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由心造 作者:程莉- 第13部分

　　
　　“她会好的。”我由衷地说，“你也要当心身体，一个家，总要有一个人撑着。”　　　
　　“是啊！去年老婆手术，儿子总是担心，功课也误了。儿子心重，他学习一直很好。”　　　
　　“他肯定能赶上，心重的孩子都聪明。”我说。　　　
　　“但愿如此。”　　　
　　午后走马锦绣中华、世界之窗，然后直奔小梅沙。那马不停蹄的速度，真有点“八十天环游地球”的感觉。当我们面对碧蓝的大海时，我察觉他心情好多了。　　　
　　“时间太短，否则该玩得从容一些。”他遗憾地说：“只好你喜欢哪里，我们多停一停。”　　　
　　“这样挺好。我喜欢匆忙的节奏，喜欢走马观花！”我说。　　　
　　“只要你高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出租车载着我们沿着蜿蜒的葵涌公路，驶向一处尚未开发的海岸。美丽的金海滩沙如碎玉，绿荫繁茂，已是夕阳西下，余辉绚烂，四周十分幽静，除我们外几乎没有一个游人。　
　　“这么美的景致，你也拍几张照吧！”我说。他却坚持为我选景，自己不肯拍：“你这么远来一次，别把胶卷浪费了。”　　　
　　最后一站是沙头角，观光已经意义不同的中英街。当我们在预计的时间刚好坐上回惠州的末班车时，他竟然连快餐也递到了我手里，我又一次感到了他的真诚与细心。令人欣慰的是，终于看见他露出的笑容。　
　　特区之行，又是一次难忘的游历，又有一段真诚的友情。“好人一生平安”，我在心里为他祝福。　　　
　　他叫刘植鸿，深圳妇幼保健院医生，全国健康教育先进工作者。　　　　　　　　　
　　悠悠同窗情　　　
　　当年我就读的中学，男女生分班，各在楼上楼下。那时候的中学生男女之间界限森严，我们几乎不和男生说话。　　　
　　多年后，如果不是一次校庆，如果不是大会之后的一个小聚，也许我们谁也不会意识到，那种我们也曾有过的、埋藏心底的同窗情谊和浪漫情结。　　　
　　校庆的日子是在一个难忘的金秋周末。　　　
　　早早来到学校，远远望见晓薇也在其中，我们依然像当年一样，喜欢结伴行动。　　　
　　晓薇是我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她个头儿和我差不多，那时我们喜欢穿同式样的衣服，戴同颜色的围巾，梳同样的发式，又几乎形影不离，刻意制造出的许多相似，使许多老师和同学产生错觉分不清我俩，甚至有一次晓薇迈进我家院门，连母亲都差点弄错。　
　　晓薇认识的人比我多，不断向外班同学打招呼。在熙熙攘攘的校园里，我们和名字似曾熟悉而面貌却不熟悉的老同学彼此辨认着重新相识，心想，他怎么变成这样了？有的已无印象，递上名片问一句：“我们过去认识吗？”答曰：“倒是想认识！可那时候哪敢认识你们？”　
　　其实我们也知道，男女分班，隔不断楼上楼下的凭栏相望，指指点点、互送绰号，谁心里没藏过一缕对异性同学的兴趣和好奇？　　　
　　言犹未尽。不知谁的建议，当年“楼下”的几位约我们一起吃饭。小巷深处，大家找到一家新开张的小店，轻松随意地坐在一起，心情仿佛回到十六七岁的花季，只是没有了当年森严的界限。　
　　几杯酒下肚，话多起来，每人一段故事，娓娓道来，如泣如诉。一位在电影厂做美工的同学首先发话：“我毕业后当兵去了，刚从部队复员回北京感到很孤独，一心想念老同学，可惜大家谁也不知谁的下落。”一位评剧名角的后人告诉我们：“内蒙古草原上那段插队生活令我终生难忘。尽管看了那么多描写知青的电影、电视和小说，还是觉得没有表达出我们这一代人复杂曲折的心态。”坐在我旁边一直沉默无语的工程师，也开口讲述了一段经历。　
　　“那年我出差南下，飞机起飞不久就出了故障，巨大的机身在云海中颠簸，死亡的恐惧撕拽着每一个人的心。空中小姐要求大家系好安全带，不要惊慌，并说可以给亲属留下遗墨。恐惧和绝望之后，心中忽然异常宁静，思绪缥缥渺渺地升华，脑海中渐渐出现一片轻柔的空白。”他停了一下问我：“你知道我那时候想到了什么？”　
　　我猜不出他想的是什么。　　　
　　“我突然想到了你和晓薇，想到你们当年在校园里形影不离的样子。和你们仅有的交往，是我中学时代最美好的珍藏。幻觉中和你们在一起，好像并不是走向幽深莫测的死亡，使我顿时有了一种视死如归的超然。后来，飞机迫降成功，我又回到了现实中。说实话，如果不是今天见面，如果不是喝了酒，也许我永远不会说出这件事。其实，我没有别的想法，心里是很纯的，你们相信么？”　
　　相信，我当然相信！这个故事好让我动情！不知晓薇是不是和我的感觉一样。　　　
　　同样有过九死一生的经历，我一下子就悟出了这个故事的真谛。当我们带着身上和心上的累累伤痕，从农村、从兵团、从军营回到已经陌生的都市的时候，我们不再年轻。淹没在茫茫人海中的，是一群历经磨难而又不甘堕落的男人和女人。　
　　我们渴望交际，又容易怀旧。只有同学聚会，才是真正没人人平等。想起心灵一隅还存有少年时代暖热了的一丝温情，想起芸芸众生中还有许多同年龄同命运的朋友，就能不断慰藉心中的苍凉与孤寂。　
　　分手时我们相约，不管是不是年年校庆，我们都要年年聚会。　　　　　　　　　
　　同学小周　　　
　　小周其实早就该是老周了，他属龙，已过知天命之年。从年轻时候叫过来，小周被叫顺了，管他是不是胡子拉碴的，大家还叫他小周。　　　
　　小周是我们一拨去陕北插队的知青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我们队阴盛阳衰，十一位娘子军，多半体格健硕，只有七位男生，其中两位还是后来的，个个瘦小单薄。　　　
　　三十多年过去，我们村一干人挣扎了半辈子，没出一个“人物”，在无数生活轨迹各异，境遇也不尽相同的老知青中，小周无疑是最普通的一个。　　　
　　小周个儿不高，身体瘦弱，眼睛近视但不肯戴眼镜，见了熟人快碰上鼻子才认得，说话有点口吃，走路外八字。但他动作敏捷，脑子灵活，干活儿不惜力，心眼儿极好，且热情外向，很得我们那帮厉害的女知青的称赞。　
　　我们插队的那个村子叫“石窑”，和史铁生笔下“遥远的清平弯”差不多。　　　
　　石窑的知青都是老初一、初二的，没什么文化。刚下乡时知青关系有点像当时的国际形势，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男生频生战事，女生时有口角，男女生之间持续冷战，偶尔还与当地知青或外村知青引发争端，后来这种局面因小周的缘故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下乡不久，小周收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匆匆请假赶赴北京，回来的时候臂上戴了黑纱。他简单地告诉我们，父亲患得是脑溢血，眼看快脱离危险期了，病情却突然恶化。万幸的是，他总算见上了父亲最后一面。　
　　小周是搭队里进城的毛驴车回村的，只见车上大包小包装得满满的。“这小子，把西单商场都驮回来了！”我们闻讯涌进男生住的窑洞，看小周就像一个脚夫，把千辛万苦从北京背回来的手提包一一打开，将我们亲爱的父母托他捎来的东西挨个送到大家手上，十几个知青人人有份。　
　　那天是我们插队以来最盛大的一个节日。在食品极其匮乏的年代，插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人人都像饿死鬼。当时有知青的家庭，父母都会把那些平时舍不得买或凭票供应的稀罕吃的攒着，如芝麻酱、肉松、糖果和酱菜等，千方百计带给他们正长身体却在乡下什么也吃不上的孩子。　
　　我记得那次母亲给我带的是白糖和月饼，货真价实的一大包，很有些分量。　　　
　　据说小周在办完父亲的丧事后，跑遍城郊走访了全组十四个家庭（知青中有一对兄妹和一对姐妹，还有的家已不在北京），见到了每一位惦记着远行儿女的父母。父母们最担心的是我们能否吃得饱，农活累不累，会不会被人欺负，甚至能想象家长见了小周就像见到自己孩子一样的心情，恨不得倾尽所有，多给我们带些吃的。小周强忍丧父的悲痛，详细描述了我们在陕北的生活，走进十四家，同样的汇报就得说十四遍，同样的嘱咐就得听十四回。就这样带着十四家亲人的牵挂和重托，小周把装得瓷瓷实实的五六个大手提包用绳子系牢，前两后三地搭在少年人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单薄消瘦的肩上，踉踉跄跄地上了西去的列车。从北京坐硬座到西安，从西安乘“闷罐”到铜川，从铜川再乘长途汽车到延安，最后才坐上队里的毛驴车。一路上他历尽艰辛，每次转车都咬着牙背着沉重的行李进站、出站，不但没有人给他搭把手，还要时刻提防东西被人偷或抢了，连个盹也不敢打。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解开绳子，把沉重的包倒腾着一步步往前挪。后来我想，家长们当时也是昏了头，只顾心疼自己的孩子，怎么就让一个十七岁的瘦弱男孩几千里路带这么多东西，也没有想想他怎么拿得了？　
　　牢牢地记着长辈嘱托的小周回到村里，自觉地成了村里的维和部队，他闪光的品格就在那次探家后逐渐显示出来，只要是知青集体的事，无论担水、打柴、种自留地还是进城买粮，他都主动承担，谁要是和别人有了过节结儿，他都苦口婆心地劝解。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发生大战，直到最后一名知青离村，始终是一个充满友爱的集体。那种兄弟姐妹般的情谊，一直保持到现在。那时，我们连家里捎带来的吃的都要拿出来共享，更没分过灶，这在当时的知青小组中是很少见的。1970年招工开始后，大家陆续各奔前程，有的参军，有的当工人，有的上大学，有的病退回北京，先走的人若赶上夏收、秋收，分什么东西都不拿，全部留给队友。　
　　陕北土地贫瘠，普遍广种薄收。劳动地点通常离村很远，有时候要走出7、8里地。为了不耽误工夫，天不亮就要下地，两顿饭都在地里吃，由半大后生回村“寻饭”。知青“寻饭”的任务常由小周承担。知青不会做饭，特别是不会伺弄拉风箱的柴火灶，往往是人家的饭都担到地头了，我们的火还没点着；当老乡捧着黑瓦罐狼吞虎咽吃完饭心满意足地抽烟袋时，肚子已饿瘪的知青才远远看见小周担着两个明晃晃的白洋铁桶，摇摇摆摆地爬上山梁。　
　　两年后招工开始了，我走得最早不知是否算是幸运，以后的故事就是陆续从大伙口中凑出来的了。　　　
　　有少男少女的地方，本当有风花雪夜的故事，但不知为什么，我们遥远的石窑，十几个情窦初开、朝夕相处的知青在一口大锅里搅和了好几年，愣没撞出点火花来。后来才听说，小周有一段目光游移的时间，眼睛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追随着小W，可能是有点意思。小W和小周住街坊，是个很温和善良的女孩。他们从小就认识，小W对小周印象也很好。我对这个道听途说的故事很感兴趣，而且坚持认为，如果小周适时有所表示，故事肯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直到小W招工离开延安，小周始终没有表明心迹。几年后，被分配到煤矿的小W嫁给了一位外地青年。　
　　小周走得晚，在大部分同伴离开石窑以后，他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延安饮食服务公司要招工。工作虽不理想，但他已经等不起了，不能再让年迈的母亲为他担心，好歹是国家正式职工，月月有工资，小周觉得也就知足了。　
　　小周就这样当了学徒，他干的活是将下水制成熟肉。小周手脚勤快、虚心好学，人又有心，很得师傅喜爱，不久手艺就大有提高，做出的卤肉肥而不腻，味道醇美，许多延安市民都知道饭店来了个好师傅，单位也很庆幸招来一个好知青，他的故事还上过当时的《陕西日报》，登了很大的一篇。我曾经把文章剪下来给同事看，无比骄傲地对人说“这是我同学”时，。　
　　男大当婚，长大了的小周在别人撮合下，娶了一个泼辣能干的陕北姑娘，成了延安人的好女婿。岳父家里负担重，老人的伤病，花去了小周的大部分工资，也耗费了他相当的精力。结婚十几年，他毫无怨言地瞻养老人，帮衬小姨子、小舅子，成了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延安已经没有多少北京知青了，政策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为了满足妻儿对北京多年的仰慕与向往，也为了自己能叶落归根，小周终于下决心辞掉工作，举家迁回北京。　
　　北京城早已旧貌换新颜，家里的老房子拆迁，小周户口不在没有份，一家三口无立锥之地。从北京到延安，又从延安回北京，少年时代就出门闯天下的小周，三十年后依然两手空空。靠亲友帮助，他找到一个需要昼夜看守的小工厂，成了那里的看门人，就在门房安了家。后来厂子搬迁，工作又几经变动，幸亏普通话说得比他还地道的媳妇找到一份临时工。最后，小周在东郊租到两间平房，虽然房子不宽敞，却是一个小小的独门独院，他很满意，几次邀请我们去玩，都没能履约，直到前几年他得一场大病做了心脏手术，我们才相约了去看他。久病初愈的小周面色苍白、满脸疲惫，但是笑容依旧明朗。我们几员女将驾到，海阔天空地神侃，席间还有小周当年心仪的小W，差点把小屋的房顶掀起来。那天他的陕北婆姨为我们包饺子，做家乡菜，大家吃着、喝着、玩得十分尽兴。像当年一样，小周微笑地看着我们折腾，脸上带着令人心悦的热情、坦诚和满足。　
　　和小周在一起，你心里无论如何产生不出同情和怜悯，有的只能是敬意。　　　
　　他不是一个窝囊人，其实很聪明，做什么事都让你觉得是那么回事，无论庄稼活儿，家务活儿还是技术活儿，即使玩牌，他也总是赢家。　　　
　　他不是不思进取的人，在队里时是劳动骨干，在单位时是先进工作者，在知青圈子里是大家信赖的朋友，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于平和的积极心态。　　　
　　他不是逆来顺受的人，有很强的独立观念，不轻易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