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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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 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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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食 大食是阿拉伯帝国在中国史书上的名称,最强盛时领土横跨欧、亚、非三洲。在中亚与唐为邻。唐高宗时,大食即遣使来唐。此后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陆路和海路发展迅速。许多大食商人来中国经商,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地都有他们的集居地。他们运来香料、药材、珠宝等。大食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建筑术等也传入中国。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大量输往大食。造纸术、炼丹术、医学、养蚕和丝织技术也传入大食,并再传至其它地区。
  八、安史之乱
  1。安史之乱的原因
  安史之乱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严重;边防节度使权力过大,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中央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土地兼并严重是和均田制的破坏密切相关的。唐初实行均田制时,并未改变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状况,土地可以在各种名义下买卖,因而只能延缓而不能阻止土地兼并。后来均田制逐渐废坏,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到唐玄宗后期,土地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逃亡,严重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基础。边防节度使的权力膨胀是和府兵制的破坏分不开的。唐初,府兵的地位高,待遇好,因而兵源稳定。高宗以后,征战频繁,府兵戍边、出征往往逾期不得轮换,而其优厚待遇多被取消,府兵逃避征调或逃亡的很多。于是唐玄宗时废除了府兵制,普遍实行募兵制。招募而来的士卒长期驻守边疆,与边将关系密切,因而极易成为边将的私人武装。同时边将的权力也在逐渐加强。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开始在边地设节度使。至天宝元年(742年)时,共设平卢、范阳、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剑南等九节度使及岭南经略使。他们各领兵二、三万至八、九万,并由起初只管军事发展到兼管行政、财政,集大权于一身,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而此时唐玄宗已怠于政事,沉缅于酒色歌舞,穷奢极欲。政事则先后委于宰相李林甫、杨国忠。李林甫口蜜腹剑,勾结宦官,妒贤嫉能,他掌权十九年,政治日益黑暗。他死后,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为相。他结党营私,贿赂公行,政治更加黑暗。朝廷直接掌握的武力也大为削弱,代替府兵的彍骑缺乏训练,战斗力差,无论数量、质量都远逊于节度使的武力。此时唐又与吐蕃、南诏多次发生战争。唐军攻南诏屡败,天下骚然,国力虚耗。
  2。安史之乱的经过
 安史之乱的主要首领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安禄山为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胡人,聪明能干,通晓六种少数民族语言。青年时代,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为低级武官,后升为高级将领。至天宝十载(751年)①,兼任平卢(治今辽宁朝阳)、范阳(治今北京)、河东(治今山西太原)三镇节度使。他竭力奉迎唐玄宗,拜杨贵妃为干娘,甚得唐玄宗的信任。他见唐朝政治腐败,武备松弛,即生叛变之心。史思明也是胡人,官至平卢兵马使,与安禄山关系密切。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与史思明在范阳起兵,假传“密旨”,以讨杨国忠相号召,发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唐玄宗闻变之后,慌忙派封常清去洛阳募兵防守,又派高仙芝率兵屯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二将都被叛军打败,退至潼关,为唐玄宗处死。唐玄宗又派哥舒翰领兵二十万守潼关。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六月,破潼关,进占长安。唐玄宗仓惶出逃。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禁军哗变,杀死杨国忠,又迫唐玄宗缢死杨贵妃。唐玄宗逃往成都。太子李享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帝位,即唐肃宗,年号至德,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帝。唐肃宗即位后,依靠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的兵力,又调集西北各路军队,积极准备反攻。南面则有张巡和许远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鲁炅(jiǒng炯)坚守南阳,挡住叛军南下的通道,保障了唐朝江、淮财赋的来源。叛军到处掳掠屠杀,入长安后,也大肆杀掠,关中和各地人民纷起反抗,叛军在多处战斗失利。至德二载(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庆绪自立为帝。郭子仪乘机率十五万大军收复长安,不久又收复洛阳。安庆绪逃至邺(今河南临漳西南)。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大败唐军于邺城外,又杀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并乘胜再陷洛阳。上元二年(761年),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所杀。次年,唐在回纥兵的帮助下,夺回洛阳。史朝义退至河北自杀。安史之乱至此平息,前后共经历八年(755—763年)。
  3。安史之乱的影响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从这以后,朝廷的权力日益削弱,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民族关系方面,唐朝日益失掉“天可汗”的优势;吐蕃、南诏等民族政权不断侵犯唐朝;在经济方面,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破坏,而江南的经济未遭破坏,日益发展,经济超过北方。
  九、唐后期的政局
  1。藩镇割据
  割据局面的形成 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势力不仅没有消除,相反却更加发展。唐朝无力彻底消灭“安史”的余部,只得任命“安史”降将为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治恒州,今河北正定),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治魏州,今大名),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治幽州,今北京),史称“河朔三镇”或“河北三镇”,后来发展成为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安史之乱时,边兵大量内调,边防空虚,吐蕃、南诏乘机进扰。因而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又在西北,西南加强藩镇。为了巩固统治,在内地也实行“以方镇(藩镇)御方镇”的方针,在关中、关东、江淮流域广置藩镇,以求互相制约,防遏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可是这些藩镇往往不听命于朝廷,甚至自行任免官吏,自掌军队,自专刑赏,户口不报中央,赋税不交朝廷。于是逐渐形成“天下尽裂于方镇”的局面。有些节度使亦不由中央任命,而是父死子继,或由将士拥立。他们之间有时互相火并,有时联合对抗朝廷,成为唐朝重大的政治问题。朝廷对藩镇的斗争 唐朝曾多次对藩镇进行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时期的两次斗争。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求继位,被德宗拒绝,于是李惟岳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联合发动叛乱。史称“四镇之乱”。德宗调兵平叛,梁崇义、李惟岳先后败死;但后来奉命平叛的卢龙节度使朱滔、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因对朝廷不满,也参加叛乱,致使叛乱规模越来越大。建中四年(783年),德宗调泾原(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兵五千人援救被李希烈叛军围困的襄城。泾原兵途经长安时,因犒赏菲薄而哗变,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泾原兵拥朱滔之兄朱泚(cǐ此)为首领,称秦帝,以兵围攻奉天。河中节度使(治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李怀光来援德宗,亦与朱泚联合反叛。德宗又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后依靠李晟、马燧等将领,收复长安,消灭了朱泚、李怀光等叛军。李希烈为部下毒死,朱滔、田悦等自动取消王号,表示服从朝廷,这场叛乱才告结束。但河朔三镇和淄青镇并未把任何权力交还朝廷,朝廷软弱,只好妥协。
  唐宪宗即位后,由于两税法的长期实行和大量转运江淮财赋,中央政府的财力增强,宪宗决心裁抑藩镇,于是再次展开了对藩镇的斗争。元和元年(806年),首先讨平了西川节度副使刘辟的叛乱。次年,又平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叛乱。元和七年(812年),魏博镇内讧,继任节度使田弘正归附朝廷,使河北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加强了朝廷在与藩镇斗争中的地位。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并派兵四处攻掠。次年,宪宗下令讨伐吴元济。元和十一年又下令讨伐与吴元济勾结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元和十二年,大将李愬在一个大风雪的夜晚,率兵奇袭蔡州(今河南汝南),活捉吴元济,平定了淮西。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和卢龙节度使刘总也先后归顺朝廷。元和十四年(819年)。朝廷又消灭了淄青的李师道。至此,藩镇暂时都服从中央的号令,但是藩镇割据的基础并没有被摧毁。唐穆宗时,河朔三镇再次叛乱,又割据一方。藩镇割据局面一直延续至唐朝灭亡。藩镇割据期间,藩镇与朝廷之间,藩镇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难。朝廷能够控制的地盘日益缩小,只能加倍剥削、役使控制区内的人民;藩镇在其控制区内更是增加赋税、兵役、徭役,滥施刑罚,对人民实行残暴的军事统治。这些都阻碍破坏社会经济的发展,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2。宦官专权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更加复杂激烈。宦官专权 唐朝初年,宦官人数不多,只管宫廷内部事务,不与闻国家大事。至唐玄宗时,宠信宦官高力士,四方所上表奏,都先经他看过,再转呈玄宗,小事就由他处理,大事才由玄宗裁断。玄宗还派宦官出使或监军,甚至率兵出征。从此,宦官开始掌权。不过当时宦官的权力还比较小,要听命于皇帝。安史之乱后,宦官逐步掌握军政大权,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能够专权的首要原因是他们掌管禁军。唐肃宗时,宦官李辅国由于拥立有功,开始掌管禁军。唐代宗时期,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也先后掌管禁军。但此时宦官掌管禁军还未成为制度。唐德宗时,由于朱泚、李怀光等将领先后叛乱,统率禁军的朝臣白志贞无能,致使他认为文臣武将都不堪信赖,只有宦官最为可靠,于是设统率禁军的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都以宦官担任。从此宦官掌管禁军成为制度。其次是宦官执掌机要。肃宗时,就曾让宦官李辅国宣传诏命,掌管四方文奏。代宗时,又设立执掌机要的枢密使,规定由宦官担任。于是宦官正式参预国家政事。两枢密使和掌管禁军的两中尉合称“四贵”,是最有权势的宦官,掌握了中央政府的军政大权。他们能够任免将相,地方节度使也有不少出自贿赂中尉的禁军大将,各道和出征军队中也都有宦官监军。甚至皇帝的生杀废立,也由宦官决定。唐后期的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宦官所立;顺宗、宪宗、敬宗、文宗均为宦官所害,昭宗也曾为宦官囚禁。南衙北司之争 宦官专权骄横,引起皇帝和朝官们的强烈不满,朝官和宦官之间不断发生斗争。宰相官署在宫廷以南,称为“南衙”;宦官所在的内侍省在宫廷北部,称为“北司。”史称此斗争为“南衙北司之争”。其中最为激烈的是发生在顺宗和文宗时期的两次斗争。永贞元年(805年),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人,进行政治改革,史称“永贞革新”。这次改革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内容有免除民间的欠税和各种杂税,禁止官吏在正税以外额外进奉,罢去扰民的宫市,抑制藩镇割据势力,选拔人才,计划收夺宦官兵权等。改革受到了宦官和藩镇的联合抵制。在巨大的压力下,顺宗被迫退位称太上皇,立太子纯为帝(即宪宗),改革至此失败。王叔文先是被贬,后又被杀死;王伾死于贬所,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八人被贬为边州司马。这就是所谓“二王八司马事件”。唐文宗即位后,对宦官的专权非常不满。太和五年(831年),他以宋申锡为宰相,谋诛宦官。事泄,宋申锡被宦官反诬欲立漳王李凑为帝,结果文宗反而贬逐宋申锡。太和九年(835年),文宗又任用李训、郑注等,再谋打击宦官势力。起初利用宦官内部矛盾,除掉了韦元素、王守澄等大宦官。后来李训又在同年十一月,让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称大明宫左金吾大厅后石榴树上夜降甘露,诱骗仇士良等大宦官前往观看,准备在那里一举消灭他们。不料事泄,宦官派出禁军大杀朝官,李训、郑注、韩约和宰相王涯等都被杀。这次事件史称“甘露之变”。此后,宦官的权势更大,文宗直到死,都处于宦官监视之下。宦官势力延续百余年,直到唐末昭宗时,才被宰相崔胤借用宣武节度使朱温的兵力消灭。宦官专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政治方面,他们分帮结派,争权夺利,营私舞弊,以至废立皇帝,使政治更加黑暗混乱。在军事方面,各镇和出征军队中,都有宦官监军,破坏了军队的统一指挥,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削弱了朝廷对藩镇叛乱势力及民族反抗势力进行斗争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宦官大肆掠夺百姓的田产,又通过“宫市”,强买货物,敲诈勒索。总之,宦官专权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使唐后期的政治和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3。朋党之争
  牛李两党的形成 在中央除宦官专权外,还有朋党之争。所谓朋党之争是指朝官们拉帮结派,互相斗争。其中最激烈,影响最大的是“牛李党争”。牛党是以牛僧孺、李宗闵和杨嗣复为首领的政治集团,李党是以李德裕和郑覃为首领的政治集团。牛李两党主要是由不同的仕进途径形成的。牛党是通过进士科进入仕途的官僚集团。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三人都是进士出身,主张选用官员应通过科举考试,首先应看文采,李党是通过门荫进入仕途的官僚集团,李德裕、郑覃都出身于关东士族,都是宰相之子,主张按门第选用官吏,重视经学。两党互相轻视,互相倾轧,进行着激烈的门户之争。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总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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