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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的活动，首先是统一女真各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征服建州五部。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努尔哈赤以祖上遗甲十三副、不满百人起兵，至万历十六年，即统一了五部。万历十七年，明朝晋升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次年，努尔哈赤即亲自入京朝贡及“谢恩”。第二阶段，打败九部联军及合并长白三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后，于万历十九年，又兼并长白鸭绿江部，引起其他部族不安。万历二十一年，以叶赫为首的扈伦四部、蒙古三部（科尔沁、锡伯、卦勒察）、长白二部（珠舍哩、讷殷）等九部联军，合兵三万分三路来攻，被努尔哈赤大败于浑河附近，努尔哈赤又乘胜消灭长白珠舍哩、讷殷二部。万历二十三年，明朝又加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次年，努尔哈赤再次赴京入贡及“谢恩”。第三阶段，消灭扈化四部及东海诸部的大部分。努尔哈赤首先于万历二十七年灭掉哈达，又于万历三十五年灭辉发，于万历四十一年灭乌喇，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灭叶赫。在兼并扈伦四部的同时，努尔哈赤又先后用兵于东海的瓦尔喀部、库尔哈部、渥集部，统一了东海诸部的主要部分。这样，从1583年至1619年，三十余年之中，努尔哈赤就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八旗制度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创立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由女真族氏族社会的一种牛录组织演变而来的。原来女真族凡出征狩猎，每人取箭一支，十人中设一首领，统率九人行进，此首领称为牛录额真。（牛录，汉语“大箭”的意思。额真，汉语“主”的意思。）这种牛录组织不是固定的组织，只是遇到出征及行猎，才临时编制起来，事毕即散。牛录额真也非常设的首领，乃是临时推选的指挥者，事毕即罢职。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征服及来归的女真部族日多，即根据战争的需要和女真族的传统习惯，把原来的牛录组织加以扩充，逐步建立了八旗制度，用以编制女真族人民。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先建立四旗，以黄、白、红、蓝四种颜色作旗帜，称为黄旗、白旗、红旗、蓝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于原有四旗外，又增设四旗，共为八旗。增设四旗是镶边的旗，将黄、白、蓝旗帜镶上红边，红色旗帜镶上白边，称为镶黄旗（俗写厢黄旗）、镶白旗（厢白旗）、镶蓝旗（厢蓝旗）、镶红旗（厢红旗）。原有不镶边的四旗，则称为整黄旗（就是整幅的黄旗，俗称正黄旗）、整白旗（正白旗）、整蓝旗（正蓝旗）、整红旗（正红旗）。每一旗内的组织分为三级，三百丁为一牛录，设一牛录额真（汉称佐领）；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汉称参领）；五甲喇为一固山（即旗），设一固山额真（汉称都统），在固山额真左右，又设两个梅勒额真（汉称副都统），作为副手。八旗各有旗主，由努尔哈赤的亲近子侄任之，称作八固山贝勒①，也称八和硕贝勒②。又有八固山额真，是旗主之下的总管大臣，由努尔哈赤的子侄及亲臣担任。努尔哈赤则为八旗旗主之上的最高君长。八旗是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组织，“以旗统兵”，又“以旗统人”，既是军事组织，又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凡努尔哈赤麾下的各部族人户都要被编进牛录，受牛录额真的管辖，平时耕猎为民，战时则披甲当兵。建立后金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即汗位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境内），被推尊为“英明汗”，年号天命。数年之后，努尔哈赤又定国号为后金，表示要恢复女真先世完颜阿骨打的事业。这样，一个新兴的后金政权就在东北地区正式出现了。萨尔浒之战 努尔哈赤称汗之后，积极准备对明作战。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发布“七大恨”告天征明。“七大恨”中第一条是要报明朝杀父祖之仇，有四条责备明朝援助叶赫防御，另两条指斥明军越境不许满人收割禾稼。这年努尔哈赤亲率步骑二万进攻抚顺，明朝将军李永芳出降，于是捣毁抚顺城，掳掠人畜三十万而归。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山附近，与明军发生了决定辽东形势的一次大战。萨尔浒在赫图阿拉西北，抚顺关以东，浑河与苏子河合流处。明朝为保持它在辽东的统治，企图一举消灭后金，调集大军九万人，号称四十七万，以杨镐为经略，分四路进兵，扑向赫图阿拉。明军主力一路为三万人，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至萨尔浒山，为努尔哈赤集中优势兵力所击败，杜松战死。其他三路有的被击败，有的狼狈溃逃。这一次战役，双方作战五日，后金大获全胜。萨尔浒之战的结果，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从此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萨尔浒战后不久，后金又连下开原、铁岭，并灭掉叶赫，兵锋直指辽沈。辽沈之战 萨尔浒之战以后，明朝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集兵十几万，分布各要隘，小警自保、大警互援，防守甚固。努尔哈赤见无隙可乘，一年多没有进攻。可是明朝的朝中却谤议四起，攻击熊廷弼不战，结果熊廷弼被罢职，改由袁应泰经略辽东。袁应泰虽然实心任事，而兵事非其所长。努尔哈赤即于天启元年（1621年）大举进攻，夺取沈阳、辽阳，占有辽河以东大小七十余城。袁应泰兵败自杀，这就是辽沈之战。不久，努尔哈赤迁都辽阳。辽沈既失，明廷大震，再度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又用王化贞为辽东巡抚。熊廷弼提出以主力屯驻广宁，以守为主，伺机进攻。这个主张比较正确。但王化贞却要领兵六万进战，声言一举荡平辽东。明廷竟然采纳了王化贞的错误主张，而排斥熊廷弼的正确主张。王化贞在广宁拥兵十三万，而熊廷弼仅有兵一万。天启二年，努尔哈赤亲自率兵渡过辽河，明兵一触大溃。王化贞弃广宁而逃。熊廷弼只好焚烧积聚，退守关内。努尔哈赤即轻取广宁。天启五年，努尔哈赤又由辽阳迁都沈阳，后改称盛京。宁远之战 广宁败后，熊廷弼、王化贞均被逮捕下狱。后来熊廷弼却先于王化贞被处斩，并且传首九边。熊廷弼之死，主要由于阉党魏忠贤欲借熊廷弼为题目倾陷东林党人。天启二年，明朝任用孙承宗为蓟辽经略。孙承宗在任四年，采取袁崇焕的意见，使袁崇焕修筑宁远城，坚守关外二百余里地方，又命诸将修筑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等城，开拓地方二百余里，几乎收复辽河以西旧地。以后孙承宗被阉党魏忠贤所排斥罢职，明朝任用阉党高第为经略。高第怯懦无能，认为关外不可守，遂尽撤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诸城守兵迁入关内，并要袁崇焕撤出宁远，袁崇焕死守不去。努尔哈赤于天启六年（1626年）大举西渡辽河，进抵宁远，用兵十三万围城。袁崇焕集兵固守。努尔哈赤屡次督兵攻城不下，城上矢石如雨，并且发炮轰击，金兵损伤甚多，努尔哈赤也受重创。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不下，遂大忿恨退回沈阳，这年八月病死。
2。皇太极改国号为“清”
改国号，称皇帝 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年号天聪。此时金国已成为塞外大国，人口包括满、蒙、汉三族，疆土东北达黑龙江口，西边至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以西，南面与明朝锦州、宁远为界。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已不满足于称金国汗，而想比拟于一统天下的中原皇帝，因此在明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改族名为满洲。皇太极称清国皇帝，欲进占中原，成为全中国的封建帝王。皇太极也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继承和发展了努尔哈赤的事业，对内进行政治改革，逐步建立君主集权制度，积极吸收汉文化，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发展了八旗制度；对外统一了内蒙古，继续南下伐明。继续伐明 明崇祯帝即位以后，用名将袁崇焕守北边。袁崇焕整顿防务，布置周密，修筑坚城，多置大炮，以守为主，相机出战。这是很正确的方略。皇太极见袁崇焕的坚城难攻，便计划绕道进袭北京。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自率军出动，以蒙古军为响导，从龙井关、大安口入塞，攻破遵化，包围北京。袁崇焕闻讯，自山海关疾驰入援。皇太极非常忌恨袁崇焕，就利用俘虏又放回的两个太监行反间计，向崇祯帝报告，说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密约，崇祯帝深信不疑，即将袁崇焕下狱，后来处死。皇太极先后攻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于次年自率大军退还沈阳。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命阿济格等入长城，破昌平，焚天寿山德陵（明熹宗陵），直插保定以南，凡克城十二座，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又命多尔衮等越过长城，大举深入，连下四十三城。次年，南下至山东，攻破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然后出塞，所俘汉人四十六万余，获白金百余万两。崇祯十四年，皇太极又发大兵南下，围攻锦州。明朝忙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兵十三万人增援。洪承畴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立营，且战且守，勿轻浪战。可是朝廷却迫其刻期进兵。洪承畴在松山（今锦县西南）被围，明兵溃散。次年，洪承畴战败被俘，押至沈阳投降。锦州、塔山、杏山（今锦县西南）相继为清军攻陷。又次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死，庙号太宗。其子福临继位，是为世祖，年号顺治。以年才六岁，由叔父多尔衮辅政。这时山海关以外几乎都入于清。
九、明后期社会、政治矛盾尖锐
1。土地兼并与三饷加派
土地兼并 明朝后期，土地兼并更加猛烈，宗室勋戚庄田的规模更大。如万历时，潞王（朱翊镠）有庄田四万顷，神宗也诏赐福王（朱常洵）庄田四万顷，后经群臣力争，始减为二万顷。天启时，桂王（朱常瀛）、惠王（朱常润）、瑞王（朱常浩）及遂平、宁国二公主的庄田皆以万顷计算。山西全省上好的田地，几乎全为宗室所占。河南有七十二家王子，土地“半入藩府”。宗室勋戚庄田占有土地的总面积，据不完全的估计，天启年间为五十万顷。一般官僚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也异常激烈。如万历年间，南直隶（今安徽、江苏）有的大地主占田七万顷。浙江奉化全县的钱粮是二万两银子，而乡官载澳一家就占去一半。崇祯时，河南缙绅之家田多者千余顷，少者也不下五、七百顷。豪强地主不仅在本乡占田，而且跨越省县设立寄庄田。许多地方寄庄田占地比例极大，如福建南靖县的土地，属于他县豪强者十之七、八。山东曹县共有土地二万五千余顷，寄庄田占去一万余顷。在激烈的土地兼并之下，大多数农民失掉了土地，沦为地主的佃户，如顾炎武说，江南“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①三饷加派 明朝后期，皇室、贵族，官僚的生活挥霍日益严重。如明神宗修陵（定陵），用银八百余万两，为皇长子及诸王子册封、婚冠等事，用银九百三十余万两，采办珠宝用银二千四百万两。当时全国田赋每年只有四百万两。因此，财政危机严重。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明朝先后实行“三饷加派”。所谓“三饷”，就是辽饷、剿饷、练饷。辽饷是万历时为与后金（清）作战而增征的军费，共五百二十万两。剿饷是崇祯时为镇压农民起义而增征的军费，共三百三十万两。练饷是为训练军队而增征的军费，共七百三十余万两。三饷合计每年增征约一千六百万两，超过正常赋税（一千四百六十万两）的一倍以上。农民承受不起这残酷的剥削，到处逃亡，地大量荒芜。
2。 市民反矿监税使的斗争
明朝统治者为了摆脱财政危机的另一做法是对城市工商业者大肆掠夺。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明神宗派遣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监（使），分往各地开矿、征税。这些宦官在各大城市中莫不疯狂掠夺，或借口开矿强占土地，或巧立商税名目横征暴敛，甚至随意捕杀人民，处置地方官吏。这就引起一系列城市居民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临清人民反对宦官马堂的斗争，二十八年开始的湖广人民反对宦官陈奉的斗争，二十九年苏州织工反对宦官孙隆的斗争，三十四年云南人民反对宦官杨荣的斗争。此外，又有万历三十年江西景德镇窑工反对税监潘相的斗争，三十六年辽东锦州军民反对税监高淮的斗争，等等。总之，万历年间城市居民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几遍全国各大城市，先后不下二十余起。参加斗争的主要是城市手工业工人、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等。这样的斗争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这说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形成了一定的力量，开始展开了反封建的斗争。
3。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
东林党 明后期政治黑暗。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由张居正当国，政治比较清明，内阁也有威权，能够驾驭吏部及众多言官（给事中、御史等官）。但自张居正死后，内阁再无有作为的人物，内阁、吏部、言官各为一派，互相斗争。而皇帝本人又怠于政事，凡三十余年不上朝，几与大臣隔绝，一切章奏皆不答批，谓之留中。尤其晚年，怠荒更甚，官缺也多不补，以致内阁、部院各衙门多空无人，地方官也缺十之六、七。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罢官，从北京回到家乡无锡。无锡原有东林书院，为宋代杨时讲学之处。顾宪成倡议修复，遂与好友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并在讲习之余，批评朝政，议论人物。当时不仅那些“抱道忤时”的在野士大夫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