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未尽适合实际，应该有所损益。”他批评全国政象：无论何省，未尽根据总理所定政策而行，遂至散漫无序、步骤紊乱，缺乏一个具体计划；负责政治者缺乏革命之一贯精神；中国之荐人，乃替找生活，觅碗饭，故各机关中之公务人员，缺乏为国民义务之责任心；因循陋习，不以创作为目的。他认为挽救危亡，建树新的广东，随军事进展之后，应为政治建设。第一步要勤慎服务，先得人民之同情；第二步须开诚布公，期与人民通力合作。不久，他授意林翼中（民政厅长）将琼崖抚黎局改建为三个县，以提高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将三县地方的一些不合理的“插花飞地”，分别划归所在地的县管辖，解决了长期以来的行政和社会纠纷；将杂乱的行政基层组织形式和职责不明的机构实行改革，规定在县以下，一律设置区乡村公所（中、小县不设区），明确其职权。
他认为“为政在人”，“政治的优劣，在乎官吏的良否”。规定甄别、考试、训练、奖惩诸项，审核全省机关现行公务人员，分别去留。设立公务人员考绩委员会，对县长、局长等人员，实行考试，以资选拔。将热中利禄的青年知识分子，吸收到广东军事政治深造班受训（最多的一期为500余人）。毕业前，以三个月时间进行实地考察社会动态，然后派任县、市长或县、市政府的秘书、科长等职务。
在燕圹设立行政人员训练所，将各县现任区、乡长分期分批调所论训，学习行政知识，提高行政效率。
他主张“军民分治”，“然军事、政治当局则应通力合作”。把广东省划分为五个绥靖区，分兵驻守。每区设立一绥靖公署，以当地驻军高级将领一人任委员。
令各县、市设警卫队。他说：“现在的民团，这乡与那乡彼此不能逾界，逾界时候，又发现牵牛捉猪担谷抢家私等等毛病，不守纪律。像这样的民团——不能统一的民团，哪里可以把地方保护得好呢？所以现在就得赶速把它编为警卫队。在同一编制之下，受统一之指挥，达到统一地方人民武装的目的。”到1935年2月，广东全省都有警卫队，共8800多个中队，2700多个独立小队，官兵总数约106。8万人，增强了对广东各地的控制，同时也扑灭了各地打家劫舍，勒收行水的土匪。
特别是他藉以为荣的，是肃清了徐闻山的积年匪帮二百余人，维护了社会秩序。
1932年夏，他着手整理面临破产的财政。他认为：“财政为凡百事业所取资，更为政治建设的命脉。过去政治之病态以财政无根本解决之方案为百病之泉源。”“本省财政，窘枯已达极点”，“无论如何困难，如何痛苦，务求达到收支适合之目的。”提出整理财政一要开源节流，二要廓清积弊，并拟具惩治贪官污吏条例。当他发现财政厅长冯祝万以筹款应急为名，将好些税捐项目压低定额，批给奸商承办后，即将其免职，改任比较公正的区芳浦为广东省财政厅长。区上任后，秉承陈的意旨，随即进行整顿各项税捐，开征洋米、洋糖入口等新税，保护农业的发展，很快改变了冯时期的状况，财政收入从每月500万元，逐次增至每月800万元。自此，陈在扩军情况下，也不再积欠军费而可按月清发了。
同年9月，陈济棠在西南政务委员会上，提出并经决议通过了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他说：“三年施政计划的惟一目的，是要建成三民主义的新广东。其中一切计划，都是根据总理的建国大纲而制定的。一方面，依照训政时期的需要，积极地训练人民，使有相当的政治知识能力，藉以促进地方自治，以期人民能够行使四权；在另一方面，注重民生建设，以期满足人民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以下政府力量，为人民造产，并以适当的方法，使国民经济均匀发展。”三年施政计划的主要内容包含：吏治、财政、乡村建设、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具体项目；三年经济建设的范围也很广，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矿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等轻重工业以及公路、铁路、航运等。
第40节：地方军阀大结局（40）
在办工业中，他认为要投资少、利润多、收利快，才是及时解决军事费用的切实办法。因而，他采纳了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冯税的建议，大力发展广东的蔗糖业，并委任冯为农林局局长，同意冯将广东全省分为广州、惠阳、潮汕、徐闻、琼崖五个蔗糖区，各划定若干耕地改种高产的渣华蔗种，在两年内就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日榨量为1500吨的七个制糖厂和附设的酒精厂。同时，他扩建和新建了获利大的一批造纸厂、纺织厂、麻袋厂、硫酸厂、饮料厂、水泥厂、玻璃厂和发电厂。从这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利润，为他解决了庞大的军费开支，扩建了石井兵器制造厂和新建了琶江制炮厂。他利用民力修筑了广州港和公路7000公里，修建了壮丽可观的中山纪念堂，海珠大铁桥和市府公署三大建筑。
陈济棠在治理广东时，对办教育具有浓厚兴趣。1932年10月，他在广东省第三次教育会议上说：“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永久的事业。”“一国之内，如不尊重学者，试问学术从何进步？文化从何增高？”“国将从何而立？”在三年施政计划中，规定教育方面实行“训育主义化”（三民主义）和“教育职业化，学生劳动化”二原则。他认为：“现代求学者仍末脱科举时代之恶劣心理，以服务于军政机关为惟一之出路，其危险实不忍言……基于此目的，中上学校须增设职业课程，并增设职业学校。大学之文法、政、经等科之扩充，应适可而止，并悉力扩充农、矿、工、商等。乡村学校尤须实行农场化。”他确定乡村教育实施历行强迫国民教育，扩充平民学校及成年男女补习学校，实行学校农场化和设立图书馆；城市教育为职业化，学生劳动化。严格训练人民，使社会纪律化，并奖励专门技术之研究及发明。他提倡民办中、小学校，在施政计划施行的三年中，全省小学增加了400余所，学生人数增加14万余人；中学增加64所，学生人数增加16000余人；又筹集巨款，收罗人才，兴建了华南著名学府中山大学，筹办了勷勤大学的工学院、师范学院和商业学院，后又在西村大稻山开办了一所相当于大学的广东陆军军医学校和陆军总医院，培养了大批军医人才。在职业教育方面，有由教育厅直接举办的省立第一、第二、第三农业学校和第一职业学校。他不仅主张教育要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培养民族精神，同时，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生读经时间，将《孝经》列为中等以上学校的必修课。设立学海书院，请民社党的张君劢、张荪分任正副院长，聘教授来讲授《大学》、《中庸》，宣传四维八德。
陈济棠在统治广东期间，对广东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均有重大影响。
1980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陈的儿子——陈树伯博士（美籍华人、电子学家）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四、步步为营逼红军“围剿”红军中，陈部鉴于蒋介石“中央军”迭遭歼灭的教训，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陈济棠在统治广东期间，因他不是蒋的嫡系，时时怕被蒋搞掉，所以，他一面利用国民党内反蒋的元老派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作为自己的政治屏障；一面又暗中与蒋勾结，接受蒋的贿赂，并几次派兵“剿共”，为蒋效劳，以保持他“南天王”的地位。1932年3月，蒋介石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任命陈济棠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蒋介石）。初时，陈犹豫重重，迟疑不决，一怕派兵入赣必被红军纠缠，难于摆脱；二怕蒋介石乘粤军在赣南与红军作战之际，突然由湖南进兵袭取广东。后来，防守赣州的蒋军马昆旅长频频来电告急，蒋介石又催他履行上海的议和决定，火速出兵，陈才派范德星旅由南雄出大庚、南康，去解救赣州蒋军之危。但范旅到达新城时，遭红军伏击，损失了两个营。陈为顾全面子和保卫粤北，遂派余汉谋指挥六个师又一个旅担任福建、赣南、粤北地区的“清剿”，配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但陈对余部交待，同共军作战要特别慎重，各部均要加强县城或镇的防御工事，以固守为主，非有必要不能派大部队出击“扫荡”。不久，陈又派黄任寰的独立一师进驻闽西，参加蒋介石对江西、福建红军的“围剿”。
第41节：地方军阀大结局（41）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陈济棠被任命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十一个师又一个旅，构筑碉堡，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电粤桂方面，请一致行动。陈济棠怕失掉广东地盘，表示“不忍苟同”。不久，他派兵入闽，配合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把十九路军最后编成的黄春和旅缴了械，杀害了该旅政治部主任。
“围剿”红军中，陈部鉴于蒋介石“中央军”迭遭歼灭的教训，和红军行动迅速，难于摸清情况，乃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以及“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的策略，规定其部队每天行程不超过40华里。其总的计划是：“先进攻筠门岭，俟巩固占领后，候机向会昌城进攻。以主力从寻邬、吉潭经澄江、盘古隘，向筠门岭正面攻击；另以一部从武平的岩前经武平向筠门岭东南侧攻击，并掩护纵队主力右翼安全。”1934年7月上旬，粤军才向筠门岭分路推进。但扼守筠门岭的红军没有决战企图，仅以很少兵力据险抵抗，逐步撤退，所以粤军只攻占了一座空城，毫无所获。但陈却大肆宣扬筠门岭之战获得重大胜利，向蒋报功。蒋“传令嘉奖”和赏洋5万元“劳军”，并令陈部攻打会昌。
10月上旬，正当陈济棠指挥其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进而占领宁都、于都、瑞金以围歼红军时，中央红军已从瑞金出发，开始了向湘西的战略转移。
此时，陈济棠害怕蒋介石乘机进兵广东，一面令余汉谋的第一军由东向西追击红军，一面命李扬敬纵队等在赣部队，立即撤回粤境，撤销纵队组织，各部归还建制。并在广州近郊和粤东的惠州、淡水、平山、老隆、兴宁、焦岭、丰顺、潮安、汕头等各要点，赶筑半永久防御工事或野战工事，以准备抗日为名，积极防备蒋介石攻粤。他还以粤北缺乏防御兵力为由，将在同红军作战中已残破的范德星旅，扩充为第三独立师，不久又改编为第二军第六师；以独立二师改编为第一军的第三师；以独立四师改编为第三军的第九师；把驻琼崖的警卫旅调防从化。各军师以团为单位就地集中进行教育训练，并补充了大量新武器，以加强战斗力。
五、“两广事变”大遗憾陈济棠与李宗仁以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响应，要求派兵北上抗日1936年6月，陈济棠联络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为名，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在此之前，李、白曾多次劝其反蒋，但陈怕反蒋不成，反丢了地盘，始终不肯贸然相从。但在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蒋介石高唱“攘外必先安内”，决心结束两广半独立局面。陈济棠也已派其兄陈维周到南京刺探到蒋对西南的新政策，探悉了蒋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即：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驱逐肖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陈济棠认为，“蒋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之？”“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呢？”但当时，他惟一可以借口向中枢作兵谏的，便是举起抗日大旗，要求中央抗日。
5月12日，胡汉民在广州病死，白崇禧由广西来到广州吊丧，陈济棠就两广共同反蒋问题同白崇禧密商。他在与白交换对形势的看法时说：目前蒋介石的军队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的进攻，又要防止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重要的是还要部署兵力向陕北红军包围进攻，蒋介石无余力可以南犯。因而，只要西南作出抗日姿态，登高一呼，全国必定响应。蒋如不顺从民意，则必然垮台无疑。白崇禧早就对他既想扩大地盘，又怕丢了老本，患得患失，迟迟不肯毅然反蒋的态度不满，这次见他被蒋介石所逼而反蒋，也就乐得推波助澜地说：“我们这时候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方面决定以全力支持。”白的表态，更坚定了陈的反蒋信心。
第42节：地方军阀大结局（42）
陈济棠每逢疑难之事，总是要阴阳术士翁半玄、詹天眼扶乩，以乩吉凶。这次反蒋前，他又请翁、詹乩得了“大运已到，机不可失”的吉言，更受到煽惑。他从小受其兄的影响，笃信阴阳命相，曾听其兄言，以高价买得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坟，以安葬其母骸骨，说这里是出天子的圣地。陈维周经常逢人便说：“伯南生得一对其软如棉的朱砂掌，是大贵之相，前途不可限量。”陈济棠也自信他之所以飞黄腾达，全是命里注定。自他当连长时，与私娼莫秀英结婚以来，一直官运亨通，说这全是莫“八字相夫旺子的关系”。所以，他最听莫的话，连修建的要塞炮台，也要取名“秀英炮台”作为吉利兆头。他还在梅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