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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制建设”到“依法治国”
中国法治建设的起点是恢复检察院和法院，随后进入了“法制建设”阶段，近来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就是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文革”中被撤销的检察院和法院得到恢复，但是司法独立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保障。尽管《宪法》把法院和检察院首长的任免权赋予了“人大”，但是党政领导对本级法院和检察院的人事任免却具有实际上的决定权，而且法院和检察院的财政拨款也掌握在政府手中。
从1979年至1997年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了328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和批准了791件行政法规，3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批准了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如此规模的立法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时期，制定了第一部《民法》，修改了《刑法》，改革了刑事诉讼制度，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当然，立法的成就并不等于法治的成就。“有法不依”“执法犯法”“徇私枉法”“以权代法”“党政干预”等现象仍然存在。
早在1979年中共中央就要求在大、中、小学开展法律教育。从1986年开始，中国发动了全民普法运动。1986～1990年期间，普法教育的对象是各级干部和青少年。1991～1995年期间，普法对象扩展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学生、军人、个体劳动者以及其他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与此同时，还在大、中、小学开设了法律课程。
中共十五大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从“法制建设”阶段进入了“依法治国”阶段。十五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毫无疑问，“依法治国”原则的提出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这一原则要求，从普通公民到公职人员，从一般社会组织到国家机构，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都要受到法律的规范，都要服从法律。它强调“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强调不能仅仅把法治的对象局限于不掌握任何权力的普通老百姓。它强调不能把领导人的讲话当作“法”，不能把违背领导意志当作“违法”，任何个人意志不经过法律程序都不能成为治国准则。它追求的目标是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法律和制度的连续和稳定，避免“因言废法”“因人改制”的历史规律重演。（节选自《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民主法治与合法性基础》）
后 记
编者
本书主要呈现的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问题，它更多地关系到国计民生。没有一个时代，能够产生这样的代表——他们是国家高层政治与舆情相结合的杰出人物，在今天，我们称他们为“高层新智囊”。这些分布于社会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建言与献策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他们是国情的敏锐触角，并以其观点的前瞻性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注意，许多人因此成为公众人物。
无论是潘岳提出的保护弱势、平衡利益的中国式民主，还是甄小英支持官员选拔的“民意否决制”，任何一个关注时政的中国公民，他都应该听到并响应这样的声音。面对“三农”问题，温铁军大胆提议的拳拳之心唤醒了多少人的良知。在中国加入WTO，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的时候，作为海内外公认的中国高层新智囊，他们肩负着舆论和理论乃至行为实践的三重重任。熊光楷，“新军事变革”中的中坚，为新世纪的东北亚安全提出战略构想；房宁，否定一厢情愿的“和平与发展”；秦晓鹰，坚决倡导要保护少数人的话语权；江平秉持着法的精神，以近乎悲怆的良心只对真理低头。在更多的领域：新闻、外交、学术、教育……李希光、宫少鹏、海闻、解思忠等人道尽几十年风云变幻和人生的辛酸，一颗颗跃动的心又在展望和憧憬着国家和民族的美好未来，责任感逼迫着他们又上路了——他们的精神永远行走在时代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