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海面上，反射出一片火焰般的金光。远处，透过晨雾，隐约显现出群山的轮廓。 他深深地吸着爽心清肺的海风，眼睛凝视着伟大而安宁的沧海，久久不愿移开。懒洋洋的波浪亲昵地爬到脚下，舐着海岸金色的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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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４尼。 奥斯特洛夫斯基
第 七 章
中央委员会“公社战士”疗养院的旁边，是中心医院的大花园。 疗养院的人从海滨回来，都从这座花园经过。 花园的一堵灰色石头砌的高墙附近，长着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保尔喜欢在这里的树荫下休息。 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 从这里可以观看花园林荫道和小径上络绎不绝的行人；晚上，又可以远远避开大疗养区恼人的喧闹，在这里静听音乐。今天，保尔又躲到这个角落里来了。 他舒适地在一张藤摇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来。一条厚毛巾和一本没有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放在旁边的摇椅上。 到疗养院的最初几天，他仍然处在神经过敏的紧张状态中，头疼的症状始终没有消失。 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那复杂而罕见的病情。 一次又一次的叩诊、听诊，使他感到又腻烦，又疲劳。 责任医生是一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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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姓耶路撒冷奇克，这个姓很怪。 她总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她的这个病人，然后又耐着性子劝他一起去找这位专家或者那位专家。“说实在的，这一套真叫我烦透了。”保尔说。“同样的问题，一天得回答他们五遍。 什么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啊，什么您的曾祖父得没得过风湿病啊，鬼才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他。 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想叫我承认得过淋病，或者别的什么更糟糕的病。 老实说，为了这个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脑袋。 还是让我休息一会儿吧！要是这一个半月老这么把我研究来研究去，我就要变成一个社会危害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总是笑着，用玩笑回答他，过不了几分钟，她已经挽着他的胳膊，一路上说着有趣的事，把他领到外科医生那里去了。今天看样子不会检查了。 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 保尔在矇眬的睡意中听到了脚步声。 他没有睁开眼睛，心想：“也许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摇椅嘎吱响了一声，有人坐了下来。 飘过来一股清淡的香气，说明坐在旁边的是个女人。 保尔睁开眼睛。 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两条晒得黝黑的腿和两只穿着羊皮便鞋的脚，然后是留着男孩发式的头，两只大眼睛，一排细小的牙齿。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对不起，我大概打搅您了吧？”
保尔没有做声。 这可有点不礼貌，不过他还是希望这个女人会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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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您的书吗？”
她翻弄着《叛乱》。
“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同志，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吗？”
保尔不耐烦地扭了一下。“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人？
这算什么休息？说不定马上还要问我得的是什么病呢。 算了，我还是走吧。“于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已经抬起身子，背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响亮的声音。“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朵拉？”
一个晒得黝黑、体态丰满的金发女人，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在摇椅边上坐了下来。 她瞥了保尔一眼。“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决心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便回答说：“掏茅房的！”
她们听了哈哈大笑，保尔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同志，您这种态度，恐怕不能说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 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罗德金娜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起他们结识时的可笑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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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午饭后，保尔到海洋疗养院的花园去看歌舞演出，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扎尔基。 说来也怪，使他们相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一个肥胖的歌女，狂荡地打着手势，唱完了一支《良夜销魂曲》。随后，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 男的头上戴一顶红色圆筒高帽，半裸着身体，胯骨周围系着五颜六色的扣带，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扎着领带。 一句话，装的是野蛮人，看起来却不伦不类。 那女的长相倒不错，身上挂着许多布条。 他们刚出场，一群站在疗养员的安乐椅和躺床后面的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就伸出他们的牛脖子，齐声喝彩。 这一对宝贝在他们的喝彩声中，扭动屁股，踏着碎步，在舞台上跳起了狐步舞。 简直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加令人作呕的场面了。戴着傻瓜圆筒帽的胖汉子和那个女人，紧紧贴在一起，扭来扭去，做出各种下流猥亵的姿势。 保尔身后，一个肥猪似的大胖子乐得呼哧呼哧直喘气。 保尔刚要转身走开，紧靠舞台的前排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够了，别卖淫了！见鬼去吧！”
保尔认出这个人是扎尔基。钢琴伴奏中断了，小提琴尖叫了一声，不再响了。 台上的一对男女停止了扭摆。暴发户们从椅子后面发出一片嘘声，气势汹汹地指责方才喊叫的人：“把一出好戏给搅黄了，真他妈的不像话！”
“整个欧洲都在跳啊！”
“简直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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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在“公社战士”疗养院来的一群观众里，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沙。 日巴诺夫把四个手指夹进嘴里，打了一个绿林好汉式的唿哨，别的人也群起响应。 于是，台上那一对宝贝像被风刮走似的不见了。 报幕的小丑像一个机灵的堂倌，跑出来向观众宣布，他们的歌舞班子马上就走。“一条大道朝天，夹起尾巴滚蛋，要是爷爷问你，就说到莫斯科看看！”一个穿疗养衣的小伙子，在一片哄笑声中这样喊着，把报幕人送下了舞台。保尔跑到前排，找到了扎尔基。 他们在保尔房间里坐了很久。 扎尔基在一个专区的党委会负责宣传鼓动工作。“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 很快就要抱孩子了。”扎尔基说。“是吗，你爱人是谁？”保尔惊奇地问。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还认得出来吗？”
这是他和安娜。 博哈特的合影。“那杜巴瓦哪儿去了呢？”保尔更加惊讶了，又问。“上莫斯科了。被开除出党以后，他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学习。 听说他恢复了党籍。 白搭！
这个人是不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当了造船厂副厂长。 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 咱们分散在各地，能够碰到一起，谈谈过去的事，真叫人高兴。“扎尔基说。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 一个高个子的坦波夫人关上了门。 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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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问保尔：“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尔基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他们要给咱们讲一讲党内最近的一些情况。 我们决定在你屋里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朵拉解释说。在场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之外，几乎全是老布尔什维克。 莫斯科市监委委员巴尔塔绍夫，矮墩墩的个子，五十上下年纪，过去在乌拉尔地区当翻砂工人，他先发言，声音不大：“是的，有事实为证，出了新的反对派，我们原先就有预感，果然发生了。 新反对派的领袖人物，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有一个，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 他们狼狈为奸，相互打气。 如今这个各色反对派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开始行动了。”
坦波夫来的检察员插进来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对同志们说过：‘你们记住我的话吧，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早晚要同托洛茨基结亲。’当时，季诺维也夫带着一帮列宁格勒代表一个劲儿反对代表大会，托洛茨基一声不吭，净在一边看热闹，心里则在寻思：‘你们这帮狗崽子，因为’十月革命的教训‘一直在攻击我，要把我置之死地，如今自己滑进了同一个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多年来都在跟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在各个转折关头都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党内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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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派别，他们决不会背叛布尔什维主义，决不会听命于他们长期激烈批判过的人。“结果怎么样呢？
昨天的敌人、思想上的对头今天成了朋友，因为他们都在不择手段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同谁联合都行，牺牲自己的全部原则、放弃原先的立场也行。 这些原则和立场如今在他们眼里粪土不如。 同托洛茨基结盟会使他们过去布尔什维克的称号蒙上耻辱，可这算得了什么呢？
这个无原则的联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联盟。 不论是现在还是那个时候，挥舞指挥棒的都是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次的表演，其卑鄙程度不亚于他们在十月武装起义前的畏缩。这号人，“
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咽回去一句骂娘话。“呸，差点没说出脏话来！
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我还真没见过。“坦波夫人结束了他的发言。”一切迹象表明，最近期间这个联合的反对派就会向党发动进攻。 这些不断冒出来的小集团干的就是一件事——制造混乱，破坏党的统一。 我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它们彻底了结。 我们太放任太宽容他们了。 依我看，应该把这些职业的捣乱分子和反对派一个一个通通清除出党。 我们在跟这些反党分子的斗争上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朵拉激烈地说。老人梅伊兹然默默地听完大家的发言，接着说：“朋友们，我们不能再耽搁，要赶紧回去。 疗养院多住两天少住两天无所谓，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守各自的岗位。 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房间集会之后三天，疗养员都走光了。 保尔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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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出了院。保尔在团中央没有耽搁很久。他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去，担任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 一个星期后，城里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就听到了他的第一次讲话。深秋的一天，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去，汽车掉进路边的壕沟里，翻了车。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的右膝盖压坏了。几天以后，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学院。 几个医生会诊，检查了他红肿的膝盖，看了爱克斯光片，主张立即动手术。保尔同意了。“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
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最后这样说，接着就起身走了。 其他医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一间明亮的单人小病室，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久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 他向四周看了看。 一只铺着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凳子，这就是全部家具。护理员送来了晚饭。保尔谢绝了。 他半躺在床上写信。 伤腿疼得很厉害，影响思考，也不想吃东西。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 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他床前。在薄暮中，保尔依稀看到她那两道描得细细的眉毛和一对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 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我是您这个病室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 现在我向您提一些问题，您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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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情况都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 这一笑，减轻了“审问”的不快。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讲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连祖宗三代都讲到了。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 保尔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教授已经快洗完手了。 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保尔身后紧张地进行着。 保尔回头看了一下，护士在安放手术刀、镊子。 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轻声对他说：“柯察金同志，别往那边看，看了对神经有刺激。”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几分钟以后，保尔的脸给蒙上了厚实的面罩，教授对他说：“不要紧张，现在就给您施行氯仿麻醉。 请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数数吧。”
面罩下传出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好的，我保不住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那就事先请你们原谅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起数来，努力把数字说得清楚些。 他的生活悲剧就这样揭开了第一幕。阿尔焦姆差点把信封撕成两半。 他打开信的时候，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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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 眼睛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阿尔焦姆！咱们很少通信。 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两次吧！但是，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带着全家离开了舍佩托夫卡。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未必做得到。 你说“上了年纪，学习有困难”
，可是你学得并不坏嘛。 让你脱产专做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你坚决不干，这是不对的。 你不是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吗？那你就应该掌握政权。 你应该明天就接手市苏维埃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