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敢想敢干’型的猛将；有人说他是粗线型，也有人认为他为人率直，尤其他在高干子弟中亦十分活跃。”
伴随着多年来的争论，有人说潘岳可能因为他的性格而“失宠”。樊百华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说：“开明派的重要自不待言， ……这里只想给潘岳一点忠告——当说可说则说，不可说索性缄口。即使今后开明派已没有机会采用我的建议，我还是想在这里说出来。”
第一辑 潘 岳（2）
潘岳是惟一一位重新走完了红军长征路的年轻的中共高级干部。2001年9月1日在回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森林”栏目关于为什么要走红军长征路的问题时，潘岳动情地说：“我偏爱历史，同时也喜欢读党史。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80周年了，有着伟大、光辉的历程，但我认为最感动我的是红军长征的这段历史，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共产党的条件最差，敌我力量最悬殊，环境最艰苦，可相反，斗志最昂扬，感情最纯洁，理想最坚定。当时拼到最后就剩下了几万人，自然条件非常险恶，但就这样还是走下来了，一直往前走，不回头，不掉队，是什么精神促使他们走到底的？我觉得，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是奉献、无我、战胜一切、超越一切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在遵义旧址上，一些老同志对我说，那时候，他们连第二天会不会被消灭、能不能生存、能不能站住脚都不知道，而领导人在一起谈的居然都是国际形势。跑到陕北后，第一件事居然是开党的民主生活会，开展讨论，进行自我批评。那时候人困马乏，只剩下8000人了，大家关心的却仍是这样的宏观大问题。还有像抢夺泸定桥的时候，大家都争着报名当敢死队员，在那个年代，你要是死了人们都无从知道你是谁。这一切靠的是什么？就是靠伟大的精神。这种精神如果不去亲身体验走过，根本无法体会。”潘岳把走红军路时的一些感受用笔写下来，如《攀越雪山》《生命之桥》和《蜀南竹海行》，都被誉为散文中不可多见的佳品，这些文章被收录进《潘岳诗文集》，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后，让读者见识了潘岳“锦心绣口”的一面。
腹有诗书气自华，潘岳风流倜傥的才情，在高层中是人人尽知的。作家海岩这样评价潘岳和他的诗文：“潘岳第一次令我动容的，其实是他的散文。一篇《攀越雪山》，写得何其好啊！顿觉幼稚之说原是大大冤案。《托起草原》也很精彩，《蜀南竹海行》亦颇传神，潘岳的散文几乎篇篇都好，因为这些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政治诗文已然久违，一朝得闻顿觉满耳轰鸣，振聋发聩，瞬间可令狭窄的胸襟变得博大，短浅的目光变得高远。历史荣辱、国家成败、文明兴衰，也都重新变得引人注目！让人思想万千了。”
对于久历官场而仍保持写作热情的潘岳，海岩感慨道：“时光的‘锻炼’使许多人退隐为仙风道骨的‘山人’，堕落为只问五谷的‘俗人’，但是潘岳，依然像我们年轻时都曾渴望的那样，执着于做一名被社会和民众所需要的‘儒者’。这是我在潘岳的散文中分明看到的情怀。沿着这样的心迹线索重读他的诗，成见中的“幼稚”已荡然不见，只见到一腔热血，一以贯之。我承认，像潘岳这种壮怀激烈、精忠报国的心态，这种共产党人传统的自信和骄傲，这种对民族对历史的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我们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常有了。我们不常有，可我们都希望那些从政的人常有，都希望那些官员们还能保持潘岳诗文所弘扬的那片热血之心、赤诚之心，忘我救世，立志不朽！”
有人评论道：“潘岳诗文的价值还在于塑造了一位当代青年从 政者的真实形象，他具有丰富和袒露的灵魂、复杂和坎坷的遭际，这个意义并不亚于作品本身的意蕴。作者以……一种敢哭、敢笑、敢怒、敢歌的方式，以表达一位年轻从政者的鲜明个性、想像力和炽热的情感，这是尤为令人感动的。潘岳认为：做人比做官重要，只要你还死撑着那副凌凌风骨，你就会去写诗、去爱诗，甚至，从政者少一点‘韬光养晦’，多动点儿感情、多讲点儿真话、多修点儿情操、多想点儿诗文，至为重要。如他所言，诗文也确实可以用来改造一点儿社会风气，他所提倡的就是一种新的有时代感的文化精神。”
而南怀瑾在《潘岳诗文集》的序言中说他“中年气盛，锐气如风雷”，更为传神地道出了一个官员和一个书生形象叠加后的鲜明性格。看了这篇诗文集，就不难理解作者的抱负，更不难理解他何以屡次大胆放言，言他人不敢言，想他人不敢想的原因了。
潘岳正如自己所说：“……香格里拉雪山，是中国人自己的雪山，不可不攀越！”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不能回避。
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
2002年上半年，潘岳一份题为《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政改报告”悄悄在中央高层中传阅。由于这篇理论报告作为内部文件直接供中央最高领导作为决策参考，因而有人称之为中国共产党自1989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改奏折”。
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是执政党了，这在一般人眼里不是个问题。可时过50多年，“执政党”一词为何重又流行开来，频繁见诸国家领导人的报告以及像潘岳这样的理论家的话语中？这是个理论问题。
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早年马克思在论述历史发展进程时得出了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人们把这种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在此前，在欧洲理论界盛极一时的以制度建设为主要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被马克思无情抛弃。历史学家认为，其实这两种社会主义对后世都有着不同的意义。革命阶段、夺取社会主义政权阶段应当更多地应用马克思的理论，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应更多地应用制度设计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对革命党更有意义，而制度设计社会主义对执政党更有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本身考虑的就是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建设问题。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已意识到，但其转变一直遭遇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使这种转变化为泡影。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寻找这种转变的契机，并有意识地在执政方针上体现这种新思维。
真正把执政党建设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出来的是邓小平。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并在后来十几年里，根据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总结历史经验，从方方面面对这一世纪性的难题作出了初步的回答。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之下，我国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了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的任务。虽然转换得以实现，但所缺的是在理论上还未对这种转换进行论述和说明。作为理论家，潘岳多少年来一直沿着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轨迹进行长期思考，《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正是在从理论上对这种转换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论述和说明。
尽管右翼势力不断对潘岳施放冷箭，讥之为“中共孤臣”，但这丝毫不影响潘岳的探索和中国的前进脚步。“三个代表”的提出和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无不说明，像潘岳一类的中国年轻干部，正以自己的热情，努力探索着民族强盛的道路。
在宗教与“鸦片”之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1年12月，潘岳在《深圳特区报》《华夏时报》等几家报纸同时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的文章，文章直面当下中国的道德危机，直指缺乏信仰对中国的危害，认为“宗教鸦片论”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提出“宗教劝人为善的精神，是宗教影响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功能”“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德，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而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更是如此”。
潘岳指出，马克思的原意对宗教的鸦片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只是列宁在解释时创造性地加上了“麻醉”两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令宗教被视为毒品。他认为，中共在取得政权之后，“一直以鸦片论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的圭臬，以致国家的宗教政策一度产生偏差，并为此付出代价”。文章指出，宗教具有精神补偿作用，具有心理功能、道德功能、文化功能，同时还兼具服务、公益等多种功能，比如，无神论和科学无法克服民众对死亡的恐惧，宗教却能够做到。同时强调，中国的政治体系与宗教必能建立科学合理的关系。新型政教关系一旦明确，将极有益于中共完成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新型的执政意识与领导方式来管理宗教。
潘岳的文章公开发表之时，正值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议上立足于新形势下中国宗教问题和世界宗教问题，深刻阐述了宗教的根本长期性、广泛群众性，并首次提出了宗教的特殊复杂性。他在会议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江总书记的讲话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对宗教的理解是与时俱进的，充满新意的。
仿佛是呼应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召开，潘岳的文章在深圳和北京两地同时推出，因而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批评者认为，潘岳鼓吹“宗教救国”，甚至有人斥之为“为西方原教旨基督教入侵中国大造舆论”，而支持者惊讶于潘岳能以与中国官方的传统说法相衔接的语言，提出很重要的从宗教政策乃至宗教政策语言方面的改进思路。虽然这些道理可能很多人都早已明白，但却没有几个官员身份的人愿意大胆说出来。
危机论：守望、革新与重建
孟子说：“出则无敌国外患，入则无法家弼士者，国恒亡。”任何的思想理论，都以体认现实危机为出发点，以解决危机为皈依。潘岳文章中的危机感尤甚，危机涵盖非常广。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安全、农业危机、教育危机、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资源与人口危机等等。《商业周刊》1997年3月31日的一篇文章评论说：“‘危机论’是潘岳最坚持的主张。潘岳不同意……对目前形势一片大好的判断。相反地，他认为中国大陆繁荣表象的背后，正隐藏着跨世纪的大危机，诸如国有企业的凋敝、民族工业的倾圮、社会道德沦丧、教育落后、大批农民弃耕流向都市、财政日趋拮据、地方官僚割掳经济、资源匮乏却又滥用掠夺开发策略，复以列强环伺，种种危机都可能在21世纪初爆发。”可贵的是，潘岳所做的并不是仅仅指出危机或预测潜在的危机，人们感到新鲜又中肯的是：潘岳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与传统的老生常谈大不相同。
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种阶段性主流思潮在给中国带来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重大问题的必然延伸，形成了许多边缘思想，其研究范围涉及社会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政治文明等诸多领域。许多学者在相关领域内各自为战，而只有潘岳显示出了整合各领域的能力。也就是说，迄今我们看到的潘岳的文本，与其说是潘岳个人的思想，不如说潘岳是这些思想的集大成者。
苏东风波以来，萦绕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未来之路问题。潘岳是现今中国思想界真正的社会主义守望者之一。但这个守望者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而是试图将之与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民族主义成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果实、现代西方文明的民主与法制的一部分理念进行综合的评估、考量，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可以看出，潘岳的基本出发点，是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必然的、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潘岳主张正视社会现实中的一切尖锐矛盾和问题，并认为可以从重新树立正确、符合最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执政党理念入手加以解决。
潘岳强调民族主义的情感和认识，缘于对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性质的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也同样证明，只有在以民族利益为指针，以社会主义为政治构成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思想指南。同时，面对西方社会明显的进步，潘岳也认为，吸收作为人类政治共同遗产的民主和法治成果，是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涵。
面对社会价值伦理体系的危机，潘岳强调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结合。认为中华文明经数千年而不倒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的独立性和融通性使之成为一种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所共同拥有的政治文化伦理体系。马克思主义只有经过中华文明的再补充，才能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思想武器。
第一辑 潘 岳（3）
对于社会主义的真诚守望，是潘岳一切思想的出发点，而试图在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走一条新的、适应新形势特点的道路，是这个守望者所有探索的基本方向。他努力在确保社会主义性质和共产党执政的前提下，积极综合各领域内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形成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点、以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为支撑、以民主法治为框架的新思想体系。其基本理论内容，包括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涵盖了这些年来中国思想界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民主法治的积极思考和研究成果。
潘岳对于重建中国社会价值伦理体系的重视，与关于宗教的见解是互通的。潘岳关于宗教在强化社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