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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北红军总部与贺龙所部的电台联系，是张国焘在１９３５年９月３０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分离后建立的。因为通讯密码留在了红军总部，中共中央与红２、红６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而红军总部却始终与红２、红６军团保持着联系，经常通过电报互通情况，给予指导，这些电报常由朱德、张国焘连署。所以说，直至红２、红６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任弼时、贺龙等人一直把红军总部发来的电报误认为是中共中央的指示。
朱德这时的想法是，在红２、红６军团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尽力使他们多掌握一些情报，并在军事行动的决策上给以帮助。在红２、红６军团靠近金沙江后，想方设法让其过江，以增加反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力量。后来的红２、红６军团过金沙江即是在中共中央并未下达命令也不明情况的特殊原因下，由朱德从中私下促成的。
对于这时几乎是独立于中共中央之外的红２、红６军团，张国焘更有着自己的想法：在没有决定北上前，他的大主意是设法把红２、红６军团留在金沙江以南，与江北的红四方面军形成互应；小算盘是试图把红２、红６军团放在前边御敌，而在川康边地区保存自己的实力，形成自立中央的大气候。后来，张国焘在朱德的相劝下，也表示同意让红２、红６军团北上，这时他的主意则是设法把红２、红６军团拉过来，以弥补红四方面军半年来的巨大损失，轻而易举地扩大自己的实力。
可在这时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却从陕北来电给朱德和张国焘，指明：红２、红６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对将红２、红６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表示坚决不同意。红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
“这可怎么办才好？毛泽东当初反对我的南下，可现在他们又让我们继续南下，难道川康边不要了？”张国焘接到这封电报后，大发牢骚。
“这不是党中央的意见！我们再不能南下了。”朱德表示自己的意见，说：“我们要坚持原方案，红四方面军必须在金沙江以北地区休整训练，等待与红２、红６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
张国焘没有再言语，他仍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可打。１９３６年春节前后，陕北与川西红军之间的电报伴随着冬雪纷扬，频繁往来，片片飘落似无声，但雪层下涓涓春水已在流动。张浩、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外均告统一，自是党与革命利益，弟等一致欢迎。”
关于战略方针，张闻天在电报中指出：“育英（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红四方面军及红２、红６军团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由兄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
张闻天在电报中还指出：“红２、红６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由现地巩固向前发展，粉碎围剿，第一步把苏区迫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之间。这是夺取四川的计划。但需估计堡垒主义对我们的限制，需不失时机以主力跃入堡垒线外，在外消灭敌人，发展苏区。红２、红６军团则靠近川南苏区，在云贵川３省之交建立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互相呼应。……红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红２、红６军团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川发展，寻求机会前进。以上３种方针情况等考虑选择之。”
对张闻天的这个电报，张国焘反复看了几遍。这时，战局对红四方面军发生了很不利的变化，也促使张国焘对南下红军的下一步出路不能不有个新的考虑。国民党军薛岳部在天全、芦山地区正集中近７个师的兵力与川军相配合，步步向红四方面军逼近。经过７天激战，红军被迫向后撤退，直到退出天全、芦山。
朱德率领红军总部从芦山任家坝转移到宝兴灵关。
负责殿后的徐向前不断向朱德汇报当前敌情，并提出建议：“红军不能再继续与敌人在这里长期相持拚消耗，应迅速撤离川西，到夹金山以西休整，然后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一致赞成执行北上方案，伺机策应红２、红６军团的北进，决定先率军向道孚、炉霍一带转移。张国焘因南下碰壁，也只好顺水推舟，表示少数服从多数，同意策应红２、红６军团，然后一道北上。
２月中下旬，原南下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丹巴，向西康北部的道孚、炉霍、甘孜进军。横亘在懋功和宝兴之间的３０００多米高的夹金山，是西撤红军要经过的第一座大雪山。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它已经不陌生：对红四方面军来说，这是第２次；对红一方面军南下的指战员来说，这已经是第３次。但是，这座熟悉的“老朋友”现在却换了面孔，前两次翻越时是在夏、秋季，而现在却是在狂风呼号的隆冬季节。
“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不敢攀。”这是当地民谣形容严冬中的夹金山。
但是，红军将士不畏严寒和艰险，还是把夹金山踩在了脚下，继续向前挺进。
再向前走，竖起在红军面前的是折多山主峰——党岭山，它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雪山。这座大雪山海拔５０００多米，山大半在雪线之上，山顶终年积雪不化，四季都可看到雪花飞舞，气温低至摄氏零下４０多度，空气稀薄，雪崩骤然间会倒下一座冰峰。当地藏族人把这座山称为“神山”，冬天里是绝对没有人敢玩命冒险翻山的。
就在这隆冬的季节，朱德率领脚踏草鞋、身着单衣的红军指战员扑向这冰山雪峰。在漫天飞雪的高寒地区，将士们的棉衣还毫无着落，有的指战员仍然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割下来披在身上。
为了在中午前后登上顶峰，红军大部队一大早就赶到山下。
山脚下是原始森林，满目绿色葱茏的松柏。但上山不久，树木就越来越少；再往上，连低矮的灌木丛也难以见到了。一片银白色的世界中，红旗愈加显得鲜红艳丽。
乐观的红军指战员在风雪中高歌：
“寒风透骨凉，风凉血不凉；我有上天梯，雪峰摘月亮；再鼓一把劲，踩星登太阳。”
部队上到半山腰，汗水已湿透指战员们的衣服。可快接近山顶时，狂风突起，冰渣雪粒飞卷，打在指战员们身上带的喝水缸子上噼啪作响。气温骤降，被汗水浸透的军衣很快就结冰冻成冰疙瘩。
“这可真是‘漫天飞银弹，助战有冰甲’。老天在给我们开玩笑哩！”朱德在狂风中鼓舞士气。
空气越来越稀薄，大家都在大口大口地喘气。
红军以铁的意志翻越党岭山，行进在风雪中，滚爬在冰板上。红２７１团１营特务连的炊事班长老周，因为背着行军锅太兜风，在接近山顶时被一阵狂风吹倒。战友们急忙去拉，可是风骤雪急，一把没有抓着。炊事班长连人带锅一同滚下万丈深谷，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老周！老周！”
呼啸的山风很快裹雪带冰抚平一切痕迹，山谷又恢复了一片洁白。大家叫破了嗓子，深谷中没有任何回声。
“老周！老周！”
“怎么回事？”这个营的李营长牵马艰难地爬行上来，见这么多人对着茫茫深谷喊叫，忙问。
“我们连的炊事班长老周被大风吹下深沟去了！”有人哭泣。
李营长探探脖子向深谷中望了望，然后摇摇头，说：“老周同志与大山同在，让我们完成他的未竟事业吧！这里风大，同志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天黑之前必须赶到山下宿营地！”
李营长率马奋力向山顶爬去，战马到了这时也已经是累得精疲力尽。走了没有多远，突然，一阵风雪刮过后，这匹马失前蹄滑倒在冰雪中，它奋力挣扎了几次，却再也站立不起来。它望着李营长，眼睛中盈满泪水。
“快起来，快起来！”李营长奋力拉缰绳，想推马站立起来。但一切努力都没用。为了带领全营尽快翻过雪山，李营长不能在此久留。
但是，“咴儿咴儿”的马叫声，又把李营长喊回到战马前。李营长抱着马头，泪水滚滚而下。通人性的这匹战马低下刚才高昂的头。李营长掏出手枪，对准了马头。战马低着头，用舌头舔了舔李营长的手。为了不让这匹有功劳的战马在这雪山上再挨冻受苦，李营长手中的枪响了。
飞卷的雪花中，战马枕卧在雪堆中，渐渐被大雪埋没。
李营长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对着这座战马身躯隆起的雪山。
３月中旬，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抵达康北重镇道孚，后进驻炉霍。红３０军占领康北战略要地甘孜。不久，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
朱德率领红军总部到炉霍时，藏民们受当地土司和国民党当局宣传的煽动，都躲进深山。朱德在镇子里巡视一圈后，把各部队负责人召集起来，号召大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教育藏族同胞，并宣布４项规定：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看管并喂养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
此时已是仲春，正是高原春播季节，一片片土地等待耕耘。朱德看到这种情况，着急地说：“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现在，藏族同胞对我们还不了解，暂时不能回来种地，如果这一季种不上，藏胞回来吃什么？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到来而误了农时，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把地种上，种好，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他发动总部机关和一些部队帮助老百姓种地，在白天亲自挥动镢头刨地，到了晚上才熬夜处理日常工作。
红四方面军南下、西进以来，往返于草地雪山间，连续进行激烈战斗，减员很大。为了适应新的任务的需要，调整和充实基层连队的战斗力，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对部队进行了大整编。整编后的方面军领导人是：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副主任李卓然。
部队的整编变动很大。第４、第９军撤销团的建制，每军辖４个师，每师辖３个营；第３０、第３１军各辖两个师，每师３个团；第５军，由原红一方面军第５军与红四方面军第３３军在年初时合编，仍称第５军，辖两个师；第３２军，名义上有两个师，实仅辖１个团，即第７团；另外还有红军大学、骑兵师、妇女独立团等，总兵力与刚南下时相比，减员达一半以上。”
各军指挥员及所辖部队编制是：
第４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建安，后为王宏坤，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辖第１０师、第１１师、第１２师和独立师。
第５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所辖第１３师两个团是由原第５军团的部队编成，第１５师两个团是由原第３３军部队编成。
第９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队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第２５师、第２６师、第２７师和教导师。”第３０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第８８师、第８９师。
第３１军，军长由王树声兼职，政治委员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辖第９１师、第９３师。
第３２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李干辉，政治部主任辛世修。辖第９４师、第９６师。
金川省军区，由倪志亮兼任司令员，政治委员邵式平。辖独立师、独立第２师。
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由王新亭兼任。
另外还有以张琴秋为团长的妇女独立团；以骑兵司令许世友兼师长、秦道贤为政委的骑兵师；以王维舟为总指挥的四川抗日义勇军，等。
张国焘双手捧着这红四方面军甘孜整编后的军事实力表册，黯然伤神。到了此时，红四方面军的总兵力由原来的８万人，已锐减至６个军１９个师４万余人。
“难道这是我坚持南下的过错？”张国焘在自问自答。但他不可能立刻醒悟过来，认识到这惨重的代价的确是由于“一将无能，累死千军”的结果，自从他坚持南下战略方针后，就注定了红四方面军将士比别的方面军在这艰苦的长征路上遭受更多的劫难。
红四方面军在转进康北地区后，张国焘对自己的分裂活动仍没有停止，他除继续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外，仍在一系列会上攻击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人。为了压制部队中日益不满的情绪和批评意见。他无视失败，却说：“南下是苏维埃运动终止退却，反攻敌人强有力的行动，在相当意义上说，南下半年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现在，需要的是我们每个同志要好好约束自己，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受到铁锤性的打击。”
张国焘的“铁锤”在不断上舞下翻地抛动，砸向许多他看上去不顺眼的人。
孤注一掷的张国焘始终没有那个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广大指战员从比较中在内心里已经分辨出南下和北上的天壤之别。尽管许多基层指战员还弄不明白什么叫“路线斗争”，可这“南下”与“北上”行军路线结果的不同，则是最让人明白不过：路线斗争原来是这么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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