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不明，或说于宫中自焚死，或说由地道逃去，隐藏于云、贵一带为僧。明成祖削藩 明成祖即位以后，继续执行朱元璋的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他接受“靖难”的教训，首先积极进行削藩。在北方操兵柄的诸王，有的被迁至南方，如宁王被徙于南昌；有的被削去护卫，如代王、辽王；有的被废为庶人，如齐王、谷王，从此诸王的势力大为削弱了，军政大权更集中于皇帝。他又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迁都北京有利于巩固北部边防，又能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
三、明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
经营蒙古地区 明朝初年，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大部。鞑靼部居住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以及贝加尔湖一带。瓦剌部居住在今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和准噶尔盆地一带。兀良哈部居住在今兴安岭以东，松花江以西，呼伦湖以南，西剌木伦河以北。永乐时，鞑靼和瓦剌不断兴兵南侵，因而明成祖曾先后五次率兵亲征，给予了沉重打击。元朝被推翻以后，元朝皇族退回蒙古草原，起初仍保持元朝国号，继帝位者仍称皇帝，历史上叫作北元。到建文四年（1402年），始废除元朝国号，改称鞑靼，皇帝改称可汗。永乐七年（1409年），明朝遣使与鞑靼通好，被鞑靼杀死。明即派兵讨伐鞑靼，被鞑靼击败。次年，明成祖亲率五十万大军第一次北征，在今鄂嫩河沿岸击败鞑靼主力军，鞑靼归降明朝。明封鞑靼首领阿鲁台为和宁王。瓦剌与鞑靼矛盾严重，曾攻杀鞑靼可汗。后又准备进攻明朝。明成祖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第二次北征，大败瓦剌军于忽兰忽失温（今乌兰巴托东。瓦剌请降，明封其首领脱欢为顺宁王。鞑靼后来又兴兵南下侵犯明的边区，明成祖连续北征，鞑靼也都北撤，未发生战斗。明成祖第五次亲征，是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他病死于归途中。明成祖五次北征，打败了鞑靼和瓦剌，巩固了明朝的北部边防。兀良哈部在洪武时归附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在其居地设置朵颜、福余、泰宁三卫指挥使司，任用其首领为指挥使。又封儿子朱权为宁王，镇守大宁，以控制兀良哈三卫①。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变时，恐宁王在后扼制，即胁迫宁王入关，又借用兀良哈三卫兵从征南京。明成祖即位以后，迁宁王于南昌，因为兀良哈兵从征有功，便把大宁割给兀良哈，仍为三卫。把大宁地方割让，是明成祖的一大失策。明成祖以后，兀良哈三卫不断南迁，迁徙到今辽河以西地区，一方面和明朝互市贸易，一方面对明朝叛服无常，不时入边抄掠，成为明朝北部边境的不安定因素。奴儿干都司 在东北地区，主要居住着女真族。明朝初年。女真族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管理，先是明太祖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用以控制女真各部。以后明成祖于永乐二年（1404年）在黑龙江口特林地方，设置奴儿干卫。永乐七年（1409年），又在特林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下设许多卫、所，统辖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库页岛的广大地区。明成祖以后，奴儿干都司所辖卫、所增加到一百八十四卫、二十所，以后又增加到三百八十四卫、二十四所。从永乐九年（1411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明成祖及宣德皇帝先后派遣太监亦失哈等多次巡视奴儿干地区，并在特林修建永宁寺，先后立有《敕修永宁寺记》和《重建永宁寺记》两块石碑，记述了奴儿干都司创建的经过及亦失哈等来此巡视的情形。对西藏的管理 西藏在明代称为乌斯藏，是藏族居住的地区。洪武时，明朝在西藏设立两个都指挥使司，即乌斯藏都指挥使司及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又设有指挥使司、宣慰使司、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综理军民事务。永乐时，明朝还修了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到乌斯藏的驿道，设置了驿站，大为便利了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西藏盛行喇嘛教，喇嘛教分为许多派别，其中主要是红教和黄教。红教最先兴起，在元代势力很盛，成为西藏最大的教派。明朝永乐年间，青海藏族僧侣宗喀巴在西藏另创黄教。黄教兴起以后，红教就逐渐衰落下去。永乐时，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来京朝见，被封为“大国师”。宣德时，释迦也失再度来京，又被封为“大慈法王”。西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更加密切。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 明朝在西南苗、瑶、壮、彝、傣等族聚居地区，仍沿袭元朝的土司制度，设立土官统治，任用当地少数民族的头人做土官。如湖广（今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皆有若干土官。土官的机构有宣慰使司、宣抚使司、安抚使司、招讨使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等，设置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等官。此外，又有土府、土州、土县等，设官同于一般府州县。凡土官机构或隶于布政司，或隶于都司，或隶于行都司。土官一般是世袭的，流官较少，容易形成割据势力。有些土官图谋割据称雄，时常叛乱。明朝在平定叛乱后，往往把乱区的土司废掉，改设流官，这叫作“改土归流”。
四、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1。恢复与发展农业的措施
在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上，明初统治者采取了若干措施。奖励垦荒与实行屯田 元末战乱之后，明初荒田很多，人民流亡未归。朱元璋即位后，首先下令各地流亡人民还乡生产，还乡者皆免税三年，量力开垦土地，如果现在农户丁少原来田多，不得依前占田。如果现在丁多原来田少，地方官验丁拨给荒田。凡各处荒田均听民开垦作为己业；若原业主归来，地方官于附近荒田内拨补给土地。朱元璋晚年又下令，凡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各处新垦荒地，都“永不起科”①。此外，又大兴屯田。屯田有民屯、军屯、商屯三种，其中以军屯规模最大。民屯是由政府组织人民屯田，如移民屯种、募民屯种等等。洪武年间，明政府曾不断地把狭乡（人多地少的地方）人民大量地向宽乡（人少地多的地方）迁移，这是移民屯种。又明政府曾在北方府县近城荒地上，招募农民开垦，每人给田十五亩，又给地二亩种菜，这是募民屯种。民屯与一般的垦荒不同。一般垦荒是人民自行开垦，所垦田为人民自有。而民屯是有一定的组织，由官督民耕种，土地属于官田，人民是官府的佃户。军屯是令军队屯田，积谷自给，以减少政府的军费开支。明初各地卫、所兵士皆分为屯田与守城两部分，大致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当时全国军队基本上可以实现屯田自给，屯田总额达到六十余万顷，所生产的粮食十分可观。商屯是由盐商所举办的屯田。明初为了解决边地军粮问题，即利用食盐国家专卖制度，规定盐商运粮到边地以充军粮，可以换取政府的盐引（贩盐执照），然后持盐引到指定的盐场领盐，再到指定的地区贩卖，这叫作“开中”。以后商人为免去运粮的麻烦及费用，便在边地雇人屯田，就地缴粮，换取盐引，此即所谓商屯。商屯在明初对于供应军粮及开垦边地，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鼓励种植桑棉 明初朱元璋规定全国农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种桑、麻、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加倍。凡不种桑者，要交纳绢一匹；不种麻者，交纳麻布一匹；不种棉者，交纳棉布一匹。到洪武末年，又下令各地农民能再多种棉花，则蠲免赋税。又下令山东、河南农民，此后凡种植桑枣果树，都永不起科。从此棉花的种植与使用普遍起来，不仅发展了农业生产，也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兴修水利 朱元璋即位后，即命所在官吏陈奏有关水利事宜，并派官员分赴各地，乘农民农隙之时，督修水利。据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统计，全国各处所开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浚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修建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①。明成祖时继续兴修水利，如户部尚书夏原吉疏浚吴淞江，使苏、松农田大得其利。又工部尚书宋礼督开山东境内的会通河，并且建闸调节水量，不仅沟通了南北大运河，而且使许多农田获得灌溉之利。在上述措施之下，明初的荒地无不得到开垦。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统计，天下土田共八百五十余万顷，比元末增长了四倍有余。粮食的产量也大为增加，这从明政府税粮的增长上反映出来，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天下税粮二千八十余万石，而到洪武二十六年，税粮则增加到三千二百余万石，和元代岁粮总数一千二百余万石相较，约多出一倍半。
2。改革工匠制度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工匠制度也有所变革。明初对工匠的管理，仍然沿用元朝的匠户制度，即把工匠编入专门的匠籍，不准随便脱离匠籍改业。但元朝的匠户完全没有自由，终年被勒令从事于官手工业品的制造，而明代的匠户则得到了相对的自由，应役时间大为缩短。明代工匠分为轮班工匠和住坐工匠两种。轮班工匠隶属于工部，是各地轮流赴京上工的工匠。工匠轮班制开始于洪武十九年（1386年），规定各地工匠轮班到京师服役，每三年一班，期限为三个月，服役完毕即回家。除班期外，其余时间均归自己支配。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各地工匠轮班办法又有改变，有的五年一班，有的四年一班，有的三年一班，有的二年一班，有的一年一班。在这种新办法下，五年、四年、三年一班者，可得数年休息；二年一班者也可得一年休息。唯独苦了一年一班者，往返奔走于道路，没有休息之日。到景泰五年（1454年），全国轮班工匠又一律改为四年一班，此后终明之世不变。轮班工匠完全是无偿服役，不仅上工之日没有代价，连往返京师的盘费也要自负。轮班工匠占据工匠的绝大部分，据1393年统计，共有二十三万二千八十九人。住坐工匠是固定在京师工作的工匠，主要为皇家从事生产，隶属于内府内官监（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但其匠籍管理及征调仍归工部。住坐工匠的名称始于永乐年间。住坐工匠每月上工十日，其余二十日自由支配，并且享有一定待遇，一般每月支米三斗。明代的工匠制度仍是一种劳役制，但却给了工匠一定的自由，这对手工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五、明中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与张居正改革
1。政治腐败
宦官专权 明中期以后，政治日趋腐败，导致宦官专权的局面。而宦官专权的结果，更加重了政治的腐败。明太祖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专权之祸，曾严厉禁止宦官干政。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后，开始信任宦官，不仅给以出使、专征、监军之权，而且设立“东厂”特务机构，由亲信宦官掌管，由此开了宦官干政之端。明代宦官专权，自英宗时王振始。英宗即位时九岁，还不懂事，对宦官王振言无不从，呼为“先生”而不称名。当时王振掌司礼监，依仗皇帝宠信，权在内阁之上，群臣争相阿附，政治日渐败坏，内外官吏莫不贪残，贿赂公行。凡朝觐官来见王振，必献百金为礼。王振先后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皆由内外官吏所奉献，其时政以贿成可以想见。明英宗死后，儿子宪宗即位。宪宗信任宦官，在东厂之外另设西厂，命宦官汪直掌管，所领官校倍于东厂，掌东厂太监尚铭听其指挥，锦衣卫千户吴缓为其爪牙，权势远在东厂及锦衣卫之上。汪直利用职权，屡兴大狱，任意捕杀臣民，冤死者不计其数。明宪宗死后，儿子孝宗即位。孝宗注意勤政，政治比较清明。但孝宗死后，儿子武宗即位，年十五岁，信用宦官。得宠的宦官有刘瑾、马永成、邱聚、谷大用等八人，谓之八党，又号称八虎，而刘瑾最为跋扈。时刘瑾掌司礼监，邱聚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互为声援，势倾中外。刘瑾又矫诏设立内厂，由自己管领，比东、西厂更残酷。刘瑾先后专权五年，完全侵夺了内阁权力，朝廷大政不由内阁，而在刘瑾私寓办理。当时内外所进章奏有红、白二本（按纸色区分），先送刘瑾者，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者，号白本。刘瑾又矫诏令吏、兵二部，凡遇进退文武官员，必先于刘瑾处详议。因而，吏、兵二部用人之权，也由刘瑾所操纵。刘瑾专权时期，整个明朝官僚集团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到了极点。刘瑾的家财有金一千二百余万两，银二亿五千余万两，只此银子一项即相当于明朝六十年的国税收入。土木之变与北京保卫战 英宗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强盛起来，其首领脱欢统一了瓦剌和鞑靼两大部，拥立原来元朝皇室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丞相。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位，自称太师淮王。当时脱脱不花仅是名义上的可汗，实际上瓦剌和鞑靼两大部的统治权完全操在也先手里。也先不仅征服了北方蒙古诸部，又西攻哈密，控制西域要道，东破兀良哈三卫，侵扰辽东，威胁朝鲜，日渐跋扈，成为明朝北方严重的边患。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率军大举南下，攻掠大同。边报传至京师，王振不作充分准备，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亲征。大军离京之后，北出居庸关，向大同进发。大军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饥寒交迫，死者满路。八月初，大军抵达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军屡败，因而惧不敢战，又立即折回，回师至土木堡（河北怀来境），被瓦剌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英宗被俘，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锤打死，此即所谓“土木之变”。土木堡的败讯传来，举朝大震，群臣聚哭，莫知所措。有人主张迁都南京，以避瓦剌的兵锋。兵部侍郎于谦怒斥南迁之论，主张固守京师。他急调军队赴京师守卫，又转运通州仓粮入京以备守城。于谦升为兵部尚书，他与大臣拥立英宗弟郕王朱祁钰为帝（景泰帝），以稳定人心，全力抗敌。果然，不久瓦剌也先挟持英宗直逼北京城下，以英宗在手要挟明朝。于谦调二十二万大军分布于京师九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