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北宋与西夏的和战 元昊称帝后，要求宋廷承认，但遭拒绝。双边贸易亦中止，宋、夏关系急剧恶化。从宋康定元年（1040年）开始，元昊连年发动对宋战争，北宋连遭失败。宋朝被迫让步，谋求与夏和好。西夏虽然连胜，但也多有伤亡，财力难以支持，国内人民普遍厌战；加上夏、辽关系破裂，为避免两面受敌，也愿与宋议和。于是，宋、夏在庆历四年（1044年）签定和约：元昊取消帝号，对宋称臣，由宋册封为夏国主；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重开沿边榷场互市，恢复民间商贩往来。
四、王安石变法
1。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
北宋前期，社会比较稳定，各种事业都有所发展。可是，社会的各种矛盾也在发展之中。至仁宗（1022—1063年）时，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主要表现在：一、在政治方面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造成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二、在社会方面的土地高度集中和赋役苛重，促使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冗官冗兵冗费 “冗官”问题早在北宋初年就已经出现了。当时，宋太祖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曾采用了一系列分割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官员权力的制度或办法，致使各级政府机构重叠，官吏人数大增。同时，北宋统治者还实行恩荫制度，大批高官的子弟、亲戚甚至门客不经选举便涌入仕途。此外，太宗以后，又扩大科举规模，每科总有五、七百到一千人被录取做官。因之，官僚队伍迅速膨胀。北宋初，内外官仅几千人；到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已达到两万多人；到嘉祐年间（1056—1063年），更“十倍于国初”①。人浮于事的现象十分严重。“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②“冗兵”问题是由所谓“养兵政策”造成的。北宋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破产农民铤而走险，每逢荒年，便把成千上万的流亡农民招募为禁军或厢军。因此，职业兵人数直线上升。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有兵三十七万八千，仁宗皇祐（1049—1054年）时竟达一百四十万，八十年间兵员增加了两倍半。如此庞大的军队，远远超过了宋朝政府的正常需求。因此，大量的士兵长期无事可干，游手好闲，军队素质低下。“冗官”、“冗兵”使北宋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效能日益下降，是形成“积弱”局面的主要原因。“冗费”问题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北宋本来就对官吏和军士的待遇优厚，政府财政开支已很大，而“冗官”、“冗兵”情况日益严重，致使财政开支猛增。其二是对辽和西夏的战争失败，每年输巨额“岁币”。太宗至道（995—997年）年间，国家每年收入为二千几百万缗，支出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到仁宗庆历（1041—1048年）年间，岁入已高达一亿几千万缗，但却入不敷出，差额常在三百万缗以上。这种现象产生后，北宋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统治者们就用各种手段压榨劳动人民，致使广大劳动人民贫困破产“冗费”问题是北宋中期造成民困国穷的“积贫”局面的主要原因。土地高度集中 北宋建国之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北宋农村人口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指占有土地交纳赋税的人，客户则指无地而耕种地主土地的佃户。主户又有官户、民户之分，官户也叫形势户，即品官之家，有减免赋税等特权。民户为平民之家，依土地财产多少分为五等。在北宋总户数中，地主阶级，也就是官户和民户中的一、二、三等户合计，充其量不过百分之十，然而他们在北宋中期已占有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农民阶级，也就是民户中的四、五等户和全部客户合计，约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另有约百分之五为城镇居民），却仅占有全国耕地的不足百分之三十。大量农民只好耕种地主的土地，每年要缴纳的地租约占收获物的一半以上，有的地区甚至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这种状况，大大加深了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赋役苛重 广大农民不仅遭受地主阶级的沉重剥削，而且受到北宋政府的残酷压榨。北宋的赋税主要有二税（田税，分夏秋两季征收）、杂变之赋（杂税）、丁口之赋（丁口税，总称身丁钱米），在纳税时，又有支移、折变、加耗、义仓税等额外盘剥。在赋税之外，还有徭役、差役负担。差役也叫职役，是主户轮流到政府部门服劳役，其名目繁多。因为官户有免役特权，一般地主也常常设法逃避当差，所以应役者主要是自耕农、半自耕农。徭役则不分主、客户，一律承担。其项目亦很多，服役时间视需要临时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 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广大农民已无法忍受，只得揭竿而起。据不完全统计，从北宋太祖到仁宗朝，大小起义上百次，参加者有农民、士兵、少数民族。特别是到了仁宗庆历年间，农民起义更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同伙）强于一火。”①其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一次是发生在今四川地区的由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发生在淳化二年（992年），当时，正逢四川大旱，粮食欠收。官府的赋税征收苛刻，官僚又支持包庇商人，囤积居奇，乘机渔利。广大人民生活无着，阶级矛盾急剧激化。淳化四年初春，茶农王小波在故乡青城县（今四川灌县南）领导旁户农民起义。他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②得到广大农民的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万人以上，占据了青城、彭山等县。同年十二月，王小波率军北上，在江源县（今崇庆县东南）大败宋军。但王小波在作战中不幸牺牲，起义军推其妻弟李顺为首领，继续战斗。淳化五年（994年）初，李顺率军攻下成都，建立政权，起义军发展到数十万人。北起剑门，南至巫峡的广大地区，都处于大蜀政权的控制之下。五月，宋太宗派大军围困成都，最后城被攻破，义军死者三万余人，李顺生死不明，起义失败。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意义不仅在于沉重打击了北宋王朝的统治，他们提出的“均贫富”的口号的影响尤为深远，是发展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均平”思想，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对改变“贫富不均”的社会状况的要求。发生在庆历年间较大的农民起义有山东的王伦起义，陕西的张海、郭邈山起义，湖南的瑶、汉人民起义，河北的王则起义等，都有广大农民响应，但亦都相继失败。庆历新政 为了解除日益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北宋的统治集团中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曾提出过各种改革意见。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他在富弼、欧阳修等人的支持下，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奏疏，提出十项改革方案：（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官长，（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仁宗采纳了这一方案，并诏行全国。但是由于改革触犯了大官僚地主们的既得利益，从一开始就遭到保守派官僚的反对。他们无中生有地攻击范仲淹专权，结党营私；甚至诬告范仲淹想废黜皇帝。结果仅仅一年左右，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先后贬至外地，新政也宣布撤销。此事因发生于庆历年间，史称“庆历新政”。这次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揭开了序幕。
2。王安石变法
上“万言书”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其父王益在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等地做过州县官。王安石早年曾随父到过许多地方，比较了解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疾苦。他有士大夫的家教，有传统的经史文化的良好基础，不但是一位文学大家，而且很熟悉历代的典章制度，并具有革新精神。他二十二岁中进士，历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舒州（今安徽安庆）通判、常州（今属江苏）知州、江南东路提点刑狱等。在此期间，他曾做过一些改革，收到一些效果。嘉祐三年（1058年），他调中央任三司度支判官后，曾呈《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尖锐指出当时的国家面临着严重危机，必须变法。在上书中，还提出了变法的一些具体设想。“万言书”未能引起仁宗的重视，在社会上却引起了强烈反响。
王安石成为主张改革的代表人物。治平四年（1063年）五月，神宗即皇帝位。他十分赞赏王安石的《万言书》，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使他成了身边谋臣。王安石又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再次强调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决心变法，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立变法的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制定、推行了一系列新法。熙宁三年（1070年）底，王安石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变法进一步展开。变法内容 王安石变法是以“富国强兵”为宗旨，主要内容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大类。理财诸法是：（1）均输法——为改变原来各路转运使经济信息不灵，各地产品供求失调的弊端，命各路转运使全面了解各地产品的供销情况和京师需求情况，有计划、有选择地“徙贵就贱，用近易远”①。这一条保证了京师的正常供应和市场的稳定，限制商人投机倒把。也可节省国家的开支，减轻人民运输劳役负担。（2）青苗法——规定每年春正月和五月青黄不接时，由政府按户等高下贷粮食或钱财给农村主户，称青苗钱，借贷半年后加息二分归还。这是企图以低利贷代替地主的高利贷，维持农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可增加政府的收入。（3）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湖、河、沟、堤之类，凡与当地农业有关、需要兴修、疏浚的，均由政府计其工料费用，督令受利人户按户等高下出工出资兴修。水利资源、设施为豪强霸占者，必须重新疏通公用。另外还劝种桑拓和榆树等，以此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4）免役法——也称募役法，是把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方法，改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充役。募役所需费用，由当地主户按户等高下分担，称“免役钱”。原先享有免役特权的官户、僧道户和不服差役的城市上五等坊郭户、农村的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等，也须按户等纳相当同等民户所纳钱的半数，称“助役钱”。这可以使很多农民免除劳役束缚，有利于农业生产。（5）市易法——政府出资在京城设市易务，大量收储各种滞销货物，待市场短缺货物时，再赊销给商人，于一年后加息二分偿还货款。后来在杭州、润州（今江苏镇江）、长安、凤翔等地也设市易务。这是用国家权力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以稳定物价，国家收入也有增加。（6）方田均税法——规定从熙宁五年（1072年）九月起，对全国土地进行清查丈量（方田）。县官主持丈量土地时，明确产权和土地数量、质量，分别定等，作为征税的依据，以改变过去豪强地主有产无税、农民产去税存、赋税负担不合理、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的现象。整军诸法是：（1）将兵法——也叫“置将法”。作法是改变过去“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状况，在全国各军事要地设置带兵将领，共置九十二将，每将统兵三千人左右。将领均选择武艺高强、作战经验丰富的人担任，专门负责训练军队，以提高军队素质，达到“强兵”的目的。（2） 保甲法——把农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丁。农闲时保丁聚集，练习武艺。平时夜间轮流派保丁值班巡查，维持治安。其目的是逐步实现民兵制与募兵制相结合，以民兵取代冗兵，增强各地的武装力量。同时，规定选取地主阶级中有才能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以加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控制和镇压，维持封建统治秩序。（3）保马法——也称保甲养马法。首先在开封府实行，后又推行于河东、陕西等五路。规定凡五路义勇和保甲愿养马者，每户养一匹，有能力者可养二匹。政府或给马，或给钱令自行购买。养马户可受到免征折变、杂变之赋及差役、杂徭等优待。这一方法改变了过去军马全由政府饲养的状况，使政府节约了大量养马开支；也有利于加强地方的军事实力。（4）军器监——针对过去武器制造管理混乱、质量低劣的情况，在开封设置专门机构“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政”①，凡产材州并置都作院，京城军器作坊和各州都作院隶属于军器监，所辖官吏以制作军器好坏或赏或罚，从而逐步改善了军器的制作。从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主持变法到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新法共实行了十六年，在“富国强兵”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如各地兴修了一万多处农田水利设施，溉田三十六万余顷，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①。军事实力也有增强，曾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取得熙河（熙河路，治今甘肃临洮）之役的胜利等。变法失败 由于新法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统治集团内部以司马光、文彦博等人为首的保守派曾借口维护祖宗成法，极力攻击新法。由于宋神宗支持新法，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相继被罢官，新法得以推行；但是变法派同保守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始终未停止。宋神宗后来在强大的保守派的压力下也曾有过动摇，致使王安石两度被迫辞去相职，对变法事业造成了一定损害。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其子哲宗即位，改元元祐。时哲宗年仅十岁，由其祖母高太后临朝听政，重用保守派代表人物司马光、文彦博等，原变法派人物相继被贬黜流放，在一年间，新法全部被废止。这件事史称“元祐更化”。王安石也在元祐元年（1086年）抱恨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