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夫斯基和霍利斯的怀疑。
紧接着，“费多拉”与美国人取得了联系，并提供了一个线索，这个线索使我们的目光转向了马尔特里：对另一个核间谍的发现是在英美之间制造最大程度上的紧张气氛的保证，尽管克格勃做梦也没有想到军情五处对检举揭发处理得像他们那样拙劣。
数月之后，仿佛是一个配合默契的战役的一部分，“大礼帽”把我们引向了博萨德。美国武器技术又一次被牵涉到，这自然而然是在暗示美国在抗议英国安全部门的弱点时利用美国军事力量来起积极作用。当我们对博萨德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估计时，我们的结论是，整个先进的美国制导系统实际上都已被出卖了。斯图尔特事先给安格尔顿一本复制件，上面附着两个字的备忘录，内容很干脆：“救命！”
对英国说来很幸运，安格尔顿能保护我们不遭残杀。但这只是一件控制严密的事，到了今天也很少有人意识到英美之间的情报交换在六十年代初比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中断。
我回到伦敦的那天晚上，安格尔顿和我到亚历山大利亚区一家小小的中国饭馆去吃饭，他的儿子常去那里吃饭。当安格尔顿感到有必要进行谈话时，这个地方便成了他最喜欢的场所之一。他告诉我，我们在这里可以确保不受干扰，因为中国人不让俄国人进来。
安格尔顿正处于他的权力的顶峰，尽管他已开始有了一种紧张感。多年来，他一直同中央情报局的苏联处展开着一场暗中的官僚战，以便确保他的反间谍王国能够独立和扩大。出乎所有的预料之外，他竟然成功了，并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拥有对所有行动和人员安排上的实际否决权。他控制着以色列事务，使中央情报局的特拉维夫站机构膨胀，人员超编。他确保同英国情报部门来往的所有重要通讯都通过他本人，而绕开伦敦分站。他甚至成功地建立了他自己的反情报密码，独立于他认为不安全的中央情报局的通讯之外，虽然我们大家都相信其真正原因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王国。
卡扎布会议是他的杰出的成就。西方情报部门最出色、最显赫和最高级的官员，每隔十八个月就要会聚到一起来讨论他提出的议事日程——苏联的威胁，反情报的作用——并制定生死攸关的未来规划。在安格尔顿的心目当中，卡扎布会议没有什么理由不可能成为创建一个西方联合情报司令部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该司令部能够向苏联集团进行挑战。
卡扎布会议与安格尔顿的气质十分相合。他在极其安全的经过电子技术清查的环境里，抓住“镜中荒野”无止境的疑难问题进行搏斗时似乎显得最轻松。我对这些会议非常支持，它们是十分重要的。
赌博是卡扎布会议的一个主要的特色。每天会议结束时都要打一回扑克牌。安格尔顿对这种游戏非常精通，尽管我有时能够让他输光。赛马偶尔也被作为一种消遣。我记得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纽约召开卡扎布会议期间，安格尔顿成了华盛顿国际赛马活动卡扎布会议的赌注登记人，主要是猜测赛马活动的第一天下午从世界各地来的马的情况。会前，我让安格尔顿给一匹英国马押上一百美元的赌注。这匹马的骑手是前一年的冠军马的骑手莱斯特·皮戈特。这匹英国马并不很引人注目，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这帮人急于让人看见他们在摇旗呐喊，甚至在最秘密的会议室里也是如此。很快他们当中就有人押上了五百美元的赌注。
那天下午，安格尔顿就苏联长期搞假情报技术问题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大多数人的心思，至少在英国人方面，都被牵到了赛马场的跑道上了。一小时以后，安格尔顿的秘书走了进来，神情紧张地递给他一叠纸条。她从中拿出两张便条给他，第一张纸条上写着：“你的房子要卖多少钱，吉姆？”第二张纸条上写着：“英国马赢了！”
“天哪！’安格尔顿骂道，“我忘了停下赌博活动了。那匹该死的英国马以十一比一获胜。”
那天晚上，当我们乘中央情报局的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回国时，安格尔顿在机舱里慢慢地走来走去，从一大叠一百元的钞票中拿出钱来付清账务。
“这是我为西方作出的牺牲……”他在付钱时这样说。
但是这种幽默没能掩饰住他在中央情报局四处树敌的事实——在苏联处，嫉妒他的权力的其他处长中，以及在那些仕途上遭到他破坏的官员当中。赫尔姆斯任处长时，他是安全的，但越南战争迅速改变了中央情报局的面貌，要求缓和的日益浓厚的政治风气已开始破坏他的王国赖以建立的冷战怀疑的基础。
冷战老将比尔·哈维已经走了，因为酗酒而被迫退休。安格尔顿也喝得过了头，他的面色开始苍白而憔悴。他的情绪也变了，他变得愈来愈内向，他那乏味的幽默愈来愈少了。他似乎很压抑，好斗，愈加对别人不信任，人们也愈加反对他。
饮酒、抽烟和钓鱼是安格尔顿的主要松弛方法。巴里·拉塞尔·琼斯惊奇地告诉我，说他陪伴安格尔顿到他在爱达荷拥有的一条小河去钓鱼的途中，发现安格尔顿每隔一百码就要在水下埋下杰克·丹尼尔牌啤酒，以便不会缺酒喝。回到华盛顿后，他的娱乐则是养珍奇的兰花（他是个世界专家），皮革制作，金箔敲制，或为他的朋友和崇拜者做钓饵。
安格尔顿和我一直谈到凌晨四点钟。我们研究检查了叛逃的每一种可能的情况。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谁是叛逃的，谁是被派来的？这些线索就像铭记在儿童脑海里的诗篇。我们两人都忧虑不安。有许多事都得依赖于对叛逃者作出的正确判断上——对他来说，总统被刺的事要在这种基础上解决；对我来说，下一步行动是追捕老鼠，这也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最后我们从亚历山大利亚走回到第四十四大街桥，安格尔顿把他的车停在靠近国家公墓的冲绳纪念碑后面。安格尔顿富有满腔爱国情，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即崇敬国旗、民族传统的象征等，如冲绳纪念碑，使他十分入迷。他停下来远远地望着它。汽车一辆一辆地从我们旁边唆唆而过。
“这是金的工作。”他喃喃地说，这是我听到他很少几次谈起他的老朋友菲尔比当中的一次。
如果在六十年代初就有用叛逃者来欺骗西方的阴谋，那么我们是很容易上圈套的。整个那几年，为了尽全力吸引叛逃者，伦敦和华盛顿都有一项自觉的政策。他们被看作是能够破坏捷尔任斯基广场上那台正常工作的机器的秘密武器。这项政策的一部分是由于内疚情绪而产生的。早期的叛逃者如古曾科和冯·彼得洛夫，他们的服务所得的奖赏是很可怜的，他们对自己受到的待遇感到寒心。他们得了一笔钱后就被赶了出来进了冷宫，只得指望自己竭尽全力来解决生计，大部分叛逃者都无法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内疚还由于安全方面的安排不周，致使沃尔科夫和克里维茨基死去。我们担心消息传回东方会进一步阻止那边的人来接近我们，除非我们做出自觉的努力来显示叛逃的好处。
戈利金叛逃过来的时候，这种政策更加强化了。所有保护叛逃的措施都被批准了。这些措施首先是巨额报酬，也包括其他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的特别行动，牵涉到一个叫谢尔盖·格里高文（化名）的克格勃高级官员。这次行动表明了我们准备干到什么程度。格里高文在丹麦工作过，丹麦情报部门例行将他的身份告诉给我们，因此我们对格里高文这个人早就知道。他们还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他个人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他有喜欢同女人混在一起的名声。情况报告分发到D 处四科，即D 处的间谍管理科，并指示他们对格里高文的不检点行为加以注意，因为他的妻子留在莫斯科。
任何俄国人，尤其是一个克格勃的官员，在西方同女人接触时，如果被克格勃安全处，即“SK”抓住了，那么他就遭殃了。格里高文这起案件是完全有这种可能性的。一年以后，D 处四科的一个反间谍官员得到了第一份密告情报。他的一个间谍，《每日镜报》的一名高级负责人，常常习惯性地同格里高文在宴会上见面。这位负责人的女朋友说格里高文与一位朋友的关系暧昧，这位朋友是她介绍给格里高文的。D 处四科在同D 处一科行动科一起开的周会上提出了这件事，会上同意对这件事的事态发展作进一步的监视。这位反间谍官员奉命鼓励他的间谍注意这起正在发展的罗曼史。
最后，格里高文同那个姑娘结束了那种关系。当他再次碰到那个给他介绍女朋友的女人时，他问她是否还认识其他的女朋友。D 处一科立即意识到我们的机会到了。如果我们把是自己人的姑娘介绍给格里高文，那么我们就会在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上来开始展开一次引诱行动。这个计划呈递给了琼斯，他同意了，尽管这次行动对外交部也要保密，因为他们叮能会找借口把这次行动否定掉。D 处四科奉命找一个适合这项工作的女人。他们有一批高级应召女郎，专门用来引诱对方的，最后成功地在宴会上介绍了一个女郎给格里高文。他彻底地吞下了诱饵，并很快就同这位女郎发生了关系。
事情开始走向高潮。他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我们分析了各种可能性。从监视中看见，格里高文显然纯粹是为了性才对那个姑娘感兴趣的，想动脑筋打动他的心弦是完全没有机会的。这必须进行当机立断的引诱行动。
一次叛逃的各种计划是很复杂的，需要用若干星期来准备。首先要租一间房子，安装上双面镜和照相设备，然后安排好保安室和交通工具，以便保证格里高文决定叛逃后的安全。他有一个家在莫斯科，我们对这些情况都进行了核实，以便在他跟我们讲价钱时把他的家属也偷运出来。
这一天终于来了。D 处一科的科长亲自负责这次行动，格里高文和那姑娘来了。我们拍了十分钟的床上镜头，D 处一科的人和军情五处两名壮实的官员用莱斯利·贾格尔的一把钥匙打开了门。
“有一个是我们的人……”一科的人说，那姑娘被迅速推出门外。
格里高文在这一时刻像是不知所措。一科的人指着镜子，这个克格勃人员向镜子里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明白了。
“我是个外交人员，”这个俄国人说，“我要求同大使馆联系……我有外交护照！”
他试图伸手过去拿他的裤子，我们的一个人把裤子踩着了。
“这可不是外交人员的行为，”一科的人说，他弯腰捡起内裤，把它扔给那个赤身裸体的俄国人。然后他又谈到正事上。
“让我们面对事实吧！你完了，格里高文。如果他们发现了，会把你遣送回去的……”
他沉陷于思考当中。
“你看来似乎更适合在西方。我们知道，我们调查核实过。在美国四年，在丹麦三年。现在伦敦，你反正不想回去，对吗？你为什么不投奔过来？我们会照顾你的。还有丰厚的养老金。你会很安全的。”
俄国人摆了一下手，拒绝了我们提出的条件。他再次要求同大使馆通话。
一科的人用了两小时试图说服他，并告诉他要考虑未来。他将被剥夺一切特权，丢人现眼地被送回莫斯科，在单调枯燥的西伯利亚边区村落度过自己的生涯。再也没有外汇收入，再也没有海外津贴。
“我是个外交人员，”格里高文不断这样说，“我要求同大使馆谈谈。”
他就像第二次大战中被俘的飞行员，只会背诵他的姓名、级别和编号。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士兵，最后我们意识到他不会叛逃。我们把衣服还给了他，然后把他丢在肯辛顿公园附近的人行道上。数月的计划，数年的耐心等待全都白费了。
第二天早晨，一个匿名棕色包送到俄国大使馆，交大使亲收。里面装有格里高文在床上的一些照片。当天晚上，特别处看到那名克格勃人员被押送上了一架飞机。我们送了一份报告给军情六处的莫斯科分站，建议他们注意他，以便在他又想通了的时候设法进行联系。但我们再也没有听到有关格里高文的消息了。
叛逃总是夹杂着悲剧色彩。但最惨的案件要数年轻人纳简斯基的案件——一个改变了主意的叛逃者。此人在贸易代表团的船运组工作，我们早就识别出了他是一个克格勃的官员。他是一个言语不多的人，他惟一值得炫耀的地方是他妻子与苏联政治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沾了点亲戚关系。他第一次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我们的监视人员看见他在伦敦公园与一个姑娘见面。
起初，我们在姑娘身上花了许多功夫，监视人员跟踪到了她家里，知道了她在一个并不重要的政府部门里当秘书，没有接触过机密材料。迈克尔·麦考尔去找了这个姑娘，问她为什么要与一个苏联官员会面。她却坚持说纳简斯基在她身上没有间谍目的，他们是在谈恋爱，她完全不知道他与克格勃有关系。她说他一点也不像她想像中的俄国人，他是一个罗曼蒂克者，而且还很胆小，他常常谈起要在西方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D处一科（行动科）和D处四科又一次开会，考虑最好的行动方案。我们决定让那姑娘继续不动声色地同对方保持着关系。同时，我们计划了一个接近纳简斯基的方法。这项行动显然不能长期拖下去，那个姑娘已经处在极大的压力之下，似乎很快就会暴露自己。当然这还得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赏金。虽然纳简斯基本人只是一个低级官员，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在伦敦任职期间被吸收的。但他有巨大的宣传价值。当时正是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叛逃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俄国高级政治家的亲属向西方寻求避难会使俄国人非常难堪尴尬。
下一个星期天，纳简斯基将出差到哈尔维奇去。他要陪同当晚要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