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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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 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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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羌 族。东汉初年,羌族主要居住在今青海和甘肃南部、四川北部一带。东汉王朝为了便于控制羌人,强迫部分羌人迁徙到关中和河东,与汉人杂处。汉人官僚、豪强依仗权势,残酷地剥削、奴役羌人,引起羌人的激烈反抗。东汉中后期,羌人大规模地反抗斗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发生在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第二次是发生在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第三次是发生在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战争范围扩大到三辅、三河、益州等地①,每次战争都时长十几年或几十年。东汉损兵折将极多,人力物力耗费极大。东汉统治者在镇压羌人反抗的过程中,到处抢杀劫掠,士卒和汉、羌人民死伤的不可胜数。汉族人民由于频繁的徭役征发和沉重的赋税负担,致使田园荒芜,破产流亡,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当时有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lóng龙)胡。”②从这首歌谣所反映的关于东汉统治者为镇压羌人而征发的徭役以及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的生活带来的后果多么严重。
  4。东北各族。乌桓、鲜卑 东汉初年,乌桓和鲜卑都曾侵扰东汉的东北边境。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辽西的乌桓大人郝旦与汉通好,到雒阳朝见刘秀,刘秀封乌桓八十一人为王、侯等,允许乌桓迁居于沿边诸郡,协助汉防御匈奴和鲜卑。汉在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附近)置护乌桓校尉,兼领与乌桓、鲜卑互市等事。鲜卑继乌桓之后,也归附东汉,刘秀封鲜卑的首领为王、侯。和帝时,北匈奴大部分西徙,鲜卑向西发展,占据了蒙古高原的大部。北匈奴未西徙的部属十余万落(户),都自称是鲜卑人,鲜卑更加强大。桓帝时,鲜卑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立庭(首府)于今张家口北。分三部进行统治:自右北平(治今河北丰润县东南)以西至上谷(治怀来),为中部,慕容部世为中部大人;上谷以西至敦煌,为西部,拓跋部世为西部大人;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治今辽宁辽阳),为东部,宇文部世为东部大人。都以部为氏。不久,檀石槐死,鲜卑又分裂为数部,力量减弱。夫余等族 在今鸭绿江以北,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两岸,直到东海之滨,居住着夫余、挹娄、高句骊、貊耳、沃沮等族。东汉初年,这些民族都接受汉的封号,国王或使臣常到雒阳。汉在这里置玄菟郡(在辽宁沈阳东),并进行军屯,以节制各族贵族的统治。
  5。蛮 族。蛮族分布在长江中上游,因地区和血缘、习俗的不同,分为武陵蛮、廪君蛮和板楯蛮三大支系。武陵蛮居住在武陵郡(治今湖南常德)的山区,廪君蛮居住在巴郡(治今四川重庆北)和南郡(治今湖北江陵纪南城)一带,因之也叫做巴郡南郡蛮,板楯蛮居住在今四川的嘉陵江流域。武陵蛮和廪君蛮在战国时期,属楚国,板楯蛮在战国后期属于秦国。东汉时期,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都有进一步的发展,东汉统治者对他们的剥削日益加重。蛮人和当地的汉人一再联合起义,反抗东汉王朝。有时起义人数达十余万之多,捕杀地方官吏,焚烧官府,斗争时起时伏,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6。 西南夷。西南夷居于今之贵州西部,云南全部,四川西部和西藏的昌都一带。西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势力仅达于今洱海以东,设置西南七郡。此后,中原地区的先进的文化、技术相继传入七郡,这里各族居民的社会变化较快,经济发展迅速。东汉时期,夜郎和滇人地区已兴办学校,读儒家经典,和中原地区差不多。哀牢夷西汉时期,生活在今澜沧江流域的哀牢夷,与西汉官府没有什么联系。哀牢地区土地肥沃,宜于种植五谷和桑麻,经济以农业为主,人民善于织帛叠、兰干细布、文绣、绫锦和毛罽等;还用梧桐木华(木棉)织布,幅广五尺,洁白,不易污损;并且还掌握了染色的技术。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至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夷有两支愿内属,人口共有五万余户,五十余万口。汉在哀牢地区设置哀牢(今云南盈江东)和博南(今永平南)两县。后来汉又在今保山置永昌郡,以郑纯为永昌太守。规定哀牢夷的赋税,为“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①一般居民不直接承担封建国家的赋税剥削。永昌郡为横断山脉地区,山高水深,气候湿热,东汉经营这一地区,十分艰苦。当时被征发到这里来的人作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渡)博南,越兰(澜)津。度兰仓(澜沧),为它人。”②掸族 永昌郡的西南面是掸(shàn扇)族聚居区。自永昌郡设置以后,掸族与汉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掸王雍由调和附近各族遣使到首都雒阳,奉献珍宝。和帝赐给雍由调金印紫绶,亦赐给其他掸族贵族印绶和钱、帛。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雍由调又遣使来京,“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③这些魔术师自言是海西人,海西是大秦国,就是罗马帝国。安帝让乐人和魔术师在宫廷表现,并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给印、绶、金、银及各种丝织品。至此,永昌郡西南地区,也入汉的版图。白狼等部 明帝时,汶山郡以西的白狼、槃木、唐菆(zōu邹)等部约有一百三十余万户,六百余万口,自愿内属。他们作诗歌三章,献给东汉皇帝。当时的犍为郡掾①田恭译出,题为《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合称《白狼歌》,备述“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之意。《白狼歌》的原文(用汉字对音写出)和译文都保存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及注中。译文虽经封建官僚之手,带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但基本内容应是符合实际的。原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羌语的音、义和语汇,是研究西南地区与古羌人有关的少数民族的历史与语言的宝贵资料。
  四、宦官与朋党。东汉从中期开始,政权主要控制在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手中。这两大集团各谋私利,互相斗争,政治黑暗。东汉后期,宦官掌权,政治更加腐朽,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和太学生结合起来,与宦官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外戚与宦官。东汉前期,皇帝很注意外戚干政,严格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力,不使权势过大。章帝死后,和帝十岁即位。以后的继位皇帝也多是小儿,太后则是少年寡妇。太后临朝听政,实是依靠娘家的父兄掌权,因之往往形成庞大的外戚权力集团,左右朝政。小皇帝多非太后亲生,年长之后,畏忌外戚的权势,怕被废黜,就以身边的宦官为心腹,伺机除掉外戚集团,宦官又掌大权。这样的斗争在东汉中期的和、安、顺、桓四帝时各发生过一次。宦官干政的情况日益严重。第四次斗争是外戚梁冀擅权和宦官单超等诛除梁氏。梁冀擅权 顺帝时,后兄梁冀继父梁商为大将军。顺帝死,他立两岁的小儿为帝,是为冲帝。次年冲帝死,他又立八岁的小儿为帝,即质帝。质帝虽小,但却知道梁冀专权骄横。在上朝时,他说梁冀,“此跋扈将军也。”①梁冀很忿恨,就把质帝毒死,另立宗室十五岁的刘志为帝,是为桓帝,梁太后临朝。梁冀专权近二十年,亲属党羽布满朝廷和州、郡。大小官吏升迁,先向他谢恩,送大量的贿赂。这些官吏到任后,再疯狂搜刮人民。地方官吏向中央送贡品,要将最好的贡品先送给梁冀,次品送给皇帝。扶风(即右扶风,今陕西兴平)人士孙奋家中很富,梁冀送给他一套车马(四马一车),向他借钱五千万。士孙奋畏于梁冀的权势,不得不给;但却只给他三千万,他大怒,胡说士孙奋之母是梁家的奴婢,偷盗了梁家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于是逮捕了士孙奋兄弟,士孙奋死于狱中,全部家产被没收,其资产共值一亿七千余万钱。梁冀还劫略几千口平民为奴婢,称这些奴婢为“自卖人”。梁冀在雒阳周围强占民田,调发农民,建造了一座私人苑囿,周围千里,梁冀不许人触动苑中的一草一木。有人误杀了苑中的一只兔子,竟有十多个人因受牵连而遭杀害。梁冀一家前后有七人封侯,出了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娶公主为妻者三人,其余任卿、将、尹②、校的,有五十七人。桓帝本是河间王刘开之孙,十五岁时,为梁太后和梁冀 所立。他对于梁冀也很惧怕。单超等诛除梁氏 公元159年(延熹二年),梁皇后死①,桓帝与中常侍单超、具瑗(yuàn院)、唐衡、左悺(guàn贯)、徐璜等五人合谋,以虎贲、羽林千余人包围了梁冀的府第,梁冀自杀,梁氏的族人亲戚不论长少,皆弃市。因牵连被杀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有数十人,故吏、宾客被免官的有三百余人。据说“朝廷为空”。没收梁冀的财货被出卖后,共得钱三十余亿。这是宦官对外戚的第四次打击。单超等五人以功同日封侯,史称“五侯”。诛除梁冀及其党羽,对当时的政治、社会都有好处;但从此以后,东汉政权为宦官垄断。
  2。清议与党锢。宦官垄断政权以后,政治日益黑暗,一些比较正直的高级官吏、在野的地主士人和太学生,采取各种形式,对宦官集团展开了斗争。于是相继发生了“清议”运动和“党锢”事件。宦官肆虐 宦官专权以后,排斥打击一般官僚士大夫,重用宦官的子弟、亲属和投靠他们的官僚。《后汉书·朱晖(huī挥)传》附《朱穆传》曰: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hè贺)荣任。”他们抢夺民财,略取民女以为婢妾。中常侍侯览侵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侵夺田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六区,还虏略良人为奴婢。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为了侵夺民财,诬人以“大逆”之罪,捕杀后,霸占财产,前后侵夺民产以亿计。《后汉书·单超传》曰:“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为寇贼。”腐朽反动的政治统治加速了土地的恶性兼并,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流离失所,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清议 宦官专政不仅使政治黑暗,而且也垄断了仕途。这时的选举、征辟(bì闭),都要按照他们的爱憎行事,这就严重地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这一时期,太学生已发展到三万余人,各郡县的儒生也很多,他们上进无门,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hē核)公卿,裁量执政。”①这就是所谓的“清议”。所谓“激扬名声,互相题拂”,主要是比较廉正的官吏、士人、太学生等互相标榜。如说:“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②所谓“品覈公卿,裁量执政”,主要是批评宦官专权乱政。如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③这样的议论自社会流入太学,太学生以郭泰为首,奉司隶校尉李膺、太尉陈蕃为领袖,公开与宦官集团相对抗。党锢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们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还试图在政治上打击宦官势力。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安平(今河北冀县)逮捕了宦官赵忠的不法家属。桓帝大怒,把朱穆撤职,关进左校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为朱穆申辩。并说:“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④桓帝迫于舆论,赦免了朱穆。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中常侍徐璜、左悺向中郎将皇甫规勒索钱财,皇甫规不理。徐璜等就给他强加以罪名,关进左校服劳役。一些官吏和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上书。皇甫规亦被赦免。这样,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与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延熹九年,术士张成教唆其子杀人,为司隶校尉李膺逮捕。适逢国家有赦令;可是李膺因张成与宦官关系密切,就把他们处死。张成的弟子牢脩上书,诬告李膺与太学生、诸郡儒生及游学士人“共为部党,诽讪(fěi shàn匪善)朝廷,疑乱风俗。”①桓帝大怒,逮捕了李膺等二百余人。后经尚书霍谞(xǔ许)、城门校尉窦武等一再向桓帝说情,才得赦免回归田里,但却禁锢终身。这是第一次“党锢”。自这次事件之后,“正直废放,邪枉炽结”。②大量的不愿与宦官集团为伍的士大夫、太学生等进一步结合,并推出了他们的首领或代表人物。就是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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