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小说等艺术样式中悲喜因素往往是混杂的。但是它们的基本构成大致有
三种类型：一种是悲喜映照和衬托；一种是一悲一喜交递发展，各自向自己
的方向伸展；第三种则是前悲后喜，或前喜后悲。悲剧性和喜剧性两种美学
元素还没有完全达到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吴敬梓不满足于悲与喜的
并存，而是探索如何把二者融合在一起。
《儒林外史》终于取得了艺术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它不仅把可悲的、滑
稽的、抒情的、哀怨的互相穿插，而且把喜剧的、悲剧的、正剧的、闹剧的
各种审美元素糅合在一起，把人们看来似乎对立的艺术因素兼收并蓄，不仅
没有带来风格上的杂乱，而是给他的小说带来了艺术上的绚丽多彩，带来了
更大的生活真实，带来了哲学的概括和诗意的潜流。《儒林外史》是继17
世纪诞生的《堂·吉诃德》之后，19 世纪诞生的果戈里、契诃夫作品之前，
将喜剧性和悲剧性融合得最好的艺术品。这些辉煌的不朽的巨著虽然走过的
是不同的美的历程，但最后都攀登上了悲喜融合的美的峰巅。
③ 《李笠翁曲话》，陈多注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42 页。
④ 同上书，第96 页。
（二）
讽刺大师吴敬梓是用饱蘸辛酸泪水的笔来写喜剧，来描绘封建主义世界
那幅变形的图画的。他有广阔的历史视角，有敏锐的社会观察的眼光，因此，
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行动背后几乎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剧性的潜流。这就是
说，他透过喜剧性形象，直接逼视到了悲剧性的社会本质，这是《儒林外史》
喜剧性和悲剧性融合的重要特点之一。
讽刺效果最揪动人的心灵的是那些原本出身下层，然而在挣扎着向上爬
的人物的悲喜剧。这里的几个人物，堪称吴敬梓讽刺典型的精品。
周进和范进都是在八股制艺取士的舞台上扮演着悲喜剧的角色。一个是
考了几十年，连最低的功名也混不到，感到绝望，因而痛不欲生；一个是几
十年的梦想突然实现，结果喜出望外，疯狂失态。他们并不是天生怀有变态
心理，而恰恰是功名富贵把他们诱骗到科举道路上，弄得终日发疯发痴、神
魂颠倒，最后走向堕落的道路。吴敬梓在这里送给读者的不是轻率的戏谑和
廉价的笑剧，而是那喜剧中的庄严的涵义。当周进刚一出考场，作者就点染
了那个世风日下恶俗浇漓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这个考到胡子
花白还是童生的主人翁的内心感受应该怎样？梅玖的凌辱，王举人的气势压
人，最后连一个每年十二两银子束修的馆也丢了。从这些描写里，无不深切
入微地揭示了他积压在内心的辛酸、屈辱和绝望之情。因此一旦进了号，看
见两块号板，“不觉眼睛里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上去，昏厥于地，
就成为事所必至，理有固然了。范进中举发疯，这是因为时时热切盼望这一
日，但又从来没有料到会有这一天，这猛然的大惊喜，使他长久郁结之情顿
时大开，神经不能承受。那发疯的状态和过程，无不使人发笑，又无不令人
惨然。始而怜悯，继而大笑，最后是深深的悲愤。读者的这种心理过程，正
是对周进、范进的悲喜剧的艺术感受的过程。正因为吴敬梓给可笑注入了辛
酸，给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因而更能撩人心绪，发人深省，这喜剧中的
悲剧因素，包含着深邃的社会批判性。
但是，对于吴敬梓这种直接的现实写照背后，具有的那股深深的悲剧性
的潜流，并不是容易一目了然的。有的研究者就曾认为范进只是一个可笑的
人物，而不是一个可悲的人物，把可悲和可笑截然分开。《“美”的探索》
的作者就持此观点，书中指出：“范进和孔乙己可以说都是封建科举制度的
牺牲品，但前者是喜剧的，后者却具有悲剧的成分和因素。因为范进仅仅是
一个封建功名利禄的狂热追求者，甚至因中举而喜得发疯了的人物，在性格
上没有正面因素的成分。。。所以我们说，如果范进是一个十足可笑的喜剧
人物，那末孔乙己虽然也是可笑的人物，但同时也是为人所同情的可悲的人
物。”①这里我们且不论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周进和范进一类人物典型的延
长，他们同属于一个“家族”（这关系到人物形象的历史积累和典型人物之
间的继承和发展诸问题）。仅就范进这一典型来说，他完全不同于吴敬梓笔
下的彻底否定的反面典型严监生兄弟和牛浦郎等，这样的人物确无悲剧性可
言。然而范进和周进一类讽刺人物却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在一定意义上说，
他们在本质上是悲剧性的。著名剧作家李健吾先生有个高论：喜剧往深里挖
就是悲剧。信然。在喜剧性和悲剧性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
① 施昌东：《“美”的探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年版，第391—392 页。
我们把原来社会地位卑下，生活无着以及精神上的空虚、颟顸和绝望看作是
范进的悲剧性，那未免是皮相之谈。在我看来，范进的悲剧性不是命运和性
格的原因，也不是有没有“正面素质的成分”的问题，而是罪恶的科举制度，
是举业至上主义把一个原本忠厚老实的人、生活中的可怜虫的精神彻底戕害
了。因此，他后来中举时痰迷心窍，发狂失态的带有闹剧色彩的场面是接近
于悲剧的。在这里悲剧不是浮在喜剧之上，而是两者熔为一炉，浑然一体，
最惹人发笑的疯狂的片断恰恰是内在的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当吴敬梓在揭
示范进形象的内容时，他像一位高级艺术摄影师那样，他“拍”下了形象的
喜剧脸谱，“观众”在脸谱后面看到的，不是被笑所扭歪的人的脸，而是被
痛苦所扭歪的脸。
是的，吴敬梓喜剧中的悲剧笔触不像一般悲剧中那样浓烈、哀恸欲绝、
慷慨悲歌，而是一种辛酸的、悲怆的哀怨之情。鲁迅先生所说的“戚而能谐，
婉而多讽”，就近似这样的意思，所谓“含泪的喜剧”正是这种色调。
悲剧的因素常常蕴藏在生活的深处，在作品情节构思的背后，就如上文
分析的那些悲剧契机，常常是不能够一目了然，一语道破的。这一点在《儒
林外史》的其他人物活动中同样表现出来，比如马二先生，实际上也是一个
青春被科举制度所牺牲，思想被八股教条所僵化的老学究的典型。他不同于
周进、范进之处就在于他最终也没爬入官场。
在《儒林外史》的讽刺人物画廊里，马二先生不失为一个善良的读书人。
他虽然迂阔，可是对人诚恳，做人朴实，又慷慨好义。然而他的可笑和可悲
却在于他丧失了现实感。二十多年科场失利，仍然是一个虔诚的举业至上主
义的信徒；为宣传时文奔走一生，最终仍一无所得。他既看不清周围的现实，
又丝毫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处境，内心中始终燃烧着炽热的功名欲望，弥久不
衰。马二先生的全部喜剧性就在于这个人物性格中的主观逻辑和生活的客观
逻辑发生了矛盾。正是这个社会性的矛盾才构成了马二先生喜剧性形象的基
础。
但是马二先生又是一个具有双重悲剧的人物，他的悲剧正是通过喜剧性
格的发展而构成的。马二先生是八股制艺的受害者，这已是够可悲的了，然
而在屡屡碰壁之后，仍无一星半点的觉醒，这是更大的悲剧。最可悲的是，
他是那么真诚地执着地引导别人去走自己已由实践证明了走不通的老路，于
是他变成了一个用“好心”帮助他人演出悲剧的悲剧人物了。匡超人的堕落
是一明证，而且匡超人后来对他的忘恩负义，何尝不是对他的“好心”的一
种惩罚呢？吴敬梓对马二先生并没有采取抨击性的和愤怒的讥笑，而是采取
了无伤大雅的戏谑和幽默，作者好像和我们读者一道在一种感情默契中共同
陷入对人生哲理的深长思索。
在《儒林外史》中，我们从吴敬梓所写的众多人物的每一个富有喜剧性
的行动中，几乎都可以挖掘出隐藏在深处的悲剧性潜流。即使着墨不多的范
进的老娘、严监生的妾赵氏都有值得品味的社会性的内涵。范老娘演出的是
一场大欢喜的悲剧，而赵氏演出的则是一场空欢喜的悲剧。至于那位鲁编修
的女儿鲁小姐更是畸形社会的特殊产儿。在鲁编修熏陶下，她在晚妆台畔，
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部八股文，“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当她发现
自己的夫婿不长于此道时，在痛苦之余，又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女，每天拘着
刚满四岁的儿子“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每晚“课子到三四更鼓”。
这简直是：八股之祸，被及幼童了。这里作者虽然用的仍然是不动声色的幽
默的笔调，但悲愤的感情已经冲破喜剧的外壳，溢出纸面，读后怎么能不使
人长叹息啊！
鲁迅说：“泪和笑只隔一张纸，恐怕只有尝过泪的深味的人，才真正懂
得人生的笑。”①吴敬梓一生饱尝了人间的艰辛困厄，因而对一切不幸的人总
是怀着一颗纯真、仁爱、宽厚的同情心。在他刻画非统治集团的讽刺人物时，
似乎越来越笑不起来了，他笔下的人物呈现出更多的悲剧性，甚至讽刺形象
的悲剧色彩，压倒了喜剧色彩，单纯的喜剧形象让位给大量的悲剧的性格。
在这些“失掉了笑”的讽刺形象中，关于王玉辉的一束精彩的速写，是令人
欷殻Р灰训摹�
王玉辉的女儿自杀殉夫的故事本来是一出人间惨剧。王玉辉本质上也是
个悲剧性的人物，但作者却偏偏让他扮演喜剧角色。吴敬梓对王玉辉身上那
种腐朽的、野蛮的、荒唐的方面，给予酣畅淋漓的揭露和讽刺。谁能忘怀王
玉辉鼓励女儿自杀殉夫的那一番高论，谁又能忘怀当女儿真的绝食殉夫以
后，他那“仰天大笑”的反常行动？然而这里的一“言”一“行”，实际上
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借用卓别林《舞台生涯》的一句台词：“人硬是做出
可笑的样子，该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来作为对王玉辉这个穷愁潦倒、被社
会遗弃的灰色知识分子的人生写照是再合适不过了。吴敬梓对于王玉辉这个
喜剧典型是抱着深沉哀怜的。他的笔锋所指，在于深入地剖析了造成这种乖
谬可笑现象的社会根源。在笑的后景上是严酷的、令人忧郁的现实。
《儒林外史》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吴敬梓的一部“心史”。作者对于人物
的挖苦、嘲笑，并非是对个人的人身攻击，相反却是怀着一种深切的同情。
作者好像坚决相信：人多是一些善良的，他们只是受了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作
弄，以致迷失了本性，陷入了这样堕落无耻、愚妄无知的不堪的地步。因此，
我们读《儒林外史》总是觉得作者“是用胆汁，而不是用稀薄的盐”①写出他
笔底的可悲又可笑的人物的。
匡超人是吴敬梓用最深沉的感情写出的一个血肉饱满的人物。他用他那
柄犀利、明快的解剖刀，毫不留情地挑开科举制度下一个丑陋、颤栗的灵魂，
并发出冷峭的笑。但是，吴敬梓要告诉人们的，却是一个人的精神生命的毁
灭，一出真正人性沦丧的悲剧。
匡超人本来是一个多么纯朴善良的农村青年呵！他用自己的辛勤的汗水
来养活父母。这样的人，在正常的社会，理应具有正常的美好的人性。可是
在一切都颠倒了的世界里，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举业至上主义的毒
菌，恶俗浇漓的世风，使他的正常的人性完全被扭曲了，学会了一套吹牛拍
马、坑蒙拐骗的本领。他可以任意诋毁曾经在危难时救济过他的马二先生，
他无耻地伙同市井恶棍假刻印信、短截公文、代做枪手、选时文、充名士、
攀高结贵、奔竞权门，最后竟然停妻再娶。这已经不仅仅是劳动者美好人性
的异化，而且是人性的泯灭。匡超人的正常人性的质变和精神毁灭的悲剧，
是“圣人”和圣人之徒戕害的结果。吴敬梓以现实主义的清醒的目光，含着
讽刺家的忧伤的嘲笑，通过匡超人的堕落历史，既把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又将那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嬉笑中带有严肃、深长的思索。这种
冷中有热，冷中含愤，笑中有悲，笑中有恨，正是《儒林外史》悲喜融合的
① 转引自《读书》1980 年第10 期，第37 页。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47 页。
独特色调。
吴敬梓是笑的大师。他的喜剧激发着各种各样的笑，嘲讽的、戏谑的、
幽默的、欢乐的。同时，有爱的笑，也有恨的笑。但是作为基调的笑声，则
是浸透着泪水的、含泪的笑，是发人深省的笑，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笑。正是
在这悲喜融合中，包含着作者深邃的社会批判力。笔者非常同意何其芳先生
如下的论断：“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这是《儒林外史》作为讽刺
小说来看，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的标志。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儒林外史》是
第一部显著地具有这种标志的小说。”①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吴敬梓并不仅把悲喜融合的美学原则用之于讽刺人
物，而且还用之于肯定人物。何其芳先生曾提出过一个问题：“如果说吴敬
梓所批判的事物是很好理解的，他的理想和他根据这种理想而写出的一些肯
定人物却就比较复杂，比较不易说明。”②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作者没
有从“好人”的概念中去衍化人物的感情和性格行为。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
使他真实地写出人物的两重色彩，也就是说作者写这些人物时“爱而知其
丑”。乔治·桑在同福楼拜讨论人物性格塑造时提出，真正的艺术大师笔下
的典型人物应当“不是或好或坏，而是又好又坏。”①话说的既中肯又深刻。
关于杜少卿，这是向来被研究者看作是作者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