年又下降到1。435亿吨，1961年的收成虽然略有提高，但仍停留在1960年的低水平上。那些曾经许诺要获取高产的地方干部不敢向上面汇报生产目标未达到的实情，收成比1958年还低。国家粮食收购单位按他们自己的意愿确定粮食上交数额，提高上交额度。他们强迫农民上交其赖以生存的粮食。在许多城市的仓库里储满了粮食，粮食出口不断增加，但是在农村却有人被饿死。
雅斯佩尔？贝克尔复述了河南省一位女农民对1960年冬天的回忆：“在走出村子泥泞的路上有十多具未被掩埋的尸体；一些人躺在光秃秃的田野上；有些活着的人在地上慢慢地爬行着，寻找一些草籽草根充饥……天很冷，一些活着的人看上去健康，然而他们脸浮肿，四肢肿大，身躯瘦小。有些人在艰难的行走中倒地而死，没有一点呻吟。死者只能躺在他们死去的地方，因为再没有人有力气将他们掩埋，整个村庄一片寂静。耕牛死了，狗被宰杀吃了，鸡鸭老早就被当地的干部抵作粮食充公了……在邻近的村庄，有一位妇女将她亲生的婴儿杀死，和丈夫一起吃掉，之后她便疯了。另外一个村庄的农民在村支书带领下企图冲入公社的粮库，结果被开枪打死了。”
这位刘女士所在的村庄有300人，饥荒之后幸存下来的仅有80人。后来解放军开着卡车来了，扔下了装有粮食的口袋。刘女士一直认为，这是毛主席派军队来拯救活着的人。
直到1960年期间领导才意识到了农村饥荒的严重程度。中央派军用汽车把粮食运到农村。然而，这对三四千万农民来说已经太晚了。
此外就是与苏联的决裂。1960年7月，赫鲁晓夫突然撤回了苏联专家。他们带走了图纸，许多建设中的工业项目被迫停止，不少工厂停工停产。1956年，工业生产下降40％。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到1961年的“痛苦三年”所遭到的冲击超过了3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大跃进”变成了“大倒退”。
第十六章 一个短暂的休整期
（1961～1965）
调整恢复
1960年间，当十分可怕的灾难公开化后，毛退出了政治。务实派人物刘少奇和邓小平接过了领导权，开始将低落的经济又重新运转起来。“大跃进”时期的平均主义政策被取消了，有社会差异的苏联式的发展模式又重新得到认可。
农村人民公社正式保留下来，但它的功能却大大地受到限制。在公社下面又设立了“大队”和“生产小队”，后者由一个村庄的20～30个农户组成。农田耕种等类似的事务由生产小队决定。许多没有效益的农村工厂被关闭，许多农村学校和临时授课机构以及农村医疗站也同样被关闭。用物资刺激提高生产的方式又重新得以采用。生产队实行按劳取酬，酬金以“劳动工分”计算，允许经营自留地，农家允许饲养猪及其他小牲畜，重新开放农贸市场。农民的自留地最多可占其耕地面积的12％。60年代中期，农民的私营生产收入占到了他们总收入的1/3。从1962年起农业生产提高，产量达到1。9亿吨，达到了“大跃进”前1957年的水平。
工业发展比农业更快。到1962年形势稳定。1963到1965年间重工业生产每年增长17％，轻工业增长27％。刘和邓在工业生产中采用了与农业生产一样的金钱刺激方法。分红补贴和计件工资使得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大型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地雇佣农村便宜的劳动力，他们不仅工资低，而且也享受不到固定工人的福利待遇，例如劳动安全保险、免费住宅、公费医疗等。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形成了两种工人等级制度。
随着经济的复苏，党内的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也得以恢复。秩序和列宁主义的党的纪律退居后位。1960～1961年的整风工作中，许多干部，从乡村干部到省委书记都被撤职，其原因是“不能充分理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差别”而被视为左倾分子。相反许多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流放的知识分子又重新招了回来，并委以重任。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党和国家管理机构迅速发展。
新领导所推行的政策的目标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造，而是秩序、稳定和经济发展。1962年召开了党代会，主要讨论允许农民种自留地的问题，在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论断：“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这个论断那样表明党在60年代初期的思想和精神。
毛准备搞“文化大革命”
1962年后经济形势和供给状况慢慢趋于平稳，毛从自己选择的沉默中重新露面。他1月份出席了党的会议，并在措辞严厉的讲话中批评了党对人民群众的背叛，代表们鼓了掌，但会后没有任何反应。1962年9月，毛倡议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针对农村干部中腐败现象较为普遍的情形，这场运动要对农村党组织进行一次新的革命精神教育，同时也要对那些不关心政治的农民重新进行思想教育。就像1957年“百花运动”那样，让贫苦农民组成小组对当地党的干部的举止行为进行调查，以便从外部推动党的改革。党内又鼓了掌，中央在1963年5月通过了“十条纲要”，用于指导教育运动的实施，但仍然没有丝毫效果。这场运动遭到党内消极抵抗。
第十七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1969）
“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体系
1966年夏天，当毛72岁时开始了他最后一次重大的革命斗争。在后来的3年中，即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在中国的城市，即在“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属于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特别的事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远远地超越了中国的范围，它的思想成了美国和欧洲大学生造反的推动力。
“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个人权力之争，同时也是这位老迈的领导人为了挽救“他的”革命而所做的拼死尝试。就像列宁临终前还对他的继承人不放心一样，毛担心他胜利领导的革命政权最终被新的剥削阶级所取代，即被共产党的官僚政府所取代，担心中国走上苏联的道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毛强迫共产党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要借用外部的力量整顿共产党，让群众批评共产党。然而这样的计划自“百花运动”以来总是遭到党内的抵制。
共产党应该从列宁主义的先锋队转变为一个走“群众路线”，领导群众艰苦奋斗的组织。它应该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需求、愿望和疾苦；应该安慰他们，起草制定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然后共产党要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解释这些纲领。共产党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对毛来说也是一个不容更改的原则。但是人民应该有批评的权利，这样会对共产党产生影响。在英勇的延安时期，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有这种思想，因此赢得了农民群众的支持。现在毛决心要把已经蜕变为官僚机器的党重新改建成延安时期的党，把那些死不悔改的人清除出党。毛认为这些人在党内近5％，其中有许多是同他一起经历过长征的领导同事。
毛动员青年还有第二个目的：青年人不仅要改造共产党，而且还要通过革命斗争进行自我教育，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人。在斗争中能够产生一代继承毛遗产的革命青年人。毛总是强调，“文化大革命”应该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改变他们的思想意识。
与“大跃进”一样，“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它不符合人的自然性。群众不会有同一个利益，在他们中间有一条社会鸿沟，将其分为制度的反对者和制度的捍卫者。反对者仇恨的绝不仅是党内5％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青年人的革命运动不久就变成了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内战，使城市一片混乱，处于无政府状态。像“大跃进”一样，“文化大革命”也会遭受极其可怕的失败，使中国的发展倒退许多年。
红卫兵风暴 （1966年5月到10月）
1965年底，毛去了上海。在那里他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11月10日，上海的报纸刊登了一篇严厉批评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