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①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一概征银，田赋和力役都折银征收。这样就取消了力役，由政府雇人充役。第二，把一部分力役摊入田赋征收。把过去按户按丁征收的力役改为折银征收，称为户丁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全部摊入田赋征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的大部分摊入田赋征收，小部分仍然按丁征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的大部分仍然按丁征收，而小部分摊入田赋征收；有的地方则将户丁银按田赋和按丁平均分配。总之，一条鞭法还没有把力役全部摊入田赋，只是部分地摊入田赋。第三，归并和简化征收项目，统一编派。把过去对各州县征收的夏税、秋粮、里甲、均徭、杂役以及加派的贡纳等项统统折成银两，合并为一个总数，一部分按丁摊派，一部分按田赋摊派。第四，赋役的征收解运，由过去的民收民解（即由里甲办理），改为官收官解（即由地方政府办理）。一条鞭法主要有三点进步意义：第一，将力役部分地摊入田赋，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土地的多数总是在地主一方，而户丁的多数总是在农民一方，现在把户丁银的一部分摊入田赋征收，自然就相对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第二，把力役改为折银，这就使农民摆脱了一部分封建国家的劳役束缚，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第三，赋役一概征银，这就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又反转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六、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1。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
农业 在农业方面，这时水稻产量较前有了提高，一般稻田亩产二石到三石，个别地区达到五、六石。这时有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自外国传入。玉米（又称玉蜀黍）的原产地是美洲，在十六世纪，由几条渠道传入我国。到了明朝末年，玉米的种植已达十余省，如有浙江、福建、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番薯（又称红薯，俗称地瓜）的原产地也是美洲，大约在万历年间，分别由菲律宾、越南、缅甸传入我国。首先种植番薯的是福建、广东和云南，不久浙江也引进番薯，此后番薯的种植逐渐推广。番薯产量很高，每亩可得数千斤，所以传布很快。这时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日益扩大。棉花的种植已“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①江苏的松江以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的一些地方，已经成为著名的产棉区。松江有地二百万亩，大半植棉，棉田不下百万亩。美洲的烟草在明中后期由菲律宾传入，先传至福建、广东，以后渐及长江流域等地。到了明朝末年，北方也多种植烟草。美洲的花生在明中后期也传入我国，种植于江苏、福建、浙江等地。花生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它的传入有很大意义。又桑树、甘蔗以及蓝靛（一种深蓝色染料作物）的种植也很兴旺，浙江湖州和四川阆中都是种植桑业中心，福建和广东盛产甘蔗，四川和浙江也产甘蔗，福建和江西则是蓝靛种植最多的地方。手工业 在手工业方面，纺织业、冶铁业、制瓷业等有了新的发展。这时棉纺织业已成为非常普遍的家庭手工业。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最为发达，浙江嘉善县的纺纱织布也很有名，当时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嘉善县治所）纱”之谣②。棉纺织业的生产工具也大有改进。如去籽用搅车，工效大为提高，使用句容式搅车生产，一人可抵原来四人。使用太仓式搅车生产，两人可抵原来八人。弹弓原来是竹弓绳弦，这时改为木弓蜡丝弦，振动力加大了。元代的纺车仅有三个锭子，这时的纺车有四个锭子，甚至江西乐安的纺车有五个锭子。
丝织业也比以前更加发展。苏、杭二府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区，山西潞安府的丝织业也闻名全国。这时用的织机有腰机和提花机。最值得称道的是提花机，它的结构复杂，提花技术巧变百出，能够织出各种繁杂的花纹，鲜艳美观。这时冶铁技术有突出的进步。炼铁不仅普遍用煤，而且使用焦炭。鼓风已经应用装有活塞、活门的木风箱，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鼓风工具。炼铁炉的容量也增大了，如河北遵化的大铁炉，高一丈三尺，每炉可容矿砂二千多斤。这时制瓷业，尤其是景德镇的制瓷业，技术多有革新。如瓷器施釉法改进了，用吹釉法代替蘸釉法，施釉更加均匀光泽。彩色瓷器也发展了，明初已有精美的青花瓷，这时又有斗彩（釉上釉下争美）、五彩（多种颜色）等新产品，这就为清代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时印刷业也有进步，已经应用铜活字印书了。
2。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商品化 这时粮食、棉花、生丝、食盐、烟草、绸缎、棉布、瓷器及其他各种手工艺品都成为主要的商品，其中松江的棉布“衣被天下”，苏州的绫罗纱缎“转贸四方”，景德镇的瓷器在全国东西南北“无所不至”。工商业城市的繁荣 这时全国性的工商业城市，首推北京与南京，人口皆在百万以上。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如松江是棉织业的中心，苏、杭二州是丝织业的中心，芜湖是染业的中心，铅山（今属江西）是造纸业的中心，景德镇是拥有数十万人的瓷都。此外，浙江的湖州、山西的潞安和西北的兰州等地，都是纺织业的中心。山西的平阳、河北的遵化、广东的佛山，都是冶铁业的中心。至于商业大城市更是多到三十余，散布在长江两岸、运河两岸、东南沿海及其他地区。北方的工商业城市比较少，南方则占了绝大多数。明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显然是南北不平衡的。商业资本的活跃 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商业资本也非常活跃，在全国出现了更多的商人，他们在各地设立会馆，组织各种商帮。其中最多的是徽商，其次是晋商、江右商，再次是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中小商人，但也有拥资数万、数十万至百万的大商人，这些商人贩卖各种农产品及手工业产品。以银为货币 随着工商业的发达，银代替了钱、钞（纸币），成为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这时朝野上下普遍用银。民间不仅大的交易用银，小的交易也都用碎银。明政府的田赋、徭役，工商业税、海关税乃至官吏俸禄、国库开支，也大都是以银折价，以银计算。
3。资本主义萌芽
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当然还很微弱，只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稀疏地存在着。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已在某些地方某些手工业中出现，如在苏州丝织业中最为明显。当时，苏州是江南丝织业的中心，已经出现了很多机户，专以机织为生，并且存在着机户雇佣机工从事生产的情况。这里的机户有多少不详，但知总共使用机工数千人之多。这些机工“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已是完全没有产业的人，专赖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都是“自食其力之良民”，即是具有人身自由的人。机户与机工的关系“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显然是一种新的自由雇佣关系。在这种雇佣关系之下，如果有的机户雇工较多，扩大了生产，那便是资本主义的经营了。明人冯梦龙在小说《醒世恒言》中，写了一个施复发家致富的故事。施复是嘉靖年间苏州盛泽镇上的小机户，夫妻两口辛勤经营，原本只有一张织绸机，后来扩大到了三四十张织绸机。象施复这样的机户，可以称得上是工场手工业主了。施复虽是小说里的人物，但他的发家故事却来源于当时的现实社会。实际施复式的人物，也的确见于当时的明代社会。如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记其祖上在成化末年，由购机一张增至二十余张，这也是工场手工业主。张瀚祖上的发家是在杭州，这说明在杭州的丝织业中，也有工场手工业出现。总之，明代后期，在苏、杭，特别是在苏州的丝织业中，已有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出现。此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见之于其他手工业部门。如在松江棉布袜制造业中，即存在着包买商形式的资本主义经营。自万历以来，这里有暑袜店百余家，店主将料分发给当地“男妇”，令其为之生产暑袜，诸“男妇”各回家中做成暑袜，然后从店中领取报酬。暑袜店的店主显然是包买商，诸“男妇”变成在自己家中替店主生产的雇佣工人。在浙江嘉兴县石门镇的榨油业中，也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记载。该镇有油坊二十家，共有雇工八百余人，平均每家四十余人，对雇工按日计工资。这样的油坊可以看作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了。又在广东韶州、惠州等处的冶铁业中，也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方式。在云南的铜矿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明代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只是个别的零散的现象。尽管如此，封建社会内部毕竟出现了属未来社会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这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处在封建制社会的末期了。
七、明朝的对外关系
1。郑和 下 西 洋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宝，云南昆明州（今晋宁）人，回族，世奉伊斯兰教。十二岁入燕王朱棣藩邸，为宦者。朱棣称帝后，升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世称“三保（三宝）太监”。郑和有才能，又是伊斯兰教徒，时南洋诸国多奉伊斯兰教，因之成祖欲遣人前往，郑和便入选。明代以婆罗洲（今加里曼丹）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郑和所到之处大都在婆罗洲以西，所以称为郑和下西洋。下西洋的原因 明成祖命郑和下西洋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宣扬明朝的国威，扩大明朝在海外的政治影响，招致各国来朝来贡。其次，也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尤其是朝贡贸易，让各国以朝贡的形式来中国做买卖。或说郑和航行的目的在于追寻建文帝的踪迹。当然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在明成祖不能没有疑问，使郑和兼有这样的动机也未可定，然而这决不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下西洋的经过 郑和奉命出使西洋，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凡七次。第一次在永乐三年（1405年）冬至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第二次在永乐五年冬至永乐七年（1409年）夏末，第三次在永乐七年九月至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第四次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七月，第五次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至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第六次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春至永乐二十年（1442年）八月，第七次在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至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
郑和船队所到的主要地方有：渤泥（今加里曼丹）、满剌加（今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彭亨（在今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三佛齐（今巨港一带）、爪哇、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占城（今越南中部），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榜葛刺（今孟加拉）、古里（今印度西海岸科泽科德）、小葛兰（今印度西海岸）、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属伊朗）、阿丹（今亚丁）、天方（今麦加）、木骨都束（今非洲东岸，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的布腊瓦）、竹步（今索马里的朱巴河口一带）、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总之，从1405到1433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前后二十余年，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处到达了红海的海口和非洲东岸，并且越过了赤道。下西洋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的壮举，有着伟大的意义。第一，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事业上，做出了巨大贡献。郑和下西洋发生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开始于1405年，这比哥伦布在1492年到美洲要早八十七年，比迪亚士在1487年发现好望角要早八十二年，比达·伽马在1498年到达印度卡里库特要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在1521年到达菲律宾要早一百一十六年。郑和下西洋的规模是无与伦比的。如第一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六十二艘，官兵二万七千八百余人。第三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四十八艘，官兵二万七千余人。第四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六十三艘，官兵二万七千六百余人。第七次下西洋时，有宝船六十一艘，官兵二万七千五百余人。郑和的船队以宝船为主构成，此外，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许多船只，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郑和的宝船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合138米多，阔一十八丈（合56米）。这种宝船有九桅，张十二帆，“体势巍然，巨无与比，篷帆锚舵二三百人莫能举动。”①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而达·伽马去印度仅有四船、约一百六十人，哥伦布去美洲仅有三船、八十余人，麦哲伦去菲律宾仅有五船、二百六十余人，这和郑和的船队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郑和七下西洋的结果，打通了从中国到东非的航路，把亚、非的广大海域联成一气，这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成就。第二，郑和下西洋的结果，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和平交往，发展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是和平进行的，没有征讨和杀伐，有之完全出于自卫。如旧港王陈祖义是华侨，经常劫掠过往船只，又谋劫郑和的船，郑和即擒陈祖义携归，陈祖义伏诛。又郑和至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发兵前来劫船，郑和即生擒亚烈苦奈儿携至北京，明成祖又放其归国。郑和的船队在所到之处，首先向国王、头人等，宣读皇帝诏书，赏赐大量物品，然后即展开贸易活动，甚至派小船往偏僻去处贸易。如在古里，按当地习惯交易，货物议价以拍掌为定，以后价有贵贱，再不改悔。又在祖法儿（在阿拉伯半岛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