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巴藏民独立师刚组建半年，是借助丹巴藏族头人马骏的藏族武装扩编而成的。马骏在当地颇有势力，因过去与国民党和四川军阀素有矛盾，加之在红军主力部队进入藏区的影响下，他们组织了一支人数不多的藏民武装，表示愿意接受红军的领导，配合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斗争。为了积极做好少数民族上层头人的统战工作，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马骏这支部队，并将它扩建成为１个藏民独立师，任命马骏为师长，派红军干部李中权任政委，金世柏任副师长。同时，为了加强领导和便于工作，省委和红３１军还抽调了７０多名干部、战士作为骨干，派往独立师工作。省委要求派去的指战员，一定要和马骏搞好团结，坚决执行民族政策，尊重藏族风俗习惯，共同努力把这支民族部队组建好，指挥好。
据金世柏回忆：马骏当时年约３０岁，身材高大、瘦弱，因吸鸦片烟，常面带倦容，但一说起与国民党军斗争就很有精神。在商谈中，他一般都同意红军干部的意见，态度也很热情。马骏的父亲马老太爷是个性情孤傲，办事沉着老练的人，由于他与国民党和四川军阀打交道时吃过苦头，因而为人处事都非常机警，但很重义气，讲信用，说定跟着红军就从此专心致志为红军做事。
藏民独立师共编有３个团，没有设营这一级编制，由团直接管到连，每团辖５～６个连，各连人数多则１００余人，少则７０人。全师总人数，发展到最盛时期有近２０００人。除红军部队派去的人员外，全由藏民组成。为了便于工作，由红军部队中调去的指战员，规定一律穿藏族服装，并要求学藏语，与藏族战士过同样的生活。
各级干部的配备：团政委、副团长、各连指导员和警卫排长，由红军派去的干部担任；团长、各连连长和部分副连长，由马骏部原有的骨干担任。部队武器装备较差，全师仅有５００多支藤枪、少量步枪和马尾手榴弹，个别连有１挺轻机枪，仅师、团干部和少数骨干配有手枪。警卫排有１挺轻机枪，每人配备１支步枪和两枚手榴弹。
丹巴时属西康省，县城位于川康交界处。独立师组建后，部队沿大金川河一线担任警戒，派出若干小分队，选择重要交通路口，构筑工事，日夜坚守，防止敌人袭击，以确保主力红军翼侧的安全，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同时，通过马师长和马老太爷的关系，为红军筹集粮食和其它物资。筹粮的办法一般是以马老太爷的名义，用藏文写成条子，派人送到各村镇，要求限期将所需粮食如数送到指定地点。独立师筹集的粮食，不仅满足了本身的需要，而且保证了驻丹巴县城红９１师部队的供应。
独立师的广大指战员多系本地人，熟悉当地的群众语言和风俗习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他们利用人地两熟的亲友关系互相串连，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在独立师的宣传和影响下，当时有不少藏族青年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后来成长为红军知名指挥员的天宝就是从大巴旺的少先队来到独立师的，他那时年纪小，非常精干，加之又懂汉藏两种语言，师部就将他编到警卫排。各部队抓紧时间进行军政训练，练习射击、投弹、队列和构筑工事，学习做群众工作的方法等，使部队的军政素质有明显提高。
正当独立师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不断发展壮大时，红军决定离开此地即将北上。马骏流露出不愿意随红军主力北上的意见。为此，张国焘以不可“信任”为由，向红９１师发了一份密电，说红军将要北上，马骏很可能不会跟红军走，他若留在当地又恐今后是个后患，故密令立即将他处决。为了防止意外，信中要求严格保密，不得走漏任何一点风声。同时信中还交代了执行的具体办法：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为名，令李中权和马骏火速赶到丹巴县城红９１师师部“开会”，不得有误。
李中权接密信后不得不服从张国焘的这一命令，陪同马骏去丹巴，准备再与红９１师徐深吉师长和桂干生政委洽商，共谋良策。留金副师长在家掌握部队。李中权将去丹巴开会的事通知了马师长，马表示欣然同意，随即作了简单的准备，带着两个随身警卫高兴地上路。
马骏和李中权到达丹巴红９１师师部后，并未参加什么军事会议，实际是来吃一顿饭，由该师领导作陪。显然，该师已经接到张国焘的通知，做好了“准备”。丰盛的酒席桌上，大家互相问候，有说有笑。一阵寒暄后，马师长便无拘无束地痛饮起来，毫无一点介意。当酒过三巡，主持人便发出了按事先规定的以“击杯”为暗号，突然闪出两个大汉，猛地一把卡住马师长的脖子，活活将他勒颈而死。
张国焘的这一手可真够毒辣的！在当时，这一消息就令许多红军指挥员闻讯后汗颜，令藏族同胞心寒。
处死马骏后，张国焘为了防止马骏部下兵变，通知独立师编造假话，利用部队出操、上课、集合站队的机会，向大家讲，说马师长已调甘孜波巴政府工作，身体很好，希大家勿念，并望积极支持红军搞好工作。马老太爷也信以为真，此后依然为部队筹粮，辛勤奔走。张国焘还指示金副师长带警卫班先后两次去马骏老家，向他的妻子表示看望和慰问。就这样，马师长惨死的真相一直被隐瞒着。
但没过半月，马师长身陷丹巴的消息就传了出来。原来马师长在到红９１师师部时，带了两个一高一矮警卫员。矮个子当场被杀，高个子趁机逃走。他跑出后，在当地动员了１０００多名藏民，分别包围了独立师师部和第２团驻地，把住山头，一边打枪，一边呐喊：“快把马师长交出来，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紧张的气氛中，李中权等人决定不能硬打，以免将事态闹大。一面派出通司不断喊话，作正面宣传，劝藏民赶快撤回，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一面由金副师长带两个警卫班沿着驻房周围坡地转了一圈，佯装反击，向空中乱打了一阵枪，摔了几颗手榴弹，终将围上来的群众吓退。接着，金副师长又率警卫排和１个连火速赶到第２团增援，将四面包围的人群吓跑。这一仗，独立师仅消耗了一点子弹，群众和部队均无伤亡，但张国焘这一拙劣的做法，却给红军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１９３６年７月，藏民独立师随红军大部队一并北上，紧跟在红９１师后面，经卓克基、马塘、黑水，向毛儿盖、包座方向前进。因独立师担任后卫，粮食得不到补给，生活极端艰苦，加之不少藏族战士不愿远离家乡，因此，每晚宿营时开小差的很多，虽经多次说服劝阻，但仍制止不住。在此情况下，李中权等师领导便向张国焘报告，建议干脆将独立师解散，愿意北上的就跟红军走，不愿走的，就发给路费连人带枪放回家，留在当地继续坚持斗争。张国焘采纳了这个意见。于是，独立师在黑水前面的一个村庄中召开全师人员大会。除天宝等少数藏族战士表示坚决要求跟随红军北上外，其余多数人都表示愿意返乡回家。
红军藏民独立师就此宣告正式解散（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特别为马骏平反昭雪。）
藏民独立师的悲剧，在当时使朱德等人更加提高了对张国焘的警惕性，在这部队行动变化频繁的非常时期，张国焘会以各种借口干出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荒唐事来。
为此，朱德在一次会议上特别提议，让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暗中加强对张国焘斗争的力量，政治局两个常委对一个常委的阵势，张国焘是驾驭不住的。朱德还提议让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名义上是负责教练打骑兵的战术，这样做既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又可从外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这是朱德经过深思熟虑所作的安排。朱德在１９６０年１１月谈到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情况时回忆说：“后来刘伯承同志去红二方面军了，我们明知张国焘反对中央，我们的人想法支开一个算一个，刘和他是对立的，几乎被他杀掉。”
刘伯承得知去红二方面军的消息后，大有获得“解放”之感。当久违的阳光洒满草地，他情不自禁地对着天空高呼：“太阳万岁！”然后用俄语唱起了沙皇时代革命志士的歌曲：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灭，
万丈光芒在前头！”
歌声飞扬，一呼百应。送别的任弼时也加入了这大合唱的队伍，但他的声音总要比别人慢半拍，大家都唱完后，他还在拖着尾音在高歌，引得士们高喊：“任政委，再来一个！”
第二十八回 过草地再显英雄胆 刘伯承传书结良缘
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踏上了北上的路程，离开驻地不久即进入荒无人烟的大草地。
长征路上在徐向前身边当参谋、后曾任解放军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陈明义将军，在长征胜利５０周年时，接受了负责在草地上建造一座“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的光荣任务。当他站在草地高岗上远眺一座座新城和四通八达的公路时，思绪万千。他向修筑纪念碑的年轻战士们激动地指点着：“那边就是徐向前元帅和我们一起宿营的地方。”将军感慨万分地说着：“这川西北高原的水草地啊！每一撮泥土，每一棵小草，每一朵野花，每一道溪流，无不都浸染着红军战士的血汗，留下红军战士艰难跋涉的足印。我怎能忘记，过草地的时候，徐向前和我们住在一个帐篷里的日日夜夜。”
在草地上，徐向前所使用的“帐篷”实际上是一顶降落伞。那还是南下时，红军在百丈关失利撤退到名山县境的金鸡关一带，国民党军的飞机欺负红军没有防空武器，一批又一批的飞到红军头上狂轰滥炸，非常猖狂。红军战士们个个都闷了一肚子气，便想起了不久前徐向前教的用“六米拉”步枪打飞机的方法。这种打飞机的基本要领说来也很简单，比如说，敌机飞３００米高，就打３个机身的前面即可，红军从此由害怕飞机变为学会打飞机。有次，敌机刚俯冲下来准备再次轮番轰炸，红军一阵激烈射击，１架敌机中弹后歪歪斜斜地摔下来。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撒在山坡上，飞行员已摔成一堆肉泥。飞机上的电表时针还在“的哒”走动着，还有１个没有打开的降落伞。次日，这两件战利品送到红军总指挥部。
徐向前看到送来的战利品，边看边想，然后吩咐把电表给一科（作战科）用来掌握时间；把降落伞妥善保管，说以后会派上大用场。对此，几个参谋还不解地乱猜了一阵，有的说徐向前是要用来擦枪，有的说可能是做包袱皮等，大家争论不休，直到见徐向前默然不语，才静下来，也不便多问，就把降落伞交给交通队保存起来。
重新北上后，徐向前率部自炉霍登程，再次踏上北进草地的征途。一天傍晚，总部到了壤塘附近宿营地，已是人困马乏，夜幕笼罩下的草地雨雪纷扬，寒气逼人，一片荒凉沉寂。交通队矮小精干的通信兵王启应正为电话机电池无法遮雨急得一筹莫展，通讯器材可如耳目一样重要啊。这时，徐向前叫参谋长李特派人把帐篷架起来。
“帐篷，哪来的帐篷？”王启应惊问道。只见交通队的战士把在金鸡关战斗中缴获的降落伞拿了来。一会，草地上便架起了一顶白色的帐篷。徐向前立即让王启应把电话机和电池放进帐篷。大家又把文件箱搬进来整整齐齐堆在一起。徐向前向一局局长欧阳毅再三叮咛：“环境艰苦，气候恶劣，里面要尽可能多住一些同志。身子骨要紧呀！”
从此，在草地艰苦跋涉的２０多天里，每到傍晚，一顶白色的帐篷就很快在广袤的草地上架起来，抵御着风霜雨雪，保护着红军将士憩息。有时，这个平时只能住２０多个人的帐篷，骤然增加到住５０多个人，大家“见缝插针”挤成一堆。帐篷外，风像野马一样裹着冰雪在夜色中横冲直闯，撞击着帐篷。冰冷的水珠掉在脸上，但大家心中却是热烘烘的，那滋味，真像是进了天堂。徐向前在文件箱上一直忙碌到深夜，然后才轻轻地在大家中间拨开一个空隙，曲卷着双腿坐下来闭目入睡。徐向前和大家心贴心，脚挨脚，一起在这顶降落伞帐篷里，度过了第３次过草地的日日夜夜。
进入草地后，总司令朱德要求兵站部把驮枪支的牲口腾出来驮伤病员，并说：过去是人多枪少，随时都有兵员补充。现在是人少枪多，人是最宝贵的，多一个人，革命就多一份力量。有了人，不愁将来没有枪。现在我们是要人不要枪，把多余的枪统统毁掉。必须把伤病员全部带出草地。
过草地，对红四方面军许多人来说已经是第３次了。动身前，规定每人筹集１５公斤粮食，１公斤食盐。并严令规定，进入草地后每人每天只能吃４两粮食，违者枪毙。但也有因为实在饿得顶不住以身试法的，有个战士偷吃了自己背的一把青稞，被何畏知道了，当场就被枪毙在途中。
红四方面军虽有过草地的经验，但脚下的路还是需要一步步的走，缺粮的情况下只好再以野菜、牛皮来充饥。
过草地，单人行走也要耗尽力气。而担架队的战士们还得抬上战友行进，其困难可想而知。宿营了，他们还要照顾伤病员的吃饭喝水和睡觉，付出的辛劳要比一般人大得多。有些担架队员过于疲劳和饥饿，抬着担架就倒下再也起不来。
担架队员的苦和累使伤病员非常感动，在草地上就曾发生过多起伤病员集体“罢走”事件。他们说：“不能再拖累同志们了，甩掉我们这些‘包袱’吧。请组织放心，伤病员本是硬骨头，绝不会给组织丢脸。我们商量好了，给我们留下点武器，如果能够活下来，就在这一带打游击。如果活不下来，我们总算为部队减轻点负担，也算为革命尽了最后一点力。”
“你们为革命冲锋在前，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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