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接纳为贵族院议员；同时，他作品中的某些神秘思想和悲观情绪，显然也是和他的摇摆不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分不开的。1843年《卫戍官》上演失败以后，作为一个作家，雨果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848年革命后，特别是1851年拿破仑三世政变后，他的创作才又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阿勒弗莱德·缪塞（1810…1857）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早年被称为浪漫主义的“顽皮孩子”，中年以后对人生和社会问题表示关怀。他的第一部诗集《西班牙和意大利故事》（1830）着力鼓吹狂暴的热情，描写荒唐的事迹和奇异的地方色彩，但同时也对这些时髦题材持一种讽刺态度。诗集《坐着扶手椅观剧》（1832）对异国情调和感伤主义的讽刺更为突出。
1835年，在和女作家乔治·桑的感情破裂后，缪塞写了《四夜组诗》，诗中充满颓废思想。
1836年发表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是一部自传性小说。作者在主人公沃达夫的形象中描写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个感染“世纪病”的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按照作者的解释，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和对拿破仑英雄主义的幻灭，是产生沃达夫的怀疑和忧郁的社会根源。在分析这种根源时，缪塞表达了二十年代法国知识青年对拿破仑的怀念和对僧侣当道的复辟王朝的不满。
缪塞还写过一些剧本（《喜剧与格言》），其中有的取材于历史，有的取材于民间故事和日常生活，一般都以恋爱心理描写为主要内容。
积极浪漫主义小说家乔治·桑（1804…1876）原名露西·奥朱尔·杜邦，是拿破仑时代一个军官的女儿。乔治·桑从中学毕业，就对政治、文学和舞台艺术发生浓厚的兴趣，尤其崇拜卢梭的学说。她18岁时和杜德芳男爵结婚，因婚姻不幸，九年后离家出走，到巴黎从事文艺创作。1832年发表《印第安娜》，获得很大的成功。接着她又写成《华伦蒂纳》（1832）、《莱莉亚》（1833）、《杰克》（1834）等小说。这些小说的中心内容，都是写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妇女命运问题。作者从人道主义出发，反对阻碍妇女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揭发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乔治·桑在争取妇女婚姻自由和社会会地位的同时，也歌颂爱情至上的思想。
四十年代，乔治·桑认识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拉曼奈（1782…1854）和彼埃尔·勒鲁（1797…1871）等人，并积极参加他们的宣传活动。从这里起，乔治·桑在创作上便从“个人问题小说”转入“社会问题小说”，写了《周游法国的旅伴》（1840）、《安吉堡的磨工》（1845）、《安多亚纳先生的犯罪》（1847）等作品，其中的正面人物全是一些主动放弃特权的善良仁慈的贵族。作者力图证明“仁慈”、“博爱”可以导致阶级合作，幻想实现所谓社会主义的理想生活。
1848年革命以后，由于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对革命前途感到失望，乔治·桑放弃巴黎的政治生活，隐居到故乡的庄园中，写她在1846年即已开始写作的田园小说。这类小说如《魔沼》（1846）、《小法岱特》（1849）、《弃儿法朗莎》（1850）等，虽然对农村资产者的自私自利和重利盘剥提出谴责，却也大大美化了小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村生活：宁静的大自然，淳厚的习俗，友爱的爱情；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满足于现状，不要求摆脱个人的不幸命运，对社会重大问题更是漠不关心，一切都沉浸在牧歌气氛之中。1848年以后，乔治·桑的小说和戏剧大力维护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 ，表现出严重的保守倾向。她晚年还写过一些关于十七世纪上流社会生活的小说，这表明她离开她当时的现实斗争越来越远了。
乔治·桑总共写过百卷以上的文艺作品、二十卷回忆录、大量的书简和有关政治社会问题的论文，在法国拥有广大的读者，也受到欧洲先进作家和理论家的推崇。她的作品虽然有很多缺陷，但毕竟反映了1830到1848年这一时代的民主思想和进步要求，描绘了“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她属于恩格斯在1844年所说的“作家当中的新流派”，而这一流派正是那个“时代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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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
十八世纪末叶，意大利处于奥地利、西班牙的奴役和各邦封建君主以及罗马教廷的统治下，资本主义发展缓慢，资产阶级力量弱小。法国大革命推动了意大利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1805年拿破仑取得意大利王位，实施某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贵族、教会特权，打击了封建势力，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拿破仑失败和维也纳会议后，意大利重新遭受奥地利的蹂躏，封建王朝和教皇政权实行复辟，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但黑暗统治促使人民的民族意识和革命觉悟不断提高，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也在逐渐增长，民族复兴运动蓬勃兴起。贵族自由派领导的秘密革命团体烧炭党在1820、1821年先后起义，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不依靠群众，起义遭到失败。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意大利资产阶级对于统一和民主的要求愈益迫切，资产阶级民主派取代贵族自由派成为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力量。1831年，马志尼领导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青年意大利”成立，明确提出建立独立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口号。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不断爆发，特别是1848至1849年巴勒莫、米兰、威尼斯、罗马等地的起义，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猛烈冲击了奥地利侵略者和国内世俗封建主的统治，为未来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民族复兴运动对意大利文学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意大利浪漫主义是这一运动在文学上的产物和反映。浪漫主义者强调文学同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联系，采用诗歌、历史剧、历史小说等体裁，讴歌爱国主义，维护民族尊严，抒发人民渴望独立和自由的崇高理想，诅咒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同时，浪漫主义文学也反映出民族复兴运动的弱点和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不少作家脱离和轻视人民群众，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较深，他们在作品中大都只是提出民族问题，而回避社会问题；一些作家在革命低潮时期陷于悲观动摇，有的甚至公开反对革命。
乌哥·福斯科罗（1778…1827）是意大利最早的浪漫主义作家，曾参加反抗奥地利侵略者的斗争。他的作品反映出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这一代先进青年目睹祖国的不幸，渴望自由解放，但是找不到出路的情绪。著名长篇小说《雅科波·奥尔蒂斯的最后书简》（1802）鲜明地表达了意大利爱国者对拿破仑法国的痛苦的失望。另一个早期浪漫主义作家西尔维奥·佩利科（1789…1854）最初是烧炭党运动的支持者，后来投奔反动阵营。他的第一部悲剧《利米尼的弗朗西斯科》（1815）取材于但丁的《神曲》，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但流露出宗教情绪。1818年，他主办第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刊物《调解人》，传播民族复兴的思想。1820年因参加烧炭党活动被奥地利当局逮捕，长期监禁。他出狱后所写的《我的囚徒生活》对暴力革命表示畏惧和厌恶，鼓吹基督教的温顺、宽容。这种错误说教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乔万尼·白尔谢（1783…1851）是意大利浪漫主义的理论家、诗人。他出身于商人家庭，是烧炭党的成员。1821年参加皮埃蒙特起义，起义失败后被迫长期流亡国外；1848年回国参加著名的米兰起义。
他的《格利佐斯多莫给儿子的亦庄亦谐的信》（1816），被称为意大利浪漫主义的宣言。他在信中提出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原则：诗歌应该描写自然，反映现实，表达同时代人的思想和激情，成为“活人的诗”和心灵的镜子；反对盲目崇尚和模仿古人，脱离时代；诗歌应该跳出上层社会的狭窄天地，“面向人民”；诗歌的形式要突破传统的框框，生动活泼，不受拘束，直接、鲜明地抒发作者的情感。白尔谢所说的“人民”，有时又称“中等阶级”，实际是指资产阶级。他的观点反映了在民族复兴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的要求。
长诗《帕尔加的逃亡者》（1821）通过巴尔干半岛帕尔加共和国一个流亡者的叙述，描写土耳其的野蛮侵略给他的祖国带来的悲惨命运。长诗以高昂的激情歌颂帕尔加人民在抗击入侵者的斗争中英勇无畏、宁死不屈的精神，和誓以战斗赢得独立和自由的坚强信念，揭露英国政府对帕尔加人民背信弃义的行径。这首诗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表达了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意大利人民的心声。
爱国主义精神也有力地贯穿在组诗《谣曲集》（1822…1824）里。白尔谢以深切的同情申诉意大利人民在奥地利统治下遭受的深重灾难（《朱丽娅》），赞颂献身于祖国解放事业、流亡国外的烧炭党人，谴责背叛意大利、镇压人民的封建君主（《克拉丽娜》），描述意大利人民对侵略者的普遍的憎恨，指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追悔》、《玛蒂尔达》）。组诗《幻想》（1829）回忆中世纪伦巴第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历史，激励现代意大利人民奋起斗争；诗人有力地表明：自由从不赏赐给懦夫，它属于为自由斗争的战士。1831年，波伦尼亚、莫德纳起义爆发，白尔谢立即写了《拿起武器！》一诗，号召人民用武装斗争迎接自由统一的新意大利的诞生。铿锵雄健的诗句“起来，意大利！起来，拿起武器！你解放的日子已经来临！”鼓舞了爱国志士的斗争。白尔谢的诗歌吸取民歌的特点，感情奔放，豪迈有力，人物内心活动刻画得比较细腻。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1785…1873）是意大利浪漫主义的重要作家。他出生于米兰一个贵族家庭，外祖父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律师。他自幼接受启蒙主义和伏尔泰思想的熏陶，成年后拒绝继承父亲的伯爵封号。1805到1810年寓居巴黎，受到欧洲进步哲学思潮和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曼佐尼站在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赞助法国革命和本国民族复兴运动，反对教会对民族独立统一事业的干预。1810年，他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企图把启蒙主义和宗教信仰、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和基督教宣扬的平等仁爱的教义糅合起来，这使他的创作充满了复杂深刻的矛盾。
民族复兴运动的精神在曼佐尼的诗歌中得到反映。他十六岁写作的第一首诗《自由的胜利》采用象征手法，欢呼法国革命，赞颂自由、平等对封建暴君和异族统治者的胜利，抨击教会对进步科学文化的迫害。《利米尼宣言》（1815）发出“团结就是自由”的号召，呼吁一切爱国者联合起来，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自由。1821年烧炭党发动伦巴第起义，他写了颂诗《一八二一年三月》，热忱歌颂在民族解释斗争中英勇献身的战士。这首诗直到1848年米兰起义时才得以问世，在起义者中间广泛流传，成为激励他们斗争的战歌。曼佐尼的诗歌表现出企图在基督教中寻求出路的思想。纪念基督教宗教节日的组诗《圣歌》（1812…1822）宣扬基督教的道德力量，说它给人类带来平等、正义和高尚的情操。纪念拿破仑逝世的抒情诗《五月五日》（1821），描述这个统治者波澜起伏的一生，把历史解释为天意的体现。
曼佐尼按照浪漫主义戏剧理论创作的两部悲剧，都是取材于历史，借古喻今，表达对祖国命运和前途的关切。在《卡玛尼奥拉伯爵》（1816…1820）的前言里，他尖锐抨击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和主人公必须是贵族的等级观点，主张戏剧反映现实。悲剧的情节取自十五世纪威尼斯和米兰的战争。主人公卡玛尼奥拉具有浪漫主义戏剧中英雄人物的特点，他是农民出身的统帅，品德高尚，骁勇善战，富于献身精神，但最后成为封建君主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作者揭示了这一悲剧的深刻历史原因，认为意大利的四分五裂，长期的封建内讧，导致了各种灾难和外族入侵。他借悲剧的合唱队号召意大利人民团结一致，实现祖国的解放。《阿岱尔齐》（1822）是一部抒情悲剧，通过描写八世纪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对伦巴第王国的征服，谴责外族侵略者发动的战争，指出被奴役的人民不能把争取自由的希望寄托于侵略者。作者在这两部作品里也宣扬神秘的天命观念和抽象的博爱精神，因而削弱了悲剧的思想性。
小说《约婚夫妇》（1821…1823）是曼佐尼的代表作，以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统治伦巴第时期为背景。农村纺织工人伦佐和鲁茜亚互相爱慕，准备成婚。恶霸地主堂罗德里戈意欲霸占鲁茜亚，对他们横加迫害。伦佐被迫逃离农村，流亡到米兰，鲁茜亚躲在修道院避难。当地大寨主被堂罗德里戈买通，把鲁茜亚劫持到山寨。寨主正经历着思想危机，对过去罪恶生活感到厌倦和悔恨。他被鲁茜亚的纯洁所感动，在一个红衣主教的启迪下，幡然悔悟，改邪归正。鲁茜亚被护送到米兰。伦佐历经饥民暴动、瘟疫和其他波折以后再次来到米兰，和鲁茜亚相逢，结成美满的婚姻。
小说以广阔的画面，生动地反映了十七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的社会政治生活。作者把主人公的身世放在当时意大利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予以真实的描写，尖锐地揭露出，西班牙侵略者及其卵翼下的贵族阶级的统治，造成意大利长期封建割据，内讧四起，经济凋敝，灾荒遍地，瘟疫肆虐的局面。一对农村青年的不幸遭遇，象征着意大利人民的悲惨境况；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成为十九世纪上半叶奥地利奴役下的意大利的缩影。作者把锋芒明确地指向外来侵略者，触及了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这一意大利社会最尖锐的问题，使这部历史小说具有了现实意义。
《约婚夫妇》是意大利文学史上第一部以被压迫的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