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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敏感人士眼中，楚树龙的这种解释似乎加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使用核武器的强硬态度。
国内的国际问题专家说，在媒体面前一向游刃有余的楚教授此番解读实在无懈可击，只是多年来他的名字对西方政治家和记者来说太熟悉和敏感了，因而往往引起“有心人”更多的“关照”。而美国一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则毫不客气地说，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已经无数次干涉中国内政，此次借中国发表“国防白皮书”之际，再次干涉中国内政，这种“新干涉主义”的霸气，只能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破坏作用。应该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现在应该做的，只能是承认并改正错误。
第三辑 楚树龙 （2）
美国情报部门总是输在他的手上
还是在楚树龙留美归国时，美国政界和学界就把这位崇拜毛泽东和华盛顿的“美国通”定为“对美强硬派”。尽管如此，美国的媒体还是特别青睐这位睿智而健谈的中国专家。
楚树龙是近年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最多的中国学者，《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世界报道》《远东经济评论》一直不忘把目光锁住他。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前4天，《华盛顿邮报》常务主编来中国采访，先在北京采访了楚树龙，后又飞到上海采访离京的江主席。后来这篇长篇采访稿在江主席访美时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楚树龙和江主席在同一采访稿中畅谈中美关系。
“只要天下有事了，媒体马上就会去找楚树龙”，在这些年可算是成了一种定式。“5·8”炸馆事件、“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朝核事件等等，一旦世界局势出现波动，楚树龙的电话就会被各路记者打爆。楚树龙自己也承认他和媒体是相互需要的。他希望他的思想能通过媒体对中外公众产生影响。
美国人把楚树龙定为“强硬派”是基于以下的一些事实：
1988年已成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楚树龙，自费公派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由于楚树龙来自被美国人认为“绝对官方背景”的战略机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他一直都是美国情报部门关注的对象。美国情报人员常常找各种借口与他聊天，以期获得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信息。楚树龙学了好几年的国际关系学，早已有所警觉，自然不会透露国家机密，美国情报人员非常失望。
1989年，楚树龙的爱人姜月秋赴美陪读，一年后回国照顾幼小的女儿。由于“八九风波”的影响，中美关系陷入低潮，所以当姜月秋一年后再次申请赴美陪读时，美国大使馆拒绝签证。这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找到楚树龙，提出愿意协助他太太和女儿顺利来美，被楚树龙拒绝。楚树龙说，我宁愿我的太太和女儿不来美国，也不需要你帮忙，更不会与你们合作。
有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3个人突然找到楚树龙，对他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已经在美国请求政治避难，现在在我们手里，他已把使馆的所有情况都说了，你能给予证实吗？你还知道什么？
楚树龙急中生智说，一个想寻找政治避难的人的话怎么能听呢？他想申请你的政治避难，他是有的也说没有的也说，真的也说假的也说的，你们怎么能全信呢？三人见从楚树龙嘴里套不出什么话来，便无可奈何地走了。后来楚树龙才知那个寻求政治避难的使馆官员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参赞、《基辛格评传》的作者陈有为。此人后来成为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客座研究员、华府中国论坛社社长。
1989年，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的王若望跑到美国，为了讨好美国政府，在各种场合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共产党。有一次王若望窜到楚树龙就读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给师生做演讲。他在演讲中大肆渲染“文化大革命”中共产党对人民的迫害。他先举了丁玲受迫害的例子，又称共产党连一个6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当街用枪把她射死。不一而足。
这时坐在台下的楚树龙愤怒了。他立即举手发言，进行反驳。楚树龙说：“你讲的这些有多少是共产党有组织干的？你说到丁玲， 我在上大学时，丁玲给我们做过报告，她亲口说她所受的迫害从来就不是共产党的原因，也不是政策的原因，而是文艺界某些人嫁祸于她的结果。还有，你说一个6岁小女孩在大街上被打死，我就不相信是哪级党的组织去杀人的。你这样的讲话太不负责了。”
王若望气急败坏，用汉语结结巴巴地说，这个同学是受到了共产党的洗脑了，对共产党认识不清，这种认识是极其肤浅的。
楚树龙又举手请求发言。他说：你王若望号称是“民主斗士”，可你这样的方式实在太不民主。我作为一个学生，有可能对中国和世界有很多肤浅的看法，但我在美国已经三年了，对我的“肤浅的看法”，美国人从没有用“肤浅”这个词来形容，现在你因为别人与你有不同的东西就把别人说成是肤浅，你真是不懂什么叫民主，你应该好好学学民主。你简直不配站在这里讲话！
王若望被楚树龙批驳得哑口无言，只好像泄了气的皮球，匆匆结束讲演。
楚树龙1993年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又在美国工作了一年半。由于他在校时就常有关于国际政治的论文发表，所以美国学界开始对他密切关注。而美国新闻界也看好这个智慧、尖锐、不失幽默、具有东方独特魅力的政治学学者，与他的合作一直延续到今天。《华盛顿邮报》的一位多次采访过楚树龙的记者这样说：美国记者似乎可以在任何人面前耍聪明，但在楚面前将是一场遭遇战；楚是一位原则性极强、敏锐又熟谙斗争艺术的政治学者， 他是我们美国记者的爱和怕。
美国媒体的确对楚树龙既爱又怕。
1997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前夕，美国CBS广播公司的记者在北京采访楚树龙时，提出了一个尖刻的问题：江主席访美时，将要去威廉斯堡，那是林肯发表演说的地方，还要到费城这个自由中心去访问，这些都是美国民主最精华的地方，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去看美国民主、美国资本主义和西方最核心的东西，我们美国的观众应该怎么理解这样的事情？
楚树龙回答说：江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跟美国不一样，江主席在对待不同问题的态度上恰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中国政府对待“不同”的东西的一种尊重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应该得到美国人的欣赏。因为这是一种对待不同的东西的正确态度。
这位CBS广播公司的记者听后不得不说：楚先生对美国记者的智慧的确是个挑战。
中美相互关系是“接触与防范”
美国人把楚树龙称为“强硬派”，可国内则有不少人把他当作“亲美派”。
关于楚树龙是不是亲美派，先说几个小故事，读者可以作一研判。
东北亚地区有一个非官方会议——“东北亚合作对话”，1993年由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召集，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朝鲜和韩国的外交部、国防部官员以及部分学者。楚树龙是该会议的人权小组主席。有一次美国一位很有权威的老教授斯克拉丁诺在会议上攻击中国人权，中国官员进行了反击。斯克拉丁诺气急败坏地说：你们中国总是要来指点别人、教训别人。楚树龙当即还击道：这才是你们意识形态的根子，是你们用人权来批评别国、干涉别的国家内政的根子。斯克拉丁诺从此以后再也不拿人权来攻击中国了。
1996年，在“中国威胁论”甚器尘上之时，楚树龙到纽约出席一个研讨会，一个美国官员发言时说，中国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使很多国家感到中国的威胁，美国也感觉到中国的不确定性。楚树龙马上请求发言。他说：先生们，现在我们能做什么？现在我能做什么？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看中国改革开放18年，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增强的18年带来了中国同周边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关系的改善，而不是更加恶化，带来了中国与所有国家改善关系的愿望而不是敌意。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从中国过去的18年事实来看未来18年，至少不能肯定地说中国国力的继续增强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这不符合过去18年来中国崛起发展的事实。
……
楚树龙在多个场合，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自觉与美方交锋，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与“亲美派”有什么关系。但国内有人把他称作“亲美派”至少有这么几条理由：
其一，楚树龙是一个“海归派”，有五年的美国生活经历，而且他是接受美国的资助攻读博士学位的，这样的人对美亲善符合常理。
其二，楚树龙频频接到来自美国的邀请，每年至少七八趟穿梭于大洋两岸；美国人只会邀请有好感的学者，楚树龙在美国受到的欢迎可想而知。
其三，楚树龙在美国可以进入白宫和五角大楼，与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高层人员进行直接对话。这凸显了他在美国高层的影响力。
其四，楚树龙近年的学术研究中，没有正视美国对中国 “遏制”的一面，而是过于强调“接触”的一面。而这一点最为令人担扰，因为作为对中国对外政策具有影响力的战略家，楚树龙的倾向性势必导致中国对外政策的偏误。
后来楚树龙自己也明白了，原来国内人在对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还是“遏制”的判断上争论不休的时候，是他首先也是惟一一个提出了“接触与防范”判断。当时人们对这一判断是不理解的。
“接触”战略是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政府口头上提出的对华政策。当时老布什提出这种政策，一方面是受冷战结束和“八九风波”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利用中国来对付苏联的威胁。克林顿上台后，口头上仍然奉行“接触”政策，但在人权、核扩散、银河号事件和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等问题上与中国对抗，使中美关系跌入低谷。1996年克林顿赢得大选，中美两国首脑在马尼拉举行会谈，达成了两国元首互访的协议，使中美关系出现改善的势头。1997年10月29日，在江泽民主席访美之际，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两国政府首次向世界宣布：中美两国在冷战后及21世纪的未来“通过增进合作，应对国际上的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中美双方领导人和政府主要官员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示将把中美关系推向前进。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国内人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接受“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的判断。美国政治家和舆论界也认同这样一种判断。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思在解释“战略伙伴关系”时说，中美之间是要寻求一种框架，在此框架上中美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可以共同合作的领域。这种战略框架强调合作领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分歧。
可是一年后，美日加强联盟，决定联合进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究，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含有反华条款的法案，要求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1999年春天，美国出笼了一份污蔑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接着又发生了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这一系列事件使刚刚恢复的中美关系又蒙上了阴影。国人对中美的“战略伙伴关系”产生了怀疑，也失去了信心。许多学者撰文指出，中美之间“战略伙伴关系”因缺乏深厚的基础而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就连美国参议员谢尔比也称，他从来不认为美国与中国存在一种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应把中国看作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不是美国的伙伴，而且永远不会。
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还是“遏制”，还是“接触加遏制”？对之学界产生了分歧。
就在社会各界为此议题争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楚树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判断。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既不是“遏制”，也不全是“接触”，而是“接触与防范”。
楚树龙认为，尽管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对华“接触战略”，但在他第一届的任期内实行的是一种模糊的策略，“接触战略”既没有明确内容和目标，中心也不突出。直到他第一届总统任期行将结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1997年初在美国再度掀起反华浪潮的时候，克林顿坚持按计划推动两国高层往来，坚持无条件继续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这是美国“接触战略”达到了某种坚定和成熟的程度的表现。但美国在美日同盟、向台湾出售武器、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阻挠俄罗斯和以色列向中国出售武器、在贸易上对中国限制技术出口等方面，显然采取的又不是“接触”战略。
在他看来，对于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也不能用“遏制”来概括。“遏制”是有特定含义的，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和中国是最明显的遏制，彼此不来往，不贸易，在世界上孤立你。但冷战后中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的交流日益增多，对华政策显然不再是遏制了。美国采取的以上不合作的措施其目的就是防范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
此外他还在一些场合提出，美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