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贝尔茨河的时候，西班为木库莲拴上一对金色的铃铛，它们在风中发出清脆而悠扬的回响，唤醒了我对岁月的记忆。它们就像天上的太阳和月亮，照耀着我们留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路——那些被世人称为“鄂温克小道”的、由我们脚和驯鹿那梅花般的足迹踏出的一条条小路。
半个月亮
一天就要过去了，天已黑了，我的故事也快讲完了。
达吉亚娜他们一定到了布苏了。激流乡现在已是一座空城，那里没有我们的人了。
这个小小的乡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很大很大的城，我忘不了在商店所看到的那两匹布，一匹青蓝，一匹乳黄，它们一明一暗地站在那里，就像黑夜和黎明。
依莲娜的离去，使达吉亚娜痛恨山林生活，索长林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他开始酗酒，有一天他喝光了酒，让拉吉米下山给他买酒，拉吉米没答应，索长林竟然用斧头去砍拉吉米的头。如果不是西班把他拉开，拉吉米的命怕是保不住了，他痛得叫喊了一夜。
这几年，林木因砍伐过度越来越稀疏，动物也越来越少，山风却越来越大。驯鹿所食的苔藓逐年减少，我们不得不跟着它们频繁地搬迁。
妮浩走后的第三年，玛克辛姆身上出现了一些怪异的举止，他用猎刀割自己的手腕，他把赤红的火炭吞进嘴里。他喜欢在雨天的时候出去奔跑，大喊大叫；而到了天旱的日子，一看到大地出现了弯弯曲曲的裂缝，他就会抱头大哭。我们知道，他这是要成萨满了。
尼都萨满和妮浩的悲凉命运，使我们不想再看到一个新萨满的诞生。达吉亚娜把妮浩留下的神衣、神帽和神裙都捐给了激流乡的民俗博物馆，只留下一个神鼓。我们想让玛克辛姆与那股神秘而苍凉的气息隔绝。
他确实一天天地正常起来。除了干旱的日子偶尔会出现一些反常的举止外，他与常人一样了。
激流乡从它出现的那天起，就从来没有住满过人。人们只把它当作一座歇脚的客栈。它一天天地破败下去。
我真担心达吉亚娜他们所去的布苏，又会成为一座歇脚的客栈。
沙合力被关进监狱了。前年，他纠合了山外几个无业的刑满释放人员，进山来砍伐一片受国家保护的天然林，打算偷运出去，卖黑材，赚上一大笔钱。结果木材还没出山，他们的人和车都被检查站的人扣押了。他被判了三年徒刑。
尽管达吉亚娜那么紧地看管着索玛，她还是一次接着一次跑到别的营地与男人幽会。她说在山上实在太寂寞了，只有男女之事才会给她带来一点快乐。她每次下山，都是去激流乡做流产。达吉亚娜为她的婚事操透了心。把她介绍给谁，谁都会用瞧不起的口气说，索玛呀，她谁都跟，怎么能做老婆呢！后来，三个衣衫破烂的拾荒者来到激流乡，他们吃不饱饭，娶不上老婆，听人说生活在这里的鄂温克姑娘不好出嫁，又有生活补贴，就找上门来了！这件事对达吉亚娜的刺激不亚于依莲娜的离去。她哭着对我说，额尼，拾荒的人把我们的姑娘当破烂给捡着了！我们必须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达吉亚娜开始为建立一个新的鄂温克猎民定居点而奔波。她说激流乡大偏僻，交通不便，医疗没有保障，孩子们所受的教育程度不高，将来就业困难，这个民族面临着退化的命运。她联合了其他几个乌力楞的人，联名向激流乡政府提交了一个下山定居的建议信，就是这封信引起了我们这次大规模的搬迁。
生活在山上的猎民不足两百人了，驯鹿也只有六七百只了。除了我之外，大家都投了去布苏定居的赞成票。激流乡新上任的古书记听说我投了反对票时，特意上山来做我的工作。他说我们和驯鹿下山，也是对森林的一种保护。驯鹿游走时会破坏植被，使生态失去平衡，再说现在对于动物要实施保护，不能再打猎了。他说一个放下了猎枪的民族，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一个有前途和出路的民族。我很想对他说，我们和我们的驯鹿，从来都是亲吻着森
林的。我们与数以万计的伐木人比起来，就是轻轻掠过水面的几只蜻蜓。如果森林之河遭受了污染，怎么可能是因为几只蜻蜓掠过的缘故呢？可我没把这番话说给他，我为他唱了一首歌，那是妮浩曾经唱过的、流传在我们氏族的葬熊的神歌：
熊祖母啊，
你倒下了。
就美美地睡吧。
吃你的肉的，
是那些黑色的乌鸦。
我们把你的眼睛，
虔诚地放在树间，
就像摆放一盏神灯！
我留下来了，安草儿也留下来了，这就足够了。我原想着西班可能也会留下来的，他爱啃树皮，他的字还没有造完，但西班是个孝顺的孩子，拉吉米去哪里，他就会去哪里。我看拉吉米也活不长了，他的舌头已经歪斜了，说话含混不清。如果拉吉米有一天不在了，西班一定会回来的。
我们再也不用在搬迁时留下树号了，山中的路越来越多了。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当搬迁的卡车在清晨驶入营地的时候，我看见那些要走的人的眼神中不完全是喜悦，他们的眼睛里也流露着凄凉、迷茫的神色。尤其是那只在依莲娜死去时出生的白色驯鹿，它说什么也不肯上卡车，可西班是离不开它的。西班摇着它颈下那对金色的铃铛，叫着它的名字，说，木库莲，快上车，你要是不喜欢布苏，不喜欢被关进鹿圈，我们再回来！木库莲这才顺从地上了卡车。
我讲了一天的故事，累了。我没有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想留下名字了。我已经嘱咐了安草儿，阿帖走的时候，一定不要埋在土里，要葬在树上，葬在风中。只是如今选择四棵相对着的大树不那么容易了。
有一些人的结局，我是不知道的，比如抛弃了柳莎和马粪包的那个女人，比如瓦霞，再比如葬完妮浩后又神秘失踪的贝尔娜。故事总要有结束的时候，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尾声的。
安草儿进来了，他又往火上添了几块柴火。这团母亲送我的火虽然年龄苍老了，但它的面容却依然那么活泼、青春。
我走出希楞柱。
混合着植物清香气息的湿润的空气，使我打了一个喷嚏。这个喷嚏打得十分畅快，疲乏一扫而空。
月亮升起来了，不过月亮不是圆的，是半轮，它莹白如玉。它微微弯着身子，就像一只喝水的小鹿。月亮下面，是通往山外的路，我满怀忧伤地看着那条路。安草儿走了过来，跟我一起看着那条路。那上面卡车留下的车辙在我眼里就像一道道的伤痕。忽然，那条路的尽头闪现出一团模糊的灰白的影子，跟着，我听见了隐隐约约的鹿铃声，那团灰白的影子离我们的营地越来越近。安草儿惊叫道，阿帖，木库莲回来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鹿铃声听起来越来越清脆了。我抬头看了看月亮，觉得它就像朝我们跑来的白色驯鹿；而我再看那只离我们越来越近的驯鹿时，觉得它就是掉在地上的那半轮淡白的月亮。我落泪了，因为我已分不清天上人间了。
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五月七日初稿于大兴安岭塔河
二○○五年七月十一日——
七月十九日定稿于哈尔滨
卡门
李 冯
1
那年春天，我沉浸在一种奇怪的境遇中。我审视自己的财产：一部笔记本电脑，十来本书，两套换洗衣服，此外就是一张做仰卧起坐用的海绵垫，我不记得当初离家出走时，为什么要带上它？反正带出来之后，我一次也没有使用过。过了好一阵子，我遇到了卡门，我的财产虽然没有写在脸上，但她一眼就看出那种长时间的落寞。
“阿莫，你当时的样子，就像刚刚从洞穴里爬出来。”她说。
那会儿，我已经在网上断断续续挂了几个月，聊天室的名称叫“紫金城之巅”，卡门从来不去那种地方，我聊天的对象是一个姓陈的妇女。
“如果哪一天你约了陈姓妇女，我们俩还会再见面吗？”
“恐怕不会。”
“也是，”她想了想，摇摇头。
认识卡门之前，我的生活就像一出蹩脚的喜剧，我有一个妻子，做几种品牌法国红酒的代销生意，她二十五，我二十六，我们俩有一辆帕萨特轿车，一套分期付款的房子。我妻子为人干练，对我帮人写畅销书的生意不以为然，她经常对我说：“阿莫，你得多出去跑跑步，活动一下。不然把身体憋坏了，怎么挣钱呢？”
我不喜欢跑步，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想要独处，便拿上电脑和海绵垫子去了一家旅馆。我住了一夜，感觉还不错，于是便打开手机，对电话那头着急上火的妻子说：“我要自己住上一阵。”
妻子以为我精神失常了，在她看来好好的日子不过，偏要去搞什么怪。她劝不动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所有的朋友，这下可热闹了，每天我一开机，总会有询问的电话打进来。
“喂，你玩失踪呢？”大伙儿都这么问。
我的朋友们，都是些有追求的人，他们追求的，也就是我跟我妻子原来这样的生活。
“嗯，如果你们想问那件事，那么请闭嘴！”我不客气地收线。
我租了一套简陋的房子，花掉了我个人户头上一半的钱。与此同时，我的妻子每逢周末，仍然像以前—样，去跟我的那些朋友们聚会。他们吃饭、泡吧、打保龄球，有时甚至开了车出去郊游。等活动搞完了，包括我妻子在内，他们又会发来短信，告诉我都玩了些什么。这种感觉很奇怪，好像我从来没有从那种生活离开过，只是短期出差而已。也许，他们就是这么想的。
过了半年，我收到的短信逐渐稀少，我琢磨着，妻子会不会跟哪个朋友搞上？但忽然有一天，她发来了电子邮件，说已经办好了去法国留学的手续，一个月后，她就动身了。在法国，她继续给我发邮件，说委托了国内的律师，要跟我办离婚手续。
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我在想，以这种方式结束，对她也挺好。妻子跟朋友都怀疑，我离家出走，跟女人有关系。我确实有一个情人，但在我出走的整个过程中，她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她有丈夫，两口子都在报社工作。我总是装成什么也没有发生，跟她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幽会。
但不可避免地，这个情人还是伤害了我。简而言之，当我把自己离婚的消息告诉她时，她脸上的反应，完全不是我预期的。
“噢噢，”她含糊地说，“那以后，我找你就更方便了。”
我更换了手机号码，使她再找不到我。从书商那儿，我接了一个活儿，写一本冒充韩国畅销作家的言情小说。
2
我扑在电脑上写书稿，桌子就架在我的床边。每天起床，抽一颗烟撒一泡尿，我就开始胡编乱造。书中的人物叫“金承万”、“朴德欢”，是一对哥们，在抢同一个女人，我假想他们三个下了班，一起到新林洞喝烧酒。
电脑旁放着手机、烟灰缸和指甲钳。
手机一天也难得响一次，烟灰缸上下午各满一回，指甲钳我倒是经常用，因为除了指甲，我身上再没有可以生长的东西。
每天写完，已经是夜里了，我会下楼去，到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馆子，吃一顿像样的夜宵。一边吃我一边想，写一个字，我大约能挣到一毛钱，一天下来写三千字，折合成三百块，五天下来，一个月的房租也就挣回来了，所以加一顿夜宵也不为过。每次吃夜宵时，我都这样想一通。
上楼回到屋里，我用电话线拨号上网，从事我每天唯一的一次娱乐：跟陈姓妇女聊天。她离了婚，没有小孩，平时跟父母同住，工作是一个台资企业的会计。她告诉我，他们那里打卡严格，所以到了夜里十二点必须睡觉，这样留给我们俩的时间就很短了。
她显然很想再婚，但我们俩的谈话谨小慎微，气氛从来不够热烈。
“我妈妈今天又说我了，怪我买的衣架不好用，又贵，其实十只才贵一块多钱，跟她讲不清楚……”她成天跟我抱怨这个。
“十只衣架多少钱？”我懵懵懂懂地问。
“七块八，”她嗔怪道，“你肯定是从来不买这些零碎东西的。”
“我就两套换洗衣服，不用衣架，晾的时候就搭在椅背上。”
“哎呀，其实我也最不爱晾衣服……”她说。
她还说，她只爱穿素色的衣服，不喜欢锻炼身体，所以我总是猜测，她的体态应该比较丰满，如果一坐到带软垫的椅子上，就会陷下去。但如果她坐在了我的身上，那会是多么沉重又带有快感的压迫啊！出于这个心理，我总希望她能跟我多谈一点关于重量或体积的事情，但她总是跟我谈衣架，为了擦一点重量的边，我被迫跟她谈了许多次衣架。
应该感谢书商，他让我成为了一名不出门的技术工人，白天弄弄爱情，夜里谈谈洗衣服。随着书稿的推进，我作为机器的生涯也临近结束，在封闭的房间内，我好几个月没有接触到陌生女人，到通宵小馆子吃一顿夜宵的事，已不足以安抚我。
“我的书写完啦，该好好放松一下了。”一个周五，我鼓足勇气对她说。
“恭喜啊！”她的字也打得飞快，“我正犯愁呢，明天要跟同学聚会。”
“发什么愁？”我试探道。
“啊，他们一个个的升官发财了，我混得最差了……”
“你一个女人家，说这种话干什么？”我勉强笑话她。
“幸好，我说服了一个同事，让他冒充男朋友，跟我一块儿去吃饭呢。”她不接我的茬，继续说道。
“噢……”我悻悻然，这样的事情，她居然不是第一个考虑我，我装成了死机，迅速地挂线。
3
交稿子在光华路一家咖啡馆，就在书商公司的楼下。书商是一个圆脑壳的年轻人，但满脑袋狡猾的抬头纹，他开门见山，告诉我一个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