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秦汉文化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这一发展是对先秦文化成就的总结和升华，又为此后二千多年的封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决定这一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经济的发展，二是封建国家长期统一和社会比较稳定。
一、经学哲学宗教
1。 经 学。秦朝不仅“焚书坑儒”，还下“挟书令”，藏有儒家经典者治罪，因之在秦代无传授和学习儒家经典者。今文经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很不重视儒学。至惠帝时，废除“挟书令”，儒家思想言论这个禁区开始松动。从这时起，到文帝时期，一些尚存的老儒依靠记忆，口头传经。弟子们因找不到书籍，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本文和解释记录下来，这样的经典就是所谓的“今文经”，释文谓之传。文帝时，开始设置经学博士，由今文经学家充任，以备顾问。武帝时，置五经博士①，亦由今文经学家充任，在太学教授弟子。从此，今文经学得到广泛的传播。今文经来自老儒的记忆，因每个老儒的记忆有出入，解说有差异，于是出现了一经有几家说法的情况。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一些学术流派。宣帝时，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二家，共十二博士。①东汉初年，增为十四博士。②古文经 古文经是用秦统一以前的篆书抄写的经典。秦在焚书时，人们将这样的经典和其它一些古书埋藏起来。西汉前期，由于拆除老房，相继发现了一些古书。武帝时，下令献书。成帝时，设官负责收集古书，并着手进行整理。西汉末年，刘歆在整理古书时，发现古文经典不仅经文与今文经互异，而且篇章也多出不少。如《礼》多三十九篇，《书》多十六篇。《毛诗》和《左氏春秋》等则为今文经所不载。这些新发现的经典就叫做“古文 经”。刘歆对于古文经很赞赏，建议在太学立学官，但却遭到今文经学博士们的激烈反对。刘歆批评这些博士“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③可是由于执政大臣也反对，刘歆的建议未被采纳。平帝时，王莽专权，为了利用古文经进行“改制”，就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氏春秋》四个博士。东汉初，又被取消。古文经虽不得立学官，但在民间却广为流传。古文经中固然有些内容是经过两汉学者窜改或增加者；但总的说来，古文经学家是按字的形、音、义解经，极力恢复经的本义，不作任意发挥。于是形成了系统的训诂方法。古文经学家贾逵、马融、郑玄兼通今文经。郑玄破除各家传统，广采众说，遍注群经，得到经今、古文两派的赞许，号称“郑学”。至此，基本上结束了经今、古文斗争。贾逵的学生许慎为了反对今文经学派根据隶书经典，穿凿附会，曲解经文，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写成《说文解字》一书，收小篆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收古文（战国文字）、籀（zhòu宙，西周、春秋文字）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个为重文；每个字标明字形，注出音读，推究字义，全书分为五百四十部，全部解说不过十三万三千多字，简明扼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辑完善、内容丰富的字典。
2。哲学。两汉时期，哲学的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西汉中期的董仲舒，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东汉前期的王充。唯心主义董仲舒是今文经学派的《公羊》学家。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一书中。他反对天道自然观，进一步发展了先秦的“天人同一”思想，这个思想的核心是“天人感应”说。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他又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①道是法则、规律，这里借为封建制度。由此看来，董仲舒的宇宙观是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曾做过州郡小吏，大部分时间以教学为生。他著《论衡》一书，计八十五篇（今存八十四篇），二十余万言。他认为万物由元气构成，“元气未分，混沌为一。及其分离，轻者为天，浊者为地。”①人和禽兽也是由元气演化而来。他认为元气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他反对天人感应说，反对有神论，发展了古代的天道自然观。他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又说：“人之死，犹火之灭也。”②他认为鬼只是人们的一种幻觉。王充的论证方法是“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是比较科学的。但由于当时自然科学不甚发展，引作论据的事物有些不真实，因之做出的结论也难免有错误。他在对社会问题或历史人物评述时，往往归之于命，这是唯心主义。
3。宗教。两汉时期的主要宗教有道教和佛教，都是在东汉时期开始流传的。道教 道教是由黄老学说与巫术结合而形成的。东汉顺帝时，琅邪人宫崇向朝廷献其师于吉所得《太平清领书》一百七十卷。这是我国最早的道教经典。今存的《太平经》残本基本上保存了这部经典的面貌。 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三大支派，一支为太平道，以张角为教主，在黄河南北传教；另一支为天师道，亦称为五斗米道，以张修和张鲁为教主，在汉中、巴蜀一带传教；第三支以于吉（与上同名）为教主，在长江下游传教。三派的信徒多为贫苦农民，这些信徒的多数成为农民大起义的主力。佛教 佛教是迦毘（pí皮）罗卫城（今尼泊尔王国境内）净饭王太子悉达多创立的。释加牟尼是佛教徒对悉达多的尊称。西汉末年，佛教传到了长安。①东汉明帝时，蔡愔（yīn音）至印度研究佛学归来，在雒阳建寺译经，中国开始有汉译本佛经。东汉末年，安息（今伊朗）僧人安世高、月氏僧人支谶（chèn衬）等相继来到雒阳，翻译佛经。汉人严浮调从安世高学经，并参与翻译。从此，佛教教义也在中国流传。
二、文学艺术
1。文学
秦汉时期的文学，以散文、赋和诗歌为主。散文 散文可以《史记》为代表，这是一部很好的散文集，许多篇传记具体生动地记述或刻画了社会各个方面的事件或人物，形象曲折地表达了作者的爱和憎。两汉时期有很多文字生动、说理深刻的政论文章，其中以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徙民实边策》最有代表性。桓宽撰的《盐铁论》是一部以讨论西汉王朝的盐铁政策为中心内容的著作，文字生动，语言流畅，是一部优秀的对话体文学作品。赋 赋是两汉时期的一种新的文学体材，一般文人都喜作赋。西汉的赋起初尚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为主。西汉中期以后，成为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工具。这样的赋篇幅很长，叫做大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是这样一些典型。虽有一点讽刺统治者的味道，但不起什么作用。东汉时期的赋篇幅短小，向反映现实的方向发展，叫做小赋。张衡的《思玄赋》、《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都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揭露了官场的黑暗腐朽，对于人民的贫困生活也有一定的同情。诗歌 两汉的诗歌以《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乐府》也叫做《乐府诗》，是汉武帝时期由乐府采集民间诗歌选编配乐而成的诗集，内容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战城南》、《十五从军征》、《平陵东》、《思悲翁》、《东门行》、《有所思》、《陌上桑》等，分别反映了人民的悲惨遭遇，对繁重徭役、横征暴敛的不满，反映了妇女不幸的命运及其坚强不屈的性格等。《古诗十九首》是东汉中后期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作品。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的黑暗社会中，为求功名利禄，背井离乡，四处奔走。他们把对社会的感触，倾注到作品之中。如《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气至》、《明月何皎皎》、《迢迢牵牛星》等，就是倾述生离死别、情感追求、仕途坎坷的诗篇。《生年不满百》、《青青河畔草》等，则充满了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反映了作者走投无路，内心苦闷的境况。两汉的诗歌形式自然朴素，用语通俗深刻，与赋体大不相同。它发展了《诗经》中的《国风》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于后代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2。艺术
绘画 两汉时期的绘画艺术很发展。宫廷府寺的墙壁上，贵族、官僚、地主的宅第的墙壁、墓壁上，盛行以绘画装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汉景帝子鲁恭王在曲阜修建的灵光殿。据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记载，壁画先是太古裸体粗犷（guǎng广）奇怪的神话人物，其次是穿戴冠冕的黄帝、尧、舜，再次是夏、商、周三代兴亡。凡历史上著名的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的事迹，国君的贤愚，政事的成败，莫不绘载。主题之外，饰以天文、万物、神怪、异事，是一组色彩鲜明、情态生动的巨幅图画。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一幅彩绘帛画，全长二○五厘米，上部宽九二厘米，下部宽四七·七厘米。帛画内容由三个部分组成，上部左右分别绘扶桑九日和嫦娥奔月两个神话故事，中部绘贵妇出行图，下部绘宴饮图。主题之外，饰以飞龙、异兽、特钟、巨磬等等，以朱砂、石青、石绿绘制，线条流畅，着色鲜艳精细，人物情态自若，鸟兽栩栩（xǔ许）如生。雕塑 秦汉时期的雕塑艺术很发展。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是一座雕塑艺术的宝库。这个俑坑是1974年发现的，陈列着武士俑六千余个，每个武士身高1。8—1。86米，有的身着短褐，有的外披铠甲，有的持弓，有的执剑，都生气勃勃。出土陶马，高1。7米，长两米多，都翘首仰颈，双目前视，四腿挺立，气宇轩昂。这实在是一个强大的军阵，似在待命出征。西汉的石刻最有代表性的，是霍去病墓前的石刻群。其中的“马踏匈奴”刻石是为纪念霍去病的战功而刻的，形象生动逼真，最为著名。其他石刻都是用巨大完整的天然石料顺势加工而成的。有伏虎、卧马、牯（gǔ古）牛、跃马、卧象、人熊相搏，猛兽食羊等。东汉时期的雕塑，以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的一座墓葬中发现的铜马、铜俑最有代表性。有铜马四十匹，铜奴婢二十八件。有一匹天马，凌空飞驰，形姿矫健，头微左扬，三足高举，一足踏一飞燕，燕展翅疾飞，作惊悸回首状。这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的一件极为优秀的代表作。
东汉时期主要用于垒砌墓葬的画像石（砖），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雕刻艺术。画像多用单线阴刻或阳刻技法，内容有官吏出行图、狩猎图、战争图，还有农业生产、煮盐、锻铁、木工、纺织、宴饮、百戏、烹调等场面，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浮雕艺术。
三、史 学
两汉时期，封建统治者继承了前代由国家修史的传统，在中央设史官，编修历史。其中最有名的史书是《史记》和《汉书》。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公元前135——前93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武帝时，为太史令，学识渊博。原拟撰写一部史书，未及撰述，就因病去世。司马迁幼时聪慧，十岁开始诵习古文。二十岁时，周游今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安徽、山东、河南的许多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了解了各地的一些风尚习俗和民间传说，接触过社会各个方面的人物。后为郎中，奉使到今四川、云南等地，对当地少数民族等有所了解。继父任太史令后，又得博览史官所藏图书。他的学术根基深厚，经历丰富，这是后来他撰写《史记》的极有利的条件。《史记》的撰述，开始于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约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撰成。上起黄帝，下迄“当代”（武帝时），以人物传记为主，辅之以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体例严整，内容丰富，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此后二千年间的正史编纂创立规范。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司马迁作为一位史官，原来写作目的是为了宣扬“明圣盛德”，“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先人所言。”①以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服务。可是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处腐刑（宫刑），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思想上起了某些变化。他说：“诟莫大于宫刑”。他当时极度悲愤，曾想到死；可是为了完成《史记》一书的写作，还是需要活下来。他孙子膑脚、①屈原放逐等古人古事来自勉，借撰述以抒发郁结，申述己志。他对西汉统治者极不满，对皇帝、宗室贵族、外戚和官僚在政治方面的残暴行为，生活方面的奢侈腐朽，有所揭露。他对陈胜、吴广等农民起义领袖，则给予同情。他说：“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②因而为陈胜、吴广作“世家”，同五霸、七雄等诸侯并列，评价很高。除此以外，还为古代、当代的著名学者、医者、商贾以及其他各行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立传，又对天文、历法、礼乐、水利、经济、少数民族，以专章论述，比较具体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正在形成的多民族国家的面貌。班固与《汉书》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他的父亲班彪，是著名的史学家。因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乃收集史料，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以补足《史记》的西汉部分。书未成，彪死，其子固为兰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奉诏完成其父所著。他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修成《汉书》一百卷（后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始于刘邦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