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多年来我国哲学史的写作实在显得太单一了，尤其是对于西方哲学史的写作，一直可以说是干部一腔。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在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界，‘文革’之前和之中写的教科书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提到的西方哲学家和派别所做的注脚，而且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分析方法为指导的注释，充满着政治斗争的术语，没有多少学术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抛弃了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论与唯心论两军对阵的历史’的定义，开始吸收国外一些研究成果，出版了一些有学术水准的教科书。但是，其中不少书仍以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为线索，基本资料和评价依然率由旧说，与国际通行的标准和水准不相符合。”这样的状况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无疑需要有根本的改变。
严春友先生的这部《西方哲学新论》，从1993年便开始动笔写作，其后几经修改，广泛听取各个方面专家学者的批评意见，于2001年正式出版。一年多来．在作为教科书的试用和学术交流的方面，都具有很好的反响。
总起来看，本书的重要贡献和学术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完全突破了斗争哲学的模式，充分承认人类认识的复杂性，摆脱了把哲学史简单化的倾向。我国以往的哲学史著作，由于长期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总是把哲学史看作两条路线斗争的发展史，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哲学史的编写，一直以此作为贯穿整个哲学发展的主线。从而把历史上的全部哲学家和哲学思想都简单地划分成两大阵营，并单一地肯定唯物主义而完全否定唯心主义。本书的作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显然把人类认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哲学史中固然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派别，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并不只是简单的对立和斗争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说，它们之间既有对立，也有统一；既有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的方面，也有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和相互补充的方面。而且，更为严格地来看，就每一个具体的哲学家而言，他们各自的哲学思想中也并不存在纯而又纯的或者水火不容的唯物论哲学和唯心论哲学。实际的情况是，唯物哲学中常常同时具有唯心的成分，而唯心主义哲学中又总是搀杂着唯物哲学的因素。正如列宁在评价黑格尔的《逻辑学》时所说的那样，“在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物主义最多”。这就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关系的极端复杂性。本书正是根据这样的一种思想原则，对历史上的哲学思想和各家各派的主张，进行了更加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不再简单地按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模式来给哲学家进行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原本的哲学思想和观念得到了更加真实的还原和反映。
第二，本书改变了过去那种把某个哲学家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划等号的做法，认为思想史有自己的独立性和特殊的继承性，必须着重从思想本身来研究思想。在以往的哲学研究中，人们常常把某个哲学家从政治上定性为代表了某一个阶级，而他的哲学思想，也只是某一社会历史阶段的相应的产物。本书认为，这也同样把人类的思想创造活动尤其是哲学研究活动简单化了。有史以来，哲学家的社会地位和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诚然会对他的哲学思想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地或者机械地反映在他的思想中，然后生硬地决定他的哲学观念的形成。实际上，一种社会历史的状况，对于一个时代的哲学家来说，往往只是作为一种思想背景而存在的。至于对他们的哲学体系和思想的产生，并不一定完全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哲学家大多是一些非常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他们也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上述因素的限制，从而不可能成为某个社会现状或某个阶级的简单的传声筒与代言人。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和无产阶级领袖恩格斯，他们都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限制，提出了伟大的思想。本书作者认为，哲学家的思想，首先反映着他本人的价值观念和兴趣，然后才间接地反映着他的阶级地位和社会状况，而且这种反映并非像镜子反映物体一样是被动的，而是经过哲学家的积极创造，已经打上了他的个性的烙印。
因此，本书在考察哲学家的思想时，主要着眼于思想史自身的独立发展，着眼于其自身的继承和批判关系，着眼于展示思想发展的复杂性。比如，从感觉和经验出发，通常被认为是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本书则对此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作者认为，从同样的前提出发，不一定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从经验出发并不必然走向唯物主义。例如，近代英国经验论的发展过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培根的唯物经验论出发，既可以发展出洛克的唯物主义和霍布斯的机械唯物论，也可以发展出贝克莱的唯心主义，还可以发展出休谟的不可知论，他们都是从经验和感觉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但结论却相去甚远。
第三，本书对于以往争议颇多的各种唯心主义命题，进行了更加充分的重新研究和评价，力求公正和客观地理解和解释这些曾经被一概否定的哲学命题，并尽量从中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
本书认为，我们的哲学界过去对唯心主义的种种命题和观点，一向存在着许多误解和偏见。在哲学史的写作中，经常是带着某种政治的倾向和偏向，因而并没有能够深入了解这些命题的本来的意义，就得出了一些仓促的结论。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些唯心主义命题大多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某些特征，有着特定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实事求是地说，那些唯心主义哲学家一般都是大智者，他们智慧过人，往往只是凭着抽象推理和思辨，就能创造出非常严密和庞大的哲学体系。他们的有些观点从一般常识的角度来看似乎是荒诞不经的，但他们既不是疯子，更不是弱智，不可能荒唐到完全违背常识地胡说八道的程度。正由于此，本书对于这些唯心主义命题全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考察，本着哲学就是讲道理的原则，对他们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其中，对于那些有道理的观点，就说出他们的道理在哪里，而对于那些没有道理的说法，也讲出他们没有道理的理由。例如，关于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这一命题，本书就认为是有它的独特价值和道理的，虽然我们不能说凡是被感知的就是存在，但任何存在一定具有“被感知”的性质，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认识它。又如莱布尼兹的“先定和谐”说，也存在着某种合理的成分。他把这种预定看作是上帝的创造，当然是错误的，可是，如果我们去掉这个前提，把“先定和谐”还给自然本身，那么这个命题无疑是合理的，因为自然发展的那些规律确实是预定的。当然这不是由神预定的，而是由自然本身预定的。如果不是事先就存在着事物发展的规律（即预定），事物的发展也就不会有任何规律可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即生物体就是按照基因中预定的结构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生物的生理特征、遗传特性在基因中就被预定了，由此决定了人的后代必定是人，狗的后代一定是狗。如果没有这种预定的话，世界不就乱套了吗？
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前人的思想，一定不能过于简单地一棍子打死。这样做当然是很容易的，像过去的那种为所有的哲学思想贴标签，凡是属于唯心主义一派的就全部否定，这样的结果就很容易毁掉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源。
第四，本书在考察哲学家思想原意的基础上，订正了学术界流行的一些值得推敲的看法，甚至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例如，中世纪晚期的哲学家邓斯·司各托，在我国哲学界一般把他看作是一个唯名论者。但本书作者查阅了大量原始资料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因为在西方哲学界正好相反，普遍把他看作是一个唯实论者，划到唯实论那一边。本书的作者认为，如果认真考察他的思想，就可以发现，他的观点既不是典型的唯名论，也不属于典型的唯实论，而是两种观点的综合。这表明他试图超越这两个方面的对立，从而寻找使一般和个别统一起来的新的方向。
此外，本书作为哲学史著作，又并不仅限于“史”的记录和叙述，而是特别注重史论结合。在评价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时，也不局限于当时的哲学范围，而是联系现代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成果，以更广阔的视野来予以审视，着重挖掘它的现代意义；或者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比较，来寻找东西方哲学的统一性和差异性，以便对西方哲学有一个更加立体的把握。例如通过对希腊哲学中的诡辩学派与中国的辩者学派的比较，来说明东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某种统一性，进而说明东西方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并无实质性的不同。还有，因为本书作者严春友本人对于全息论有独立的创造，所以，在对西方一些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时，也适当地借用了全息理论，如，书中通过全息论来解释布鲁诺和莱布尼茨著作中的一些难于理解的思想等。
当然，本书毕竟属于具有开拓意义的重写哲学史的专著，其中的有些探索性的写法和观点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这样的探索对于进一步活跃当今我国整个哲学研究的局面，对于在二十一世纪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新的世纪特征的哲学史观，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西方哲学新论》，严春友著，2001年10月版，上下册，52．00元）
作为“文化事件”的“推荐书目”
■ 万 宇
胡适先生无疑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一个重要的文化枢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近读徐雁平的《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着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评价胡适在文史之学（尤其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是非功过，也时时将问题置人西潮东渐的过程中考虑，以考察西方文化（如进化论、科学主义、实验主义等）对中国学术的催化作用，角度新颖，材料详实，为我们全面认识胡适这个“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余英时语）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独到的见解。全书分为六个章节，分别就整理国故的兴起及走向、胡适治学方法的形成和治学方向的转变、打破《诗经》的“经”字招牌，白话文学史的建立及其影响，整理国故与近代中日学术交流等问题进行论述，以“整理国故”为精神线索，以文学史研究为中心，使读者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胡适的文化观，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整理国故的传衍”一章内容相当丰富，包括从中学国文教科书看近代文学观念的转变，学术研究与书信论学，学术演讲与书信论学，开列国学书目的风气及其文化解读。而我所特别关注的正是作为“文化事件”的“推荐书目”，凸显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独特的时代特征，新与旧、中与西、破与立、启蒙与救亡等诸多问题集中地表现在这个“文化事件”当中，而且对于现在读书界推荐书目也不五指导意义。
让我们还是从推荐书目（也被称为导读书目）说起。指导学子读书治学的推荐书目，追溯其历史，最早的可能要算是敦煌遗书“伯2721号”卷子《杂钞》中的一个“唐末士子读书目”。该目共收书25部，以问答的形式出现。据王重民分析，该目虽说比较简单，但“密切结合着当时的实际情况，挑选了当时社会上最实用的书籍通行的注本，正是适应着当时一般读书识字的人的需要而编辑出来的。”其后又有元代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明末清初有陆世仪开列的《十年诵读书目》、《十年讲贯书目》、《十年涉猎书目》，清代有李颐的《读书次第》和龙启瑞的《经籍举要》。至光绪元年张之洞委托缪荃孙撰写的《书目答问》更是影响深远，在近现代学术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而这种开列推荐书目的作法与西方的教育手段也是不谋而合的。一篇篇看似简单枯燥的推荐书目，实际上搭建了一种精神阶梯，一种受到认可的文化门径。
从其产生的根源来看，推荐书目的出现，与阅读需求的不断分化与大批量文献的出现有关，古代雕版印刷书及近代石印术铅印术的普及推广使得图书广泛传播，因此读者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时，就出现了张之洞所谓的“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推荐书目往往是针对特定的阅读群体，没有哪一个书目是开给所有人的药方。另外，推荐书目的开列者都是教育界或文化界的名流，往往是因为其身份、地位受到认可与重视，所推荐的书目才受到人们的关注。比如下面谈及的胡适、梁启超等开列的推荐书目，他们的导师心态是溢于言表的，他们如何选择、组织书目的内容，可见折射出他们对于时代、对于学术研究、对于青年问题的理解和内心的波澜。尤其是在西学东渐趋势之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种特点尤为明显。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个时间段的推荐书目频频出现，一方面它是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余波不绝的表现，另一方面它也受欧美大学教授在授新课时开列参考书目风气的影响。而其风气可以说是由胡适、梁启超两家书目而起。胡适希望以开书目的方式引发学生治国学的兴趣；而梁启超想以开书目这种课程小敲小打的方式为学生调配健康成长的营养，以固其根本，两人出发点不同，但从“最低限度”、“必读”这些词眼，可以看出他们殷切的期望。
光绪十八年，梁启超撰写《读书分月课程》，分为“学要十五则”，“最初应读书”和“读书次第表”三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将西学书与经、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