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巨大权势完全不同。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类似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那种一教独尊、政教合一的局面，这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文化伦理体系。自汉以来，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儒家政治伦理，已成为历代王朝管理社会的指导思想。政府制定各种法律对宗教进行约束管理，如度牒的发放、寺观的建立、僧道数量的核定等等。这种政教关系使中国从未出现过宗教战争，宗教的存在首先不是政治形态，而是社会文化形态，佛、道二教在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是社会稳定的因素和力量。在中国宗教的发展史上，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佛教是请进来的，伊斯兰教是传进来的，基督教是打进来的。就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程度而言，佛教最为成功。无论外来宗教如何强势，凡进入中国，都会与大中华文化相融，无一例外。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虽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却永远不可能与政治分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理论与“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论断，必将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学说，是我们未来宗教工作与民族工作的指南，也必然改革我们传统的宗教管理观念，从而奠定科学合理的政教关系。新型的政教关系一旦明确，相应的体制改革与制度设计将会迅速推进，而推进的基础正在于法制建设；新型的政教关系一旦明确，有关民间信仰与邪教的相关难题也将得到有序解决，而民族融合与正教显扬，永远是邪教与分裂主义的天敌；新型的政教关系一旦明确，将极有益于我们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以新型的执政意识与领导方式来管理政府、管理社会、管理宗教。而所有这一切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否与时俱进。
第一辑 熊光楷 （1）
“新军事变革”格局中的中坚
熊光楷，1939年3月出生。1956年入伍，毕业于解放军外语专科学校本科班和军事学院高级系速成班。先后在中国驻前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大使馆工作。历任参谋、武官秘书、副武官、总参副局长、副部长、部长、参谋长助理。1996年至今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2000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7年起兼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现受聘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国语学院的兼职教授，并担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
我们既不要忽略战争中高技术的运用，也不能忽略战争中人的作用。
——熊光楷
儒将探曹营：他要去五角大楼
2002年1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率领一支由7人组成的解放军高级代表团前往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与美军界高级官员举行第5次中美两军防务磋商。这次不同寻常的磋商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美媒体发表评论认为，这次磋商不仅仅标志着中美两军自“南海撞机”事件以来中断的交往完全恢复，而且注入了新的内容。
中美两军的防务磋商建立于1997年，由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提出，在熊光楷此次访美前总共进行了4次，最后一次是2000年11月，双方进行副国防部长级的会谈，后来因为2001年4月1日发生的南海撞机事件，磋商中断。
说起来，熊光楷在美国军界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这不仅因为他在中国军队中负责军情研究和对外交流，身份敏感，还因为美国一直流传着一则谣言：1995年熊光楷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告诉一位美国军官，大意是：我们更在意洛杉矶而不是台北。分析人士认为，熊光楷的这番话暗示如果美国敢出兵介入台海冲突，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就有可能以长程武器对付美国西岸城市。这名军官马上把熊光楷的这次谈话以及分析人士的推断，反映给美国政府，结果美国政府信以为真，如临大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传媒借机大肆炒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
这完全是美国记者无端捏造的谣言，美国政府事后也证明“这是一个错误”，是无稽之谈。其实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人对熊光楷太敏感了，才造成这样的“错误”。
就在熊光楷从五角大楼前往白宫会见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后，美国《华盛顿时报》又制作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是：“中国将军被告知对美国的威胁无法接受”。可当人们仔细通读全文后才发现，赖斯没有讲一句关于中国威胁的话，显然这是记者精心“制作”的效果。
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中美军界高层会议，从上午9时开始一直到下午2时30分，历时5个小时，其间美方以一顿轻松的三文鱼午餐款待了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斯表示，这是一次真正的“磋商”，解放军代表团显得非常“专业”。
费斯是五角大楼的一个重磅人物。他所任的职位是五角大楼“四个高级职位之一”，负责所有与国家安全和国防政策有关的事务，监督美国国防部政策和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具体地说，他的职责 是：制定与外国政府、军事团体和国际组织结盟和发展国防关系的政策；制定、协调并且监督与外国政府和军事团体有关的国际安全战略和政策的实施；监督所有与国际技术转让有关的国防活动。
熟悉费斯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感觉到他与白宫和五角大楼不同寻常的渊源关系：在里根政府任内，他是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并任国防部负责谈判政策的副部长；后来又任过国防部长特别顾问，政治观点属强硬派；他还担任华盛顿“福特和扎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自称精通“国防和航天领域的技术转让、合资和外国投资”。据称，这个偏执色彩很浓的政治人物，为人处事却相当有水平，得到了美国历届政府的赏识和器重。
在熊光楷到达五角大楼后，费斯还意味深长地向中国代表团介绍了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国防部长助理劳利斯。熊光楷一行不仅被美国人直接迎进五角大楼，还将前往白宫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举行会谈，这似乎表明美国对熊光楷一行的礼遇是经过周密安排的，以凸显美国对解放军的善意，也期待熊光楷将军对美国的强硬立场在一种相对和谐的环境中逐渐软化。
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少校在接受《21世纪环球报道》采访时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这次的会谈比以往的都要好。”事实上就在熊光楷副总参谋长起程前，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海空军事安全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于12月4日至6日在中国的青岛举行。会议期间，美方工作小组拜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参谋长少将，并参观了海军“青岛”号导弹驱逐舰。
戴维斯对这次熊光楷访美情形的总体判断是恰如其分的，但了解内情的人也知道美国军方其实对中国军方包括熊光楷将军是存有疑虑的。12月9日的工作午餐期间，熊光楷向美方提出了中方的交流计划，但美方以“仍在研究”为由，不愿做出回应。究其原因是美方认为中美双方在军事上缺少“互惠和透明”。
美国一直对中国有这样一个“抱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官员来我们五角大楼参观多次，与主要的决策者会谈，但我们美国从来没有任何一名官员有机会走入中国的“五角大楼”。戴维斯曾说：“我们带他们去看我们的基地，看我们的前线作战部队，让他们会见我们的军事将领、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但我们的官员去中国时，他们每次都被带到同一个基地，我们不能见到真正的军事将领和决策者，我们只是见到外事官员和情报官员。我们到中国去，见到的不是我们的同级官员。”
戴维斯这样诠释了美国因“抱怨”所产生的应对之策：“正因为我们不了解中国的意图，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就意味着实际的威胁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小。所以，如果中国想让美国认为他们不是一个威胁，最好是让我们了解他们的意图。我想对美国也是同样如此，如果中国更多地了解了美国的意图，肯定会了解到什么是我们的威胁。”
在美国看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对其造成威胁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这个国家的军事能力，另一个是这个国家的意图。戴维斯说：“我们认为，威胁等于军事能力加意图。衡量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是很容易的，如我们可以了解到彼此有多少飞机、多少军舰、多少导弹，但意图很难衡量，因为这涉及到人的因素。了解意图，就需要双方的直接接触，大家在一起交谈，了解彼此的想法。说句实在话，我们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了如指掌，但我们对中国的意图不甚了解。”
大概因为这个原因，趁熊光楷访问五角大楼之机，《华盛顿时报》又把那则谣言翻了出来，并大加炒作。然而五角大楼并没有完全被媒体言论所左右，对熊光楷访美充分给予肯定。美国防部副部长费斯对外界说：“这些军事交往能让我们对中国的想法、政策及能力有更深入的了解，这至少能让我们制定的政策和他们制定的政策，都能建立在更准确的信息之上。”
第一辑 熊光楷 （2）
爱读书，勤思考
对美国人来说，熊光楷是对美国军情最有发言权的人，没有什么不在这个从事军情分析40多年的中国谋略家的掌控之中——像这样一个在中国军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将军，对中国军事政策方针的影响力也是十分巨大的。
熊光楷对外界来说确是个神奇的人物，但也是一个普通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中国军人和教授”。
熊光楷1939年生于江西南昌，195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0年，21岁的他进入国防部从事军事情报工作。1982年他在解放军军事学院深造，曾任中国驻前民主德国大使馆武官处翻译、中国驻前联邦德国大使馆副武官；49岁时升任解放军总参某部部长。
熊光楷多年来养成了爱读书、勤思考的习惯，他的书架上放满了各国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理论著作，他对各国政治家的政治见解和军事家的军事理论了如指掌。为了及时了解各国的最新军事信息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他每天都要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报刊和学术文章，并对之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
熊光楷的妻子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精通英语、德语、日语等语言，曾在航空工业部国际事务局工作。外界对她的评价是：“聪明、有礼而又机警”。熊光楷在前民主德国任武官时，她在中国驻前民主德国大使馆工作；随熊光楷一起回国后，她在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任工程师。由于出色的外文水平，当熊光楷面对堆积如山的文章来不及翻译时，她便成了丈夫的得力助手。
熊光楷丰富的对外军事交流经验是在长期的工作中积累、研磨而成的，无论是任驻前民主德国大使馆武官处翻译、驻前联邦德国大使馆副武官期间，还是回到总参谋部，他都能以一种战略家的眼光分析形势，促进对外军事交流。他还经常以解放军发言人的身份接待官方和非官方的外国客人。他很重视社交礼仪，思维敏锐，很健谈，充满自信，即使是最苛刻的美国官员在见过熊光楷后也称赞他是一个“灵活的人”“非常专业，精力充沛，说话不拖泥带水，而且总希望能控制场面”。
熊光楷在参与军方对外交流的同时，能从有效的信息中进行理性的战略的思考，针对性强，形成富于个性的军事观，以提供中央军委最高层决策参考。1987年6月，熊光楷在《国防现代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和平时期世界主要强权的国防发展战略及政策》的文章，社会反响强烈，中央军委更予以高度重视。此文以可靠翔实的材料，用一种战略的眼光，对当时世界上最强权国家的国防用心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极具前瞻意义，是一份不可多得的世界军情形势报告，中央有关部门把它视为当时总参谋部交出的一份极佳答卷。
1988年熊光楷出任总参某部部长后，更是注重这种及时的、有效的、信息量大的世界军情分析报告，保证每个月都有分量很重的咨文报送中央军委，以便军委高层及时掌握信息。
熊光楷工作的高效率和独到的战略眼光深得中央军委的好评，这一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又被授予中将军衔。
第一辑熊光楷 （3）
教授式的全能谋略家
1992年11月，熊光楷出任总参谋长助理，1996年1月任副总参谋长，2000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熊光楷虽然官居要职，身份神秘，但为人随和，比较平民化。香港记者曾为他发表过一个特写：
2003年3月两会期间，国家安全部部长许永跃与其他部门的6位部长在大会堂休息厅留影，当记者们围上采访，许永跃警惕性很高：“我是列席人员，没什么可说的！”接着记者们又问起了接班问题，部长们齐声说：“好不容易休息，给我们一个宽松的休息环境吧！”这时，大会堂北门出现了一位衣着普通的列席人员，但他走到哪里都有警卫人员向他敬礼，原来他正是大名鼎鼎的国家军事情报最高负责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他与许部长一样，态度亲切随和，不介意记者拍照，只微笑挥挥手说：“我是列席代表，不方便讲话。”
说起身份，熊光楷最喜欢他的身份是教授，因为他是国防大学和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兼职教授。他似乎很偏爱这样的身份。他在解释自己身份的时候，常会拿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来做比照。鲍威尔在出任国务卿之前曾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四星上将。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主编朱克曼知道熊光楷与鲍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