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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皆以其地显名。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而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由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
陛下慨然移都建业，百司庶府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师为金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
石晋失卢龙一道，以成开运之祸，盖丙午、丁未岁也。明年，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而丁未、戊申之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本朝极盛之时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国家之事于此一变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为靖康之祸。天独启陛下于是年，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间矣。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不可不有以应其变乎？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
臣不佞，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尝数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谋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厉志复仇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岂惟臣区区之愿，将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与闻之。
书奏，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为，惟曾觌知之，将见亮，亮耻之，逾垣而逃。觌以其不诣己，不悦。大臣尤恶其直言无讳，交沮之，乃有都堂审察之命。宰相临以上旨，问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贬，又不合。
待命十日，再诣阙上书曰：
恭惟皇帝陛下厉志复仇，不肯即安于一隅，是有大功于社稷也。然坐钱塘浮侈之隅以图中原，则非其地；用东南习安之众以行进取，则非其人。财止于府库，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有无；兵止于尺籍，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迁延之计遂行，而陛下大有为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胜忠愤，斋沐裁书，献之阙下，愿得望见颜色，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大有为之机，务合于艺祖经画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闻焉。臣恐天下豪杰有以测陛下之意向，而云合响应之势不得而成矣。
又上书曰：
臣妄意国家维持之具，至今日而穷，而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指，犹可恃以长久，苟推原其意而变通之，则恢复不足为矣。然而变通之道有三：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百五六十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基。事势昭然而效见殊绝，非陛下聪明度越百代，决不能一一以听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称旨以问，臣亦姑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愤也。五十年之余，虽天下之气销铄颓堕，不复知仇耻之当念，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振作其气，以泄其愤，使人人如报私仇，此《春秋》书卫人杀州吁之意也。
其二曰：国家之规模，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群臣救过之不给，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
其三曰：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诚可厌恶，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气而养之，使临事不至乏才，随才皆足有用，则立国之规模不至戾艺祖之本旨，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不必专在武臣也。
臣所以为大臣论者，其略如此。
书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尝为考试官，黜亮，亮不平，语数侵澹，澹闻而嗛之，即缴状以闻。事下大理，笞掠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事闻，孝宗知为亮，尝阴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划其牍于地，亮遂得免。
居无何，亮家僮杀人于境，适被杀者尝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闻于官，笞榜僮，死而复苏者数，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狱。而属台官论亮情重，下大理。时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弃疾、罗点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复得不死。
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厉志读书，所学益博。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尝曰：「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亮意盖指朱熹、吕祖谦等云。
高宗崩，金遣使来吊，简慢。而光宗由潜邸判临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曰：
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计、举常事以应之者，不待知者而后知其不济也。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无余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余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于宗庙社稷者，非臣区区所能诵说其万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举，惊动慈颜，抑心俯首，以致色养，圣孝之盛，书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庙，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间所以作天下之气者，一旦而复索然乎？
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胜也，驱驰运动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东宫居曰监国，行曰抚军，陛下何以不于此时而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岁巡建业，使之兼统诸司，尽护诸将，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而陛下于宅忧之余，运用人才，均调天下，以应无穷之变？此肃宗所以命广平王之故事也。
高宗与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报之，则死必有望于子孙，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诸仇哉！遗留、报谢，三使继遣，金帛宝货，千两连发。而金人仅以一使，如临小邦，哀祭之辞寂寥简慢，义士仁人痛切心骨，岂以陛下之圣明智勇而能忍之乎！
陛下倘以大义为当正，抚军之言为可行，则当先经理建业而后使临之。纵今岁未为北举之谋，而为经理建康之计，以振动天下而与金绝，陛下之初志亦庶几于少伸矣！陛下试一听臣，用其喜怒哀乐之权鼓动天下。
大略欲激孝宗恢复，而是时孝宗将内禅，不报。由是在廷交怒，以为狂怪。
先是，乡人会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疑食异味有毒，已入大理。会吕兴、何念四殴吕天济且死，恨曰：「陈上舍使杀我。」县令王恬实其事，台官谕监司选酷吏讯问，无所得，取入大理，众意必死。少卿郑汝谐阅其单辞，大异曰：「此天下奇材也。国家若无罪而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力言于光宗，遂得免。
未几，光宗策进士，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师道对，且曰：「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辞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时光宗不朝重华宫，群臣更进迭谏，皆不听，得亮策，乃大喜，以为善处父子之间。奏名第三，御笔擢第一。既知为亮，则大喜曰：「朕擢果不谬。」孝宗在南内，宁宗在东宫，闻知皆喜，故赐第告词曰：「尔蚤以艺文首贤能之书，旋以论奏动慈宸之听。亲阅大对，嘉其渊源，擢置举首，殆天留以遗朕也。」授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亮之既第而归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对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贵，泽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见先人于地下足矣。」闻者悲伤其意。然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与人言，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虽为布衣，荐士恐弗及。家仅中产，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后，吏部侍郎叶适请于朝，命补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谥文毅，更与一子官。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杨雄。居夹漈山，谢绝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初为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辨，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樵归，益厉所学，从者二百余人。
以侍讲王纶、贺允中荐，得召对，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帝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学。请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因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未几，又坐言者寝其事。金人之犯边也，樵言岁星分在宋，金主将自毙，后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年五十九，学者称夹氵祭先生。
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
同郡林霆，字时隐，擢政和进士第，博学深象数，与樵为金石交。林光朝尝师事之。聚书数千卷，皆自校雠，谓子孙曰：「吾为汝曹获良产矣。」绍兴中，为敕令所删定官，力诋秦桧和议之非，即挂冠去，当世高之。
李道传字贯之，隆州井研人。父舜臣，尝为宗正寺主簿。道传少庄重，稍长，读河南程氏书，玩索义理，至忘寝食，虽处暗室，整襟危坐，肃如也。擢庆元二年进士第，调利州司户参军，徙蓬州教授。
开禧用兵，金人窥散关急，道传以诸司檄计事，道闻吴曦反，痛愤见于形色。遣其客间道持书遗安抚使杨辅，论曦必败，曰：「彼素非雄才，犯顺首乱，人心离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缚也。诚决此举，不惟内变可定，抑使金知中国有人，稍息窥觊。正使不捷，亦无愧千古矣。」曦党以曦意胁道传，道传以义折之，竟弃官归。曦平，诏以道传抗节不挠，进官二等。
嘉定初，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学教授。会沂府有母丧，遗表官吏例进秩，道传曰：「有襄事之劳者，推恩可也，吾属何与？」于是皆辞不受。迁秘书郎、著作佐郎，见帝，首言：「忧危之言不闻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财用未阜，储蓄未丰，边备未修，将帅未择，风俗未能知义而不偷，人才未能汇进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复以人才为要。至于人才盛衰，系学术之明晦，今学禁虽除，而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愿下明诏，崇尚正学，取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之太学，仍请以周惇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时执政有不乐道学者，以语侵道传，道传不为动。兼权考功郎官，迁著作郎。
时薛拯、胡榘等皆以新进用事，贿赂成风，道传言：「今名优儒臣，实取材吏，刻剥残忍、诞谩倾危之人进矣。」遂求补郡，于是出知真州。城圮弗治，道传甓之，筑两石坝以护并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陈公塘，有警，则决之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