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我们得归因于清教主义的事情便是工作观念。我在美国花了许多时间宣扬悠闲。年青时我便下定决心不能仅仅因为我没有实践一种主义而不去宣扬它。我不能实践悠闲主义，因为宣扬它需要占去我很多时间。（笑声）我不是从字面上的意义来指悠闲的，因为大多数人，尤其是我们绝大多数白人不喜欢坐在太阳下无所事事；我们乐意忙一点。我所说的悠闲明显指的便是不在你们正式职业工作之内的事情或者活动。在这种教条的影响下，清教主义迫使我们在我们最重要的信仰当中保留了工作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无论如何，这都适应于我们人类的绝大部分：我们所从事的一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便是在我们的事业上取得进展，创造一笔能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财富，反过来，他们创造一笔能留给他们子孙后代的更多财富。全部事业取代了在天国中生活，而在以往的清教主义时期，我们为升入天堂而极力放弃今生的快乐。
天国消失了，但以留下一大笔财富给子孙后代为人生目标的观念还没有消失。以此为目标的人生很象以另一种目标——为了将来的利益而放弃现在的欢乐的人生。我认为，我们所保留的这一旧清教主义观念，在它的现代形式上并非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在以往的日子里，这一旧观念包含有某种辉煌的思想，但在现代形式上它却并非我们应该特别钦佩的事情。为了这一旧观念，我们确实放弃了能使我们生活文明、自由和幸福的一切东西。
顺便我告诉你们我在欧洲大陆游历时经常注意到的一些事情，那儿有许多漂亮的艺术品。我曾经看到一位美国中年商人，由于离开了办公室而被他的妻子和女儿拖回来，这简直讨厌得令人无法容忍。如果人们有更广泛的兴趣而不只是埋头于工作，这样岂不更好？如果我们有一种我们本应该有的良好的社会体制，那么我们再也不必一天工作四小时以上了（掌声）。我非常高兴从你们这儿得到了响应。但是当我对美国其他一些听众说这句话时，他们感到一阵恐慌，他们对我说：“其它二十个小时我们究竟该做什么呢？”从那以后，我觉得这一福音非常需要加以宣扬。
让一个人尽力戴上一个视野狭小的眼罩，这样他便只能沿着一条小径奔跑，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是败坏这个人的形象，因为每个想看其结果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件无法忍受的事情。发育不全的人口数在增长，他们享受不到友谊的乐趣、艺术的乐趣，也享受不到使人生充满意义的那些事情的乐趣。因为，毕竟终生拼命敛财并非真正是每个人的目标。
我并不想向任何人建议享乐，单纯享乐本身就是一个目标。我认为享乐并非目标。我的确以为清教道德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以牺牲幸福为代价的享乐。因为那种低级的享乐很容易便可获得，它们很少受官方道德的审查制度所控制。当然，我们都了解这种情形，即不遵守他那个时代的官方道德的普通人便不能这样做：寻求本身既最无意义又最无价值的那些生活方式。那将一直是只能宣扬而实际上行不通的道德的主要内容。
我认为中国人表现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因为他们有能够实行的官方道德。而我们西方却选择了相反的方案。我们对自称的极其崇高的道德而感到洋洋得意，并认为我们无需去实行它、我认为，如果我们想拥有一种真正的道德，如果我们想拥有一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丰富多彩、更自由、更幸福的人生观，那它决不是压抑性的观点，它决不是以禁止或抑制为基础的观点；它必须是一种以我们所爱而非所恨的东西为基础的观点。有许多种情感指引着我们的人生，大概你们可以将它们分成压抑性情感和开放性情感。压抑性的情感包括残忍、恐惧和嫉妒等。开放性的情感则包括诸如希望、对艺术的热爱、创造性冲动、爱情、求知欲和仁慈等等。这些开放性情感使我们的生活更多姿多彩而不是单调乏味。我认为真正道德的本质在于以开放性情感为动力的生活而不是以压抑性情感为动力的生活。
恐怕我的演讲会导致一个非常革命性的结论，我并不奢望每个人都赞同这个结论。可能会有许多人认为我的结论不能为大家所接受。比如说爱和嫉妒便是这样。（前者是开放性情感，后者是压抑性情感。）如果对我们的传统道德进行一番心理分析，你将不得不承认嫉妒在传统道德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正是嫉妒导致了传统道德的产生。我个人认为，道德不大可能是这样产生的，嫉妒最不可能是道德的垠源。我想从那些积极的情感中产生的道德似乎更有可能比从那些消极的情感中产生的道德要好一些；施于自由之上的种种限制应源于对他人的慈爱和友善，而不是源于纯属于压抑性情感的嫉妒。如果运用了这条原则，它必将更好地促进人们性格的发展，并有助于塑造身心更健康的人，一个从人类传统道德的残忍本性的限制中解脱出来的人。
残忍性是传统道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每个道德家从其道德中所获得的部分满足便是该道德给了他施予别人痛苦的理由。我们都知道许多人以惩罚别人为乐。曾有一位首相专程从君士坦丁堡赶到安提那，并在那儿花了八小时欣赏其正在遭受折磨的敌人。我认为这种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爱好应归因于人们的自然情感受到压抑而他们的创造性冲动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自由发挥的机会。
我无法确知这是否真的是人类非常残忍的基础。我不由得不这样认为：世上大量残忍的事例皆根源于一种不自觉的嫉妒。这种情感深深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如果你们有良好的和合适的机会去表现它时，它当然会非常流行。
不知我能否准确地向你们传达一种就我看来能使人们过上最幸福的生活的方法。在《新约圣经·四福音书》中我找到了能表达我意思的东西——不是我们经常引用的正文，而是像这样一些话：“别去想你将吃什么或喝什么，也别去想你将拿什么来穿。”如果你的生活遵循这条原则的话，顺便说一下，不要对这条原则象讨论禁酒法案那样进行讨论，那么你会发现生活多么有趣。有一种自由，一种无忧无虑的态度，一旦你获得了它，它会使你超然物外，无琐细烦恼缠身。这一原则的要旨便是摒弃恐惧，恐惧存在于人的灵魂深处；恐惧是大多数宗教之源；恐惧也是大多数道德规则之源；恐惧是我们的本能；恐惧风行于我们年青人之中；恐惧也是世界上一切罪恶之源。一旦你消除了恐惧，你便有了绝对的自由。当然，大家都知道远古时代的那种原始迷信。那时候，无论男女老少都义无反顾地献身于上帝。今天我们看来，这种迷信是愚昧而荒唐的，但我们自己的迷信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一线光明。现在，我不想说没有什么大灾难能降临我们头上。我想说的是，对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灾难的恐惧比灾难本身更有害。无忧无虑地面对生活，无所畏惧地面对灾难要比终日唯唯诺诺、小心谨慎、殚精竭虑、负担沉重要好得多。不要直到寿终正寝时也没有享受到一刻生活的乐趣。
我认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开朗的和富于创造性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希望以冲动作为我们生活的基础；这里的冲动不是指任何短暂的、稍纵即逝的冲动，而是指支配我们生活的那些主要动力或冲动。有些人有巨大的艺术创作冲动，另外一些人具有科学创作冲动，还有一些人具有这种那种创造性冲动或热情。如果你们否认这些冲动，而假定它们并没有侵犯别人的自由的话，那么你们就阻碍了自身的进步。例如，我认识许多社会主义者和许多以为最保守的报纸撰稿度日的人。这些人可能获得生活的乐趣，但我相信，他们不可能获得生活的幸福。幸福绝不会垂青于这些人，即摒弃了生活的一种基本动力的人。
我也应该准确地谈谈私人感情方面的此类问题。只要有一种强烈的感情，那么违背了这种感情的人，无论男人或女人都将遭受同样的伤害——这种伤害类似于对贵重物品的内部破坏，所有的诗人都这么说。由于这些话是诗词里的话，因此我们能接受，因为我们并不会严肃地对待诗词，但如果这些话在散文里出现或在公共场合出现，我们就会觉得这些话太可怕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允许每个人在私下谈论一些事情，而在公共场合则不允许他们说。我认为现在是我们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都能谈论一些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了（掌声）。华尔待·魏特曼在表扬动物时说：“它们既不会不满的咕喀也不会努力改造它们的环境——它们虽不体面却也无忧无虑。”应该说，我对此深有同感。他表达了我的意思——过着开朗生活的入该如何以一种友善的方式生活，他们该如何避免残忍，避免产生那种阻挠别人干他们想干的事情的欲望。
我认为把这种思想铭记于心非常重要：任何虚假的道德都意味着增加残忍。当然，我们不能像华尔特·魏特曼所说的动物那样生活，因为人类有先见之明和记忆力，有了先见之明，他就必须得全面地组织自己的生活。这正是我们产生迷信的地方。但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就不需要纪律了，大家知道没有一定的纪律，人人都依自己的意志行事那也是达不到目的的。我们的确需要纪律，这纪律应当源于我们的自觉，源于我们对自身需要的了解，以及对我们希望获得的事物的感情。没有纪律就干不成大事。有时我并木完全同意某些现代教育理论家的观点，因为我觉得他们低估了纪律所起的作用。但是你们生活中的纪律决定于你们自身的愿望和需要，而不是由社会或权威强加给你们的。
权威来自于古人和老人。与自由青年同盟的某一成员谈话时，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绝不会显得非常尊敬地和他谈话，因为老人，尽管人们以为他们睿智，但他们并不一定是睿智的。年青时，我们学了不少东西，年老时我们也忘掉了不少。30岁时我们处于巅峰状态中；在30岁时我们的记忆率和遗忘率相同，我们学多少就忘多少（笑声）。30以后，我们开始忘的比学的快；所以，如果确实需要权威的话，那么就应该是由30岁的人所组成的委员会。总之，我认为在那些并不对他人产生直接影响的事情上，没有权威我们可能会做得更好。
当然，如果你要杀人，那是你的事情，但跟被杀之人也有莫大关系。所以，当有人阻止你杀人时，你便不能反对他。但对一些纯属私人的事情，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来发表意见则是十分荒唐的。在生活的私人关系方面，社会无论如何也不应参与——因为这是个人的事情。不过，儿童的幸福则是一件全社会都应该关心的事情。目前对这个问题关心得还不够。关于孩子们，你们希望有足够的关心，但不要太多；你们希望他们健康并受教育。这些都是国家应该关心的事情。目前，国家注意到一些事情，对其它一些事情则还没有顾及到。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国家应当注意的问题。但是在与儿童幸福无关的其它领域，我认为，任何干预都是不恰当的——政府无论如何都没有权利干涉这些事情。现在，我不想仅仅只谈论这个问题，因为这种相同的事情还可应用到许多其它方面。首先，在生活的审美方面便可运用它。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我们从清教主义中，从基督教教义中继承了一种功利主义的人生观，一种信仰，即我们活动的目的的不是为了活动本身，也不是为了活动过程，而是为了一种远景目标。我们根据事物的用途来判断事物好坏，而不是根据其真正价值来判断。这样就丧失了生活中的审美情趣，因为任何事物的美都在于事物本身而不是其用途。
我承认功利主义的地位，但我不能接受用功利主义的态度来评判艺术事物。我发现我们似乎已丧失了许多东西，不仅在艺术领域（这点已被公认），而且在人际关系和友谊方面，我们也丧失了我们曾有的重要的内在品质。人们喜欢通过一个人的行为去评判这个人，其实一个人的行为与他的内在品质有很大区别。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成了名以后，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话了不起；然而在他年轻时，在他还未成为名人之前，他也许说过更重要的话却不为人所注意。一个人言论的精华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他不甚著名，反过来也一样。
在私人关系方面，我们都太忙，以致我们没有时间与他人交流值得交流的感情；我们没有时间表示我们的同情，没有时间体会这些使人际关系颇具键力的东西。因为我们都非常忙，我们不忙时却又累了。（笑声）在你们国家，如果产品平均分配的话，那么平均每人拥有的比人们为了幸福所需要的数量要多些，很可能只需少量的劳动便可维持生活，这些劳动对于维持生活足够了；你们然后可以培养和发展有助于实现幸福的一些事情。这样，你便获得自由了。如果一个人必须成天周旋于他不喜欢的事情里面，他就没有自由；这跟踏车陆时惩罚囚犯踩踏用的）一样可怕。我们不能总是做我们高兴平的事情，但大部分时间我们能做到。我认为在先进的工业国中，最渴盼的事情可能是追求一种个人幸福的更好理想。甚至比经济和政治重建更为重要的便是实现那些真正有助于人们幸福的事情。
如果我们的生活更幸福一些的活，那么我们不会急于打仗了。我认为，在你们可能称之为“生存意志”的现代社会中看到这一奇怪的弱点是一件相当令人吃惊的事情。有“工作意志”，但没有“生存意志”；你们不会感到大规模的毁灭前景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你们不会感觉到人们为了消除战争的威胁而不惜牺牲金钱和权力；他们并不想真的消灭战争。一个幸福的国家不会为了那无聊的战争事业和无聊的可能的胜利而去牺牲生命。健康和幸福（鼓掌）。这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具有集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