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山北路地区，于伊犁将军下设领队大臣数人，分驻惠远城及惠宁城。②在乌鲁木齐设都统及副都统，掌乌鲁木齐之军政，并在吐鲁番、巴里坤等地各设领队大臣，听乌鲁木齐都统节制。在哈密设办事大臣，掌哈密之各项事务。在塔尔巴哈台（今塔城）设参赞大臣，掌塔尔巴哈台之军政。蒙古族仍按旗编制，设札萨克，由蒙古贵族充任，制度与内外蒙古相同。在天山南路地区，也就是在回部（维吾尔族）地区，于喀什噶③尔（今喀什市）设参赞大臣，节制天山南路各城。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设办事大臣，在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县）等地设领队大臣，均归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节制，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又归伊犁将军节制。维吾尔族仍设各级伯克，由维吾尔贵族充任，以管理各城事务。但废除原有的伯克世袭制，伯克可随时升调，其制与内地的官制基本相同。西藏 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在拉萨设西藏办事大臣（全称“钦差驻藏办事大臣”或“钦命总理西藏事务大臣”（简称驻藏大臣），驻拉萨，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乾隆年间，清廷又提高了驻藏大臣的职权，明确规定驻藏大臣和达赖、班禅的地位平等。西藏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长官及各大寺庙的管事喇嘛，都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简选。西藏的对外联系，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办理。西藏的僧俗人员出境，须由驻藏大臣给予照票，限以往返日期。外国人到西藏来礼佛通商，亦须由驻藏大臣批准。达赖、班禅的财政机构的一切收支，统归驻藏大臣稽查总核。达赖、班禅的继承人问题，也必须由驻藏大臣监临决定。乾隆帝特创金本巴瓶制度①，在大昭寺内设一金本巴瓶，凡遇达赖、班禅圆寂后，找出其呼毕勒罕（化身）若干名②，均由驻藏大臣将其姓名各写一签，贮于金本巴瓶内，然后驻藏大臣亲往监同抽签决定。总之，有关西藏的重要人事、行政、经费、军事及外交等，都由驻藏大臣裁定。
4。兵 制
清朝的军队主要有八旗兵和绿营兵两种，这二者都有定额，大致八旗兵有二十余万，绿营兵有六十余万。八旗兵 八旗是清朝特有的制度，早在入关以前，已有满洲、蒙古、汉军各八旗，实际是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仍称之为八旗。八旗原来是兵民合一的组织，即既是军事组织，又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八旗成员既是兵，又是民，出则征战，入则务农。但是后来，特别是入关之后，八旗制度就发生了变化，由兵民合一走向了兵民分离，兵是兵，民是民，各有其职。按照制度，八旗子弟都有当兵的义务，凡男子十六岁以上就可以披甲当兵，但不是人人都入伍当兵，而是从各佐领挑选出一部分人来当兵③，另外立营训练，委派官员统领，这就是所谓八旗兵，完全是职业兵。其余留在佐领内的家属和闲散人丁，其任务是从事生产和准备挑补为兵，这就是民。清朝定都北京后，把八旗兵分成为京营和驻防两大部分，人数大约各占一半，即各有十余万人。京营保护皇帝和拱卫京师。保护皇帝的叫作郎卫，即侍卫和亲军。侍卫都是由上三旗子弟才武出众者组成，担任“随侍宿卫”，分为一等侍卫（正三品）、二等侍卫（正四品）、三等侍卫（正五品）、蓝翎侍卫（五、六品），共有五百余人。凡侍卫事务由领侍卫内大臣及御前大臣掌管，御前大臣权位尤重。亲军由满洲、蒙古八旗内挑选，共为一千七百余人，都由领侍卫内大臣统领。拱卫京师的叫作兵卫，计有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健锐营、虎枪营等，分别防守紫禁城、内外城及京郊地方。八旗兵在北京以外分驻各地，称为驻防，驻在全国各重镇要地，设有专官统辖。各驻防地的旗兵都是满洲、蒙古、汉军合以为营，组成佐领若干。驻防地设官，最重要的地方设将军，较次要之地设都统或副都统，再次要之地设城守尉或防守尉。绿营兵 绿营兵又称绿旗兵，采用绿色旗帜，是清兵入关后改编和新招的汉人部队。绿营兵配合八旗兵驻守北京和各省。在北京的称巡捕营，隶属于步军统领（或称九门提督，正二品）。在各省的，其最高组织为标，由总督统辖的称“督标”，由巡抚统辖的称“抚标”，由提督统辖的称“提标”，由总兵统辖的称“镇标”，由八旗驻防将军统辖的称“军标”，由河道总督统辖的称“河标”，由漕运总督统辖的称“漕标”。标下设协，由副将统领。协下设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分别统领。营下设汛，由千总、把总、外委分别统领。实际各省绿营的独立组织就是提标、镇标，提督实为地方的最高武职官，为从一品。总兵的地位略低于提督，为正二品。总兵之下，则是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官。清朝把八旗兵和绿营兵交错分布在京师和各省重镇要地，在全国构成军事控制网，既便于防御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又便于八旗兵监督和控制绿营兵。
五、社会经济的发展
1。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
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使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人口流散、土地荒芜、城市萧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颁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的措施，社会经济由恢复而发展起来。这些措施主要有如下几项：招民垦荒 清廷在顺治年间一再下令，允许各处流亡人民开垦“无主荒田”，所垦土地由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凡农民垦荒，一般可以免税三年，个别的还可以免税五年或六年。但是顺治年间战争正在进行，军费开支浩大，清廷一面宣布招民垦荒，一面又严令地方官吏迫逼赋税，以致三年或六年不起科（征税）的命令不易得到执行。所以农民以垦荒为畏途，裹足不前。康熙帝为了加速对荒田的开辟，从康熙十年（1671年）开始，即陆续放宽垦荒起科年限，将三年宽至四年，又宽至六年，再宽至十年。在平定三藩之后，免去了浩大的军费负担，康熙帝更进一步放松起科令，对于农民开垦成熟应该按限起科的田地，则常常“未令起科”，“不事加征”。这样，康熙年间的垦荒措施得到较好的推行，而且获得效果。到康熙末年，全国荒地基本上“开垦无遗”、“尽皆耕种”。更名地 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下令将明代藩王庄田免价给予原来佃户耕种，佃户“改为民户”，田地“永为世业”，号为“更名（明）地”。这种“更名地”散布在很多省份，数目约为十六万顷，对于鼓励农民从事生产及开荒是有积极作用的。治河 顺治、康熙以来，黄河屡次泛滥成灾，淮河、运河受其影响，也随之梗塞不通。康熙帝即用靳辅为河道总督负责治河，先后完成了许多重要工程，使河患大致平息，黄、淮各归故道，运河南北畅通，被淹没的农田也退水可耕。此外，康熙时还修治了永定河，消除了京东十余县的水患。蠲免钱粮 康熙帝在位期间，屡次下令蠲（juān捐）免钱粮，或一年蠲免数省钱粮，或一省连续蠲免数年钱粮，从康熙五十年（1711年）开始，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蠲免钱粮一年，而分三年轮免一周。计康熙六十余年中，“前后蠲除之数，殆逾万万”。①以后雍正、乾隆年间，清廷继续大行蠲免钱粮。特别在乾隆年间，曾多次“普免天下钱粮”。这对于发展社会经济是有利的。地丁合一 地丁合一是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出现的改革，旨在改变丁税的征收方法。清初的赋役制度因袭明代的一条鞭法，地有地税银，丁有丁税银。丁税银有的按地征收，有的按丁征收，而以按丁征收为主。按丁征收的丁银在清初共有三百余万两，这个数字不很大，但按丁征收丁银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却很大。由于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进一步发展，贪富不均的情况也在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按丁征收丁税，就使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无力负担，因而普遍出现“或逃或欠”的情况。这不仅使封建国家征收丁税失去保证，又由于农民畏惧丁税的逼迫，或流亡迁徙，或隐匿户口，又造成人口不实的严重问题。因此，为了保证丁税征收，为了掌握人口实数，清廷不得不对按丁征收丁税的方法进行改革。改革的经过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决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税额数作为定额，以后新增人丁，不收丁税。这就叫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丁税额数便固定下来了；第二步是实行地丁合一。这种办法先在康熙末年开始行之于广东、四川等省，到雍正元年（1723年）以后，又相继在各省普遍推行起来。所谓地丁合一，就是摊丁入亩，即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而把固定下来的丁税摊到地亩上。具体办法是，把各省丁税原额分摊在各州县的土地上，地税一两分摊若干丁银。地银和丁银合一，叫做地丁银。实行地丁合一在表面看来虽仅仅是一种赋税征收方式的改变，但其进步意义和社会影响却是巨大的。因为自改革之后，原来独立的丁税已不存在，而是丁随地起，田多者，丁税也多；田少者，丁税也少；无田者，亦无丁税。这就消除了“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①的状况，贫民再也不必因担心丁税而杀生、逃匿。这对家庭人口增长、国家人口统计都有好处。我国自西汉至清初，每次人口统计，其最多时，数字总是在五、六千万之间，这显然是人口不实及人口增长缓慢的缘故。地丁合一之后，人口数字急剧增加，乾隆十四年（1749年）为一亿七千万，嘉庆十七年（1812年）为三亿六千万，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四亿一千万，这显然是人口统计比较正确及人口增长加快的结果。废除匠籍 明朝有许多官用工匠，被称为匠户，编入专门的匠籍，子孙世代为匠户，不得脱离匠籍改业。明中叶以后，匠户中的绝大部分即轮班工匠，被允许以银代役，由政府按匠籍向他们征收银两，称为“班匠银”，他们可以不必再轮班到京城服役。以银代役的办法自然使工匠的地位大有改善。然而匠籍没有废除，依然是束缚工匠的一条绳索。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以后，清初匠籍已经混乱不堪，很难按照匠籍来征收班匠银了，因而，清廷于顺治二年（1645年），下令废除匠籍，免征班匠银。但此后不久，清廷又恢复征收班匠银，以致流弊丛生，如有的匠户子孙已经改业，仍要被迫征班匠银；有的匠户子孙已经逃亡或死绝，班匠银则要由民户代为赔纳。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以来，即陆续将班匠银摊入田赋中征收，最后废除了匠籍制度。匠籍的废除，使工匠对封建政府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削弱，有利于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2。社会经济的发展
农业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大量荒地垦辟，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清初荒地极多，随处可见，而到康熙末年，则大部被开垦耕种。因而耕地面积由1645年的四百余万顷，增加到1724年的六百八十余万顷。二、水利的兴修。康熙时曾大举治理黄河，并兼治淮河、运河，又曾修治永定河。雍正时又修筑江苏、浙江的海塘，使沿海一带的农田免受海潮的破坏，也是一项大的工程。三、粮食亩产量的提高，如江苏、湖南、湖北、四川及东南沿海一带都是稻米高产区，一般亩产二、三石，多者可达五、六石甚至六、七石。这时高产作物如玉蜀黍（即玉米）、番薯（俗称地瓜）的推广，对于粮食增产有重大影响。玉蜀黍原产美洲，明中叶传入我国，渐次种植于南北许多地方，到清代，几乎遍种于全国各省。番薯也原产于美洲，明后期传入我国，先是种植于福建等沿海地区，后来推广到北方，清代普遍种植于全国各地。玉蜀黍的产量远比麦类为高，番薯更是每亩可产数千斤。四、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如棉花的种植已遍及全国，其中江苏、浙江、湖北、河南、河北、山东都是著名的产棉区，这些地方的棉花大量外销，甚至连植棉较晚的奉天地区（今辽宁），每年也有许多棉花输往关内。甘蔗的种植在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江西、四川等地都很普遍，如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甘蔗动辄千顷，其茂盛有如芦苇。台湾有蔗田万顷。明代传入我国的烟草，这时已推广到全国各地。植桑养蚕事业也很兴盛，如浙江、江苏、广东的一些地区，植桑养蚕已成为农民的重要生产事项。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同时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 清代最重要的手工业仍是纺织、陶瓷、矿冶等业。纺织业中的丝织业，在清代有突出发展。苏州和杭州是明代的丝织业中心，这时依然保持其盛况。如苏州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①。杭州东城也是“机杼之声，比户相闻”②。江宁（今南京）在明代没有什么丝织业的名望，但到了清代，丝织业大为发展，已超过苏、杭而成为最大的丝织业中心，这里缎的织造非常有名。缎的种类很多，织缎之机有百余种名目。乾隆、嘉庆年间，这里仅缎机就有三万多张，其他织机尚不在内。广州也是清代新兴起的丝绸产地，所产纱、绸、缎等都很名贵。特别是广纱的精美已胜过江宁、苏、杭，有“广纱甲于天下”之称③。棉织业也有发展。松江（包括上海）、苏州、无锡都是棉织业的中心地。松江出产的棉布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好，畅销全国各地。清政府时常在这里采购棉布。如康熙时，一次就在上海县采购青蓝布三十万匹。苏州的城乡普遍生产棉布，“苏布名称四方”①，行销遍于天下。棉布的加工业，在苏州也很发达。如这里有许多专门经营棉布加工业务的字号出现，每一字号拥有工匠数十名，凡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专人作业。无锡号称“布码头”，许多富商巨贾在此开设花布行，大批收购棉布运往苏北等地发售，每岁交易不下数十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