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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他我相信汉利是清白的，美国人也相信他是清白的。我告诉他安全局里坚决反对沃德尔，如果他被任命，那无疑是件非常麻烦的事。
“我们需要一切可以得到的帮助，维克托！”
“特德会不高兴的，”他告诉我，并摆出高级文职人员的官架子。然后他丢开了这种让人讨厌的官架子，恢复了他那种比较自然的深谋远虑的风度。
“让我们看看能做些什么。’他低声说，并请我尽快安排他同汉利见面。
当时汉利和我已经建立了合乎情理的工作关系。“哈里特”事件是我们进一步亲近的障碍，但他对我很直率，我试图尽量给他各种帮助。我就像个经验丰富的汽车驾驶员，指引他在二十年的反情报工作中前进，向他指出值得骄傲的成就和应当避免的疏忽。我知道如果我把我同弗·琼斯和维克托见过面的事告诉他，他一定要发火。汉利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具体表现在他的言语之中，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而不是依靠老家伙的关系网来获得成功。但到最后，抱负占了上风，他同意在晚上同我一起到圣詹姆斯广场维克托的豪华公寓走一趟。我喝了一盅酒，然后机智地告辞回到了我的俱乐部，好让他俩自由交谈。第二天维克托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他说，“我们今晚一定得见面，制定我们的计划。”
那天晚上，喝了一阵上等红葡萄酒以后，我们起草了我们的计划。很明显，狄克所推荐的人没有在达官贵人的同行或特德·希思的头脑里留下印象。对于人事问题，狄克总是前思后顾，不能当机立断，当然那并不是他的风格。毫无疑问他工作生涯中的一大错误就是没有能力作出恰当的任命，他经常被情感和传统观念所左右。他在军情五处把霍利斯和卡明提拔得太高，另外他也没能及时在受菲尔比影响的军情六处进行一次必要的大清洗。对汉利也是这样，他知道什么对安全局最有利，但他似乎没有能力抓住机会采取行动。
平心而论，狄克同希思的关系一直不好。他们的作风大相径庭。狄克崇拜哈罗德·麦克米伦，而那位脾气好的老人对他的情报部门的首脑也非常尊敬。同样狄克和哈罗德·威尔逊的关系也很好。他俩的反应都很敏锐，威尔逊欣赏狄克在处理那些令人烦恼的问题，例如罗得西亚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信心和令人宽慰的态度。而希思则是一个目中无人、虚张声势的人，与秋克以前遇到过的人完全不同。狄克发现他自己愈来愈不能从个人角度对首相产生什么影响了。
维克托和我谈论了所有的候选人，甚至还考虑我们能否把维克托提出来作为候选人。我知道他心里早就对这个职位垂涎三尺了，尽管他来当局长将深得人心，然而他知道他年纪太大了，另外智囊团对他这样一位知识渊博的人来说，才是真正的挑战。
我们讨论设法在科学社团中寻找支持，并决定由维克托去找像威廉·库克爵士这样的人以便赢得他对汉利的支持。维克托告诉我他要想办法秘密会见希思。
“正式向唐宁街十号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明智的，”他告诉我，“只要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看到或者听到这件事，那么这件事就又会传回到那些该死的常务大臣那里去。”
当时罗伯特·阿姆斯特朗是希思的首席私人秘书（现在是内阁大臣和国内文官部部长）。他是这场权力之争的关键人物，因为其它任何人都不可能比他更经常、更亲密地接近希思了。维克托任何特殊要求的暗示都会被他报告给常务大臣委员会。维克托决定最好的计划是趁阿姆斯特朗不在的时候接近希思，最好的时机就是下次智囊团召开周末会议的时候。按计划，这次会议将在几个星期以后在契克斯召开。
“我将请特德到花园散步，那里罗伯特可听不到，然后我就在他耳朵旁边……”
巧得很，那时我也经常看见阿姆斯特朗。我最近正在复查美国的“维诺纳”，其中有一个尚未查明的匿名者使我特别感兴趣。在通讯中这个匿名者叫“19号间谍”。“19号间谍”显然是个非常重要的苏联间谍。他连续不断地向对方传递了战时丘吉尔和罗斯福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叉前会谈中的谈话细节。
美国人猜测19号间谍是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德瓦特·贝奈斯。他作为苏联的傀儡做了一辈子间谍，所得到的报酬就是在一九四八年被不光彩地赶下了台。贝奈斯参加过三叉朝会谈，而且被公认为是向苏联人传送情报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查看了电文本身，我开始怀疑这种解释。19号间谍所报告的谈话很明显是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非正式谈话，内容是关于第二战场的计划，特别是关于海军和航行部署。令我吃惊的是，贝奈斯是不可能得到准许去参加这些讨论的，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根本没有舰船，捷克是一个内陆国家。
我开始怀疑19号间谍可能是更加接近英国的什么人。第一步就是寻找英国所保存的有关三叉朝会谈的丘吉尔和罗斯福会晤的记录，看看是否能从中找到一份19号间谍所提及的那次会晤的记录，如有可能，找出一份参加会晤的所有人员的名单。
寻找幽灵般的三叉朝会谈讨论记录，是我工作生涯中最稀奇古怪的经历。维克托安排我去见罗伯特·阿姆斯特朗。他非常愿意帮忙。他是一个平步青云的官场人物，已经可以看出他即将升任内阁大臣。由于他需要情报社团支持他获得这一职位，所以他急于同我拉关系。他像一个孩子，立即把所有的精力投入了在唐宁街十号寻找记录的工作中去了。但过了好几个星期，我们却一无所获。
阿姆斯特朗建议我去拜访丘吉尔的前总参谋长伊斯梅勋爵和前任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爵士。他俩都记得三叉朝会谈，但却没参加过这些专门讨论。我又去拜访了玛丽·丘吉尔，她也没有记录。最后，阿姆斯特朗又安排我去会见丘吉尔的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丘吉尔任首相时，每天有一位私人秘书保管他的约会记录，吉尔伯特保存了所有这些记录的汇总本。也许在这里能找到一次记录。我把有关的日期告诉了吉尔伯特。他便查阅了整个日记索引。
“天哪，”他说，“那天的日记是空白的！”
搜查19号间谍的工作就这样搁浅了，一直遗留到现在。
正当我搜查19号间谍的时候，人们就弗·琼斯的继承人问题争吵不休。于是我向维克托建议，由我而不是由他去探听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的意见。保持维克托的中立位置是很重要的，没有人能责怪我在继位问题上的党派偏见。在我再次拜访唐宁街十号的时候，我曾向他暗示过军情五处内部有一些恐惧，可他微微一笑。
“局势对你不利，”他说，“我想这个问题不值得再提了。”
我告诉他，如果明智的人企图任命沃德尔，那他们就错了。
“我们不是文职官员，”我对他说，“沃德尔没有能力干这个工作……他太教条太死板了。”
阿姆斯特朗除了告诉我一些我已经知道的情况以外，例如常务大臣都是坚决支持沃德尔的，几乎没有向我透露什么。
“他们只想犒赏他一下，他们就不能在其它部为他找一个高职位？”我苦苦地说。
阿姆斯特朗哈哈大笑起来。
“啊，不，彼得，我们没有那么精明！”
过了几个星期，我又见到了维克托。他已经在阳光灿烂的契克斯同希思谈过话了。他告诉希思军情五处内部强烈反对任命一个外面的人做局长。希思表示同情，但他说要反对文官事务委员会的提议必须得有充足的理由。最后，维克托终于设法说服他同这两名候选人进行面谈。
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我们完全相信汉利那富有魅力的性格将会给希思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沃德尔的胆怯肯定会引起希思的反感。汉利听到消息后立刻改变了态度。他看出事情正在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他走到我的办公室，相当自负地对我说，他第二天就去见首相。
“不需要汇报了，非常感谢你。”
我想任命很快就会宣布，但几天以后，我们什么消息也没听到。白厅的每个角落都有人在打听有关情况。每次我去内政部时，总要核实一下最新的情况。除了听到不断重复的老调：“菲利普·艾伦不管怎样也不会任命汉利。”其它什么消息也没有。
周末我和妻子到威尔士多尔格劳为我们最近在康沃尔买的一个农庄购买一些母牛，买农庄的目的是为了安排我们退休以后的生活。自从霍利斯受审和我离开D 处三科以后，我就计划着要回到务农这一行去。我为自己规划了前途，一个痛苦较少的前途：我将远远离开军情五处那些充满叽喳声的走廊和堆积如山的文件。拍卖者用难懂的威尔士土话高声叫卖，这时我已忘记了白厅的事。皮鞭下，公牛和母羊在拥挤不堪的小圈子里进进出出，它们的主人又叫又喊又吹口哨忙着照应这些牲口。
突然我从扩音器里听到一个声音。
“从伦敦来的赖特先生请到办公室接电话，……”
我从拥挤不堪的台阶上挤出来，走过成百个挤成一团的威尔士农民，他们个个伸长脖子向圈子里张望。最后我来到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室，拿起了电话。是维克托打来的。
“你知道这帮家伙干了些什么？”他吼道。
“你在说什么，维克托？”
“他们换马了。他们要任命一个叫格雷厄姆·哈里森的家伙。你知道这个人吗？”
“他们永远也不会接受的，”我嚷道，“这个人是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朋友。”
我突然记起了我所处的环境。但我不必担心。拍卖者的办事员在继续算账，没注意我的谈话。我告诉维克托我一回到伦敦就到他那儿去。
弗兰西斯·格雷厄姆·哈里森也是内政部的一名副大臣。虽然没有人暗示过他是间谍，但他却是盖伊·伯吉斯的密友，而且曾在牛津与珍妮弗·哈特和阿瑟·温等人合住在一起。任命与这些人有关系的人，用弗·琼斯的一个短语来形容，是荒唐可笑的事。我告诉维克托，安全局里的人是永远不会接受他的。
第二个星期初，维克托又来了个电话。
“明天就要宣布了，”他说，“我想你一定会高兴……”
“怎么说？”
“我拉着狄克去见特德。我俩告诉他除非任命汉利，否则将会发生兵变。他很快明白了！”
第二天弗·琼斯通知了一两名高级官员，让他们告诉我们汉利终于被任命了。
“这是一次困难重重的战役，”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我，“但我们终于打赢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先生，”我一本正经地说。
弗·琼斯退休前不久，曾同我讨论过北爱尔兰令人忧虑的形势。很明显这是他的继承人将面临的主要问题。他担心这个问题会威胁到他自一九六五年以来为建立军情五处的反间谍力量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他曾在财政部进行活动，请他们多给一些经费，但却遭到了拒绝。他们要弗·琼斯把拨给反间谍工作的经费用在反恐怖主义的工作上。在他们看来，对一百零五名苏联外交官的驱逐就消除了克格勃对我们这一代的威胁。但弗·琼斯却相信自满情绪正在使我们丧失所获得的优势。
弗·琼斯看起来很疲倦，他仿佛渴望着卸下这副担子。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我看得出他想说话。他说，离开这里很高兴，所有工作中的欢乐几乎就要消失了，他也在为钱而烦恼。他虽然有一种绅士气度，但手头并不阔绰。他在汉普斯台德有幢令人羡慕的房子，他的小女儿仍在读书。他酸楚地说他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才能，替别人做安全顾问，他应当退休回家从事他热爱的观鸟行当。（实际上，他已成了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顾问。）
“嗯，你认为我干得怎么样？”他一边问我一边清理他的烟斗。他猛吸着烟斗，然后又敲敲打打，简直有点神经质。
“你真想知道我的看法吗？”我问。
他点点头。
“你在解决苏联问题中，获得了成功。但我想你从未和一般官员打过交道。”
他看上去被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你应当告诉我，”他说。
“很抱歉，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义务。”
我一直喜爱弗·琼斯，而且认为绝大多数高级官员也喜爱他。他从不说笑话，但却看得出生活和工作中的荒唐之处。我将永远珍惜一九六七年同他一起去澳大利亚参加第一次卡扎布会议的记忆。当我们走到检查护照的关卡时，一队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的官员正在对面等待着迎接我们。弗·琼斯递上他的护照。
“这是什么？”护照检查员指着弗·琼斯护照的“职业”一栏，慢吞吞地问。
弗·琼斯填的是“绅士”。
“这就是我的职业，”弗·琼斯极有礼貌地回答说，“我没有其它职业。我是个绅士。你们这里没有绅士？”
那个澳大利亚人挺起腰杆，幸好我设法把澳大利亚安全和情报组织的那伙人的注意力引了过来，他们急忙解释并把我们推出关口。弗·琼斯在以后的几天里一直笑哈哈的，好像他是单枪匹马地赢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团体比赛似的。
弗·琼斯把军情五处办成了一个选民们的民主机构。如果你是一名可以信任的高级官员，他总是欢迎你的，而且他的态度也总是那么亲切。但他和年轻一代官员的关系却一直很疏远，而且不了解下层官员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白厅中很少有人对弗·琼斯的退休表示悲伤。在他的接班人问题的争执达到高峰时，他主动提出在处里再呆一个月，让汉利在当副手时有更多的时间显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