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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李希光事件”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但作为一个在新华社工作了十多年的新闻记者、一个新闻学教授，李希光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停止改革中国媒体现状的呼吁。有人说，作为学者，李希光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总是握着手术刀，似乎随时为中国媒体“动手术”。李希光曾说，媒体存在的价值在于促进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一个健康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媒体存在的目的是报道新闻，而报道新闻的目的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目的是建立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不是保护强势，让强势的声音被听到。强势集团没有民主制度也会发出声音，民主制度和新闻自由的关键是让弱势者发出声音。
2002年11月21日，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美媒体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与会的中美两国传媒界高层人士和专家学者对媒体的日益商业化、集团化、垄断化和并购热感到担忧，认为这将会影响新闻媒体的公正性和损害公众利益。
李希光知道，作为一个商业化十足的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世界范围内似乎都不愿意刊载或广播那些令受众不快或从内心中感到不舒服的内容。比如，中美撞机后，美国媒体一定要大量刊播美国全国人民拥军拥属的画面和歌颂美国飞行员“英雄”事迹的报道。如果媒体报道指责美国间谍飞机来中国侦察飞行或播放中国飞行员王伟及其家属的画面或报道王伟英雄事迹，就会遭到美国公众的痛骂，广告商就会退订。同样，在中国，媒体经常刊播大量的揭露贪官污吏的报道和各种有钱人和新贵们追求时尚的信息，因为这满足了广大受众的心理需求，广大读者和网民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不喜欢阅读那些反映社会失败者的新闻，认为这类新闻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不相干。
李希光早年参加一个在北京召开的艾滋病与媒体研讨会，在会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 媒体不敢报道艾滋病问题。国家计生委的官员说：从中国的政府 来说，我们鼓励大家积极报道预防艾滋病，但是至于各个报纸报道不报道，你问问在座的北京报纸的总编。当时在座的北京一家报纸的总编辑无奈地说，我们不能经常报道艾滋病，为什么？如果我报道了，我的广告商会不高兴，我的广告商不希望他那一张漂亮的房地产广告或者汽车广告，摆在一个艾滋病患者的照片旁边，影响广告的传播效果。就这样，公众的知情权与媒体的广告和利润之间发生了冲突。
李希光看到，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电视台为了留住受众，办了很多的脱口秀节目，把新闻当成娱乐节目来讲述，新闻、事实、传言、个人言论、甚至虚构的故事混杂一块，受众难辨真伪。这样商业化了的新闻学正在改变公众的胃口，传统的公共精神新闻学正在让位于金钱驱动的商业化了的新闻学。
如何扭转这样的局面？李希光认为，培养更多的高度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是当务之急。以一种新的思维教育新闻记者，使从事新闻工作的人能坚持新闻的公正性，维护公众利益，恪守新闻道德。2003年初，李希光在新浪网与网友交流时指出，我们的报道应该围绕和公众相关的重大事件，而且报道这些事件的时候，必须多信源地进行。新闻最终要由老百姓自己根据媒体提供的平衡的新闻事实作出理性的判断。新闻媒体仅仅是提供新闻事实。如果一张8版的报纸，7版是言论，只留下1版是新闻报道，那就很不好。李希光说，如果我要办一张报纸，第1版是要闻，第2版是言论和读者来信。如果我有20个版面，言论最多占两版，我要让公众自己根据新闻版面提供的事实作出自己的判断。现在国内的媒体是越来越多地发表个人意见，而不是报道事实。个人意见更多的是偏见，常常会误导公众。记者是提供新闻事实，不应该作出新闻的评判。如果记者成为新闻事件的裁判，其结果，就造成谁掌握媒体、谁拥有媒体，谁就操纵了公众的大脑。
在李希光眼中，中国媒体的新闻写作有两个主要弊端，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充满记者的意见，第二是充满了套话、空话、行话，甚至废话。
李希光所指出的中国媒体的诸多不适应形势发展的弊端，正是中国高层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正如李希光所说：“中国主流媒体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国际，而是来自国内。”可以肯定的是，李希光的对新闻工作的思考更使中国高层深深感到改革的迫切性。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新一轮新闻媒体的改革已经初见端倪。李希光显然充当了新闻改革的排头兵。他告诉人们，清华的国际传播中心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致力于中国的新闻改革，使世界人民在全球的传播时代能够听到中国人的声音，并为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心声和立场找到一种传播模式。
我们看到，江泽民同志已经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民主政治。而政治改革的前提是新闻改革，这意味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媒体模式将在中国出现。
附录
为什么中国不敢“妖魔化”美国？
李希光
自从《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发表后，“妖魔化”成了中美媒体、政界和学界历久不衰的争议话题。常有人问：“美国媒体为什么要妖魔化中国的形象？难道中国媒体不妖魔化美国？”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讨论一下中美媒体和中美公众是如何看待相互的形象、价值和位置以及两国媒体在报道对方时的态度与视角。
美国媒体对中国长期以来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美国自19世纪以来，一直认为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是慈善事业，做的是传道士和救世主的工作。一方面，《马可·波罗游记》、中国年轻女子的小脚让美国人激动不已；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愚昧、落后、肮脏、野蛮的文化中，需要西方人的教化。而中国人把这种施舍看成是强加的，是一种精神文化侵略，是对人格、国格的侮辱。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生前评论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是培养“代理人”。清华大学老教授张光斗最近指出，美国正在中国下一代中培育“汪精卫精神”。
在传教士和救世主精神的鼓舞下，在过去十多年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武装台湾、支持藏独、阻止中国举办奥运、拦截“银河”号货轮、阻止中国加入WTO、不停地在中国沿海搞军情活动，都被美国媒体视为推动中国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上加入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是推翻中国统治者、拯救中国人的解放事业。但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强权国家利用政治借口、阻挡中国经济强大、阻止中华民族复兴的企图。
中国媒体对美国是一种爱恨心理。美国在中国媒体上有两种面孔：霸权、傲慢、恃强凌弱的世界军事帝国；科教发达、经济繁荣、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国家。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一方面对北约轰炸中国使馆、美国在中国家门口撞落中国飞机怒发冲冠；另一方面，他们很可能一边在网上发帖子要求严惩美国强盗，一边在背托福单词，准备去美国留学。
中国领导人经常要求中美两国媒体的新闻报道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甚至友谊，而不是加深误解。这在中国媒体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中国媒体是官办的，会与党中央、外交部保持一致。但美国媒体很难做到这一点。
美国传媒经过选择展现给读者或观众的新闻事实至少要满足两方面的需求：一、增强国家的自信和自豪感；二、满足公众的集体情绪。
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市场经济扩张极大膨胀了美国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价值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顶峰。特别是美国干预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成功，使美国感到他们有一种在全世界培育和促进美国价值的责任。美国政府有义务通过大众传媒在国际上推销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相信，他们打击伊拉克、轰炸南斯拉夫、在中国家门口侦查是在行使一种国际警察的权利，是维护国际安全、自由贸易和人权的高尚行动。
因此，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主持人Jim Lehrer对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的采访变成了一场道德审判：
“美国24名机组人员今晚成了中国政府的囚犯。难道不是吗？”
“他们难道不能自由离开中国吗？”
“他们现在是囚犯，难道不是吗？”
“你们要扣这些美国人多久？难道一直要等美国以某种方式道歉为止？”
“美国已经说了，我们对这件事没有什么好道歉的，但是对中国飞行员的死表示遗憾。难道这对你们还不够吗？”
“你难道不理解美国人民对违抗飞行员的意愿扣留他们的关注吗？”
“你难道不关心今天来自华盛顿的新闻报道说，如果中国不释放美国人，美国国会和其他各界将立法限制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在中国举办奥运会……”
Jim Lehrer 之所以像警察审判小偷那样采访中国大使，正是因为中国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有“妖魔”这样的阴影。Netscape在网上问：“美国该不该向中国道歉？”参加调查的网民有69％说“No”。如果美国在日本家门口撞死日本飞行员，美国会对日本说不吗？
有人不相信媒体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一项调查发现，1980年（邓小平成为《时代》周刊的风云人物），只有1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严重威胁；1989年，美国四大广播公司播出了881分钟的中国报道（1988年只有64分钟的中国报道），5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严重威胁；1999年，美国所有大报的头版最显著位置刊登了美国驻华大使尚幕杰被中国学生围困在使馆的照片，同时，大肆炒作李文和事件，结果，6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严重威胁。
由于美国主导、控制了全球媒体和国际传播渠道，中国总是希望改变其在美国媒体的形象借以改善其国际形象。这很难实现。中国要改变形象，首先要改变美国媒体居高临下的态度。但是，美国媒体没有增进中美友谊的义务，它只有满足美国公众需求的义务。除了达赖喇嘛、李文和、法轮功、中国民族主义这样的故事外，美国公众对中国没有太大的兴趣。
第五辑 李际均 （1）
“兵马未动，学术先行”的解放军老将
李际均，战略学博士生导师、陆军中将，现已退役。1934年5月生于哈尔滨，后迁居黑河、齐齐哈尔、锦州，定居长春。1950年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春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先后担任师、团司令部参谋，军事科学院研究室主任，陆军师长、军长，机械化集团军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88年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担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学会会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谁敌视中国谁就会为自己制造12亿个敌人，并将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
——李际均
野战部队军事主官兼博士生导师
1997年，有着47年军龄的李际均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隐退”。“隐退”前，他在美国陆军学院发表了一次精妙绝伦的演讲，引得全场起立鼓掌。这次演讲，被美国军方视为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和现阶段防御战略的最好阐释；演讲全文还以单行本的形式被收入美国陆军学院的“莱特奥特论集”系列。外电称，李际均是真正博学又具有实战经验的中国军方“儒将”。
1934年，李际均出生在哈尔滨，9岁时随家人迁到长春市。他的父亲是一个爱国的私塾先生。李际均的童年饱受家父深厚学养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1950年正在读高中的李际均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那时他刚16岁。
在朝鲜战场，无论是在坚守防空洞的时候，还是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只要一有时间，他就翻开他那随身带的《四角号码辞典》，认真学习，积累知识。在艰难困苦中，他把一本《四角号码辞典》“通读”了好几遍，还记下大量的战地笔记。在志愿军中，他有“军中秀才”的雅号。
1953年，李际均从朝鲜回国，上级领导看到他有较好的文化基础，便将他直接调任某军司令部参谋。这期间他主要从事战史研究工作。他对工作十分投入，几年的研究整理工作使他对解放军和古今中外的战史及军事思想有了深入的了解，为他的军事生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1965年，他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工作。
李际均在军科院一待就是17年，先后担任研究员、研究处长、研究室主任等职，成为了一位名符其实的“儒将”。
李际均刻苦的治学精神令所有与他共事的人钦佩。在军科院，人们看到他经常一个人在办公室熬夜加班到天亮，匆匆吃过早饭后再回到办公室。有一次，为了查阅资料，他干脆让图书管理员在下班时把他反锁进书库里，肚子饿了就用随身带的两个馒头充饥。即使是在“文革”中他也没有停止学习和研究，后来人们发现他除了读书和科研，什么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