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空虚和精神堕落，这是《儒林外史》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成就。
《儒林外史》里面描写的人物是很多很多的。凡是比较着重写的人物都
是个性鲜明，具有不同程度的典型性。鲁迅对于这点也作了很高的评价：“凡
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
世相，如在目前”。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些人物，不过是为了说明吴敬梓
主要批判了一些什么，又肯定了一些什么，略为举出一部分代表性的人物而
已，他所塑造的人物还要多得多。通过这样众多的人物的活动，这部小说就
在我们的面前展开了当时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
团的生活。把这样众多的人物容纳在一个篇幅并不很长的作品里面，而又像
简劲的钢笔画似地用很少的笔墨就把人物的性格勾绘了出来，这必须是一个
大手笔，必须具有卓越的艺术才能才可能作到的。当然，在人物方面，这样
的缺点也是有的，某些类似的人物常常是大同小异，显得有些重复。在别的
杰出的作品里面，次要的人物也总是难免有这样的情形的，然而，集中和概
括达到了最高程度的作品，还同时应该有一个或数个主要人物，他们不但使
我们读后不能忘记，而且他们一直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他们的名字常常被
我们用来称呼现实的人。《儒林外史》中的人物，马二先生是活在我们生活
中间的。对于编选本的人，对于姓冯的人，对于迂腐的人，我们都有时叫他
作马二先生。这说明他是一个突出的成功的人物。然而，除此而外，好像别
的人物就不大在我们生活中流行了。就是马二先生，我们的用法也是不一致
的。前两种用法不过是用他的职业和称呼，只有后一种用法才是用他的性格。
文学人物的典型性应该依靠他的性格的特点而不是依靠别的特点。《儒林外
史》在人物方面的这种情形表现了它在反映现实上的集中和概括的程度是还
有限制的。文学历史上本来有这样两种杰出的作品：一种是反映的社会生活
并不广阔，然而却创造出来了典型性很高的人物；一种是反映了广阔的社会
生活，人物也是有一定的典型性，不过不很高。这两种作品虽然在这两方面
有些不同，但不失其同为杰出的作品。至于那种既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又创造了典型性非常高的人物的作品，在文学历史上本来就是极其稀少的。
所以我们指出《儒林外史》在人物塑造方面的限制，完全无损于它在文学历
史上所占有的重要的地位。
《儒林外史》的结构也有它的特点。这种特点在清末的许多小说中曾经
发生了影响。它的结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它没有连贯全书的主要人
物和主要故事，它的每一自成段落的部分描写一个或数个重要人物，就是以
这样一些部分组成了全书。只有某些次要人物，常常在前后都出现，或者由
后面的这群人物谈起前面的那群人物，谈起前面的某些事情，这样来使全书
稍微有些联系，并使读者感到这一群一群的人物是生活在同一的时代之中。
这种结构可能是受了《水浒》的影响的。《水浒》也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
描写了一个或数个重要人物，后来都汇合于梁山泊，汇合于在梁山泊排坐位。
和这种汇合相似，《儒林外史》的许多人物都参加了祭泰伯祠的典礼。然而，
逼上梁山是《水浒》中的人物的必然的结果，祭泰伯祠没有那样自然那样必
要，而且前面不少重要人物都不可能来参加祭泰伯祠，这样贯串全书的作用
就不大了。过去有人说：“《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
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
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之无端故也。此其
弊在有枝而无干。”①《儒林外史》的这种结构和中国的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
有关系，和作者企图表现的生活的内容也有关系，这种结构上的比较松懈并
不能掩盖它的许多方面的卓越的成就，因而我们并不能用发展到后来的长篇
小说的结构的谨严来要求它，批评它；而且上面那样的批评也有过甚之处，
《儒林外史》的结构，包括它的人物和故事的安排次序，它的写法上的某些
联系，以及它的总括全书的楔子和尾声，都仍然是表现了作者的匠心的，并
非漫不经心之笔。但我们今天来写长篇小说，这种结构恐怕是不宜采用的。
长篇小说，有一个或两个以上的主要人物或主要故事贯串全书，不但可以使
结构不松懈，而且如果要写得更集中，概括性更高，也自然会达到了这样的
结构，或者会感到这样的结构更有利一些。结构在一个文学作品中当然是一
个次要的问题。结构上的缺点更无损于一个作品的主要方面的成就。但对《儒
林外史》的结构的看法是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略为讨论
一下。
（原载《文学研究集刊》第1 册）
① 《缺名笔记》，据蒋瑞藻编《小说考证》561 页转引。
傅继馥——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
鲁迅推崇《儒林外交》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讽刺小说，同时又感叹
“五四”运动以来，《儒林外史》的伟大没有人懂。建国后，人们初步运用
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林外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在1954 年纪念吴敬梓
逝世二百周年的日子里所发表的一批重要的论文。不幸的是，不久，《儒林
外史》研究工作受到了文学、政治理论等领域里“左”的影响。发展到“文
化大革命”，极“左”路线也曾影响到《儒林外史》评论，借以丑化知识分
子，否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教育政策，那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四十多年前，鲁迅关于《儒林外史》的伟大没有人懂的感叹，仍然在我
们的耳畔回响着。而要科学地认识《儒林外史》的伟大，一个根本的问题是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肃清“左”的流毒。这里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
本文只能就主题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儒林外史》究竟是儒林的丑史，还是儒林的痛史？一代文人是厄运的
受害者，还是厄运的制造者？小说批判的锋芒是指向遭受厄运的一代文人，
还是指向厄运的制造者？这是怎样确定小说的基本倾向的重要问题。
长期以来，有不少评论认为《儒林外史》就是揭露儒林群丑，有的至今
还认为“《外史》是一幅‘儒林百丑图’长卷”。然而，这种看法并不符合
小说实际。
第一回回目大书“敷陈大义，隐括全文”。作者提示的全书的主旨大义
是什么呢？打开第一回，迎面便刮起一阵可怕的怪风，传来一声惊心动魂的
呼喊：“一代文人有厄！”这就是作者对全书主题思想的提示，并且确定了
对一代文人遭遇厄运的基本态度是同情，一代文人形象的主要特征是厄运的
受害者，而不是厄运的制造者。全书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客观
意义，比这一提示自然还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它怵目惊心地展示了巨大
深重的厄运笼罩着一代文人：他们的思想被禁锢了，智能被破坏了，道德被
腐蚀了；却仍然保留着一些令人同情的、甚至是善良的品质。
一思想被禁锢
《儒林外史》反映了在封建社会的末世，一代文人的思想被禁锢，普遍
地陷于保守甚至到了僵硬的地步。
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意识活动是人类的族类的特征”。思想，就其本性
来说，应该是自由的，除了受客观物质世界的制约和检验以外，不应当再有
其他的束缚。文人就其工作的特点来说，应该是思想最活跃的。一旦思想停
滞不前，便愈来愈僵化。封建社会从制度上说，不是一个自由思想的社会。
中国自秦以来，在政治上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文化上也是严格的专
制制度，从来就缺乏思想的自由，知识分子也缺少自由思想的传统。这是就
总体说的。如果具体分析封建社会的兴起、鼎盛、衰落等不同时期，情况还
是很有差异的。汉唐时代许多文人具有毫不拘忌地汲取外国新鲜事物的广阔
视野和宏放气魄。李唐以前的许多统治者虽然尊儒家为正统，但是对释道两
家“兼容并包”，允许儒生出入佛老，也还没有类似欧洲中世纪教会那样的
普遍而严酷的思想禁锢。宋朝形成了理学，明初制定了八股，又大兴文字
狱。。清朝进入封建末世，文化专制变本加厉，把仅有的一点思想自由剥夺
殆尽。《儒林外史》虽然借用明朝年号，写的却是18 世纪上半期的清朝，真
实地再现了思想普遍地保守、停滞以至僵化的封建末世的典型环境。
封建思想也曾有过生气勃勃的时候，那时候它并不被人们当作宗教教条
来供奉。而到了《儒林外史》所描写的时代，便成为宗教教条，必须绝对地
盲从，不准认识和讨论。八股科举则把这一要求制度化了。八股文专以四书
五经命题，要求代圣人立言，必须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又规定只能依朱熹
的注疏解释，“非朱子之传义不敢学”，不准有任何独立的思考。《儒林外
史》中形形色色的儒生几乎都丧失了人类的“自由的意识活动”。马纯上连
给八股文做批语，也总是摘取《朱子语类》和朱熹作的《四书或问》的话，
不敢稍稍有所逾越。他说：“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
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要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便要坏了心术。”思想
的保守和神经的衰弱到了何等的地步！
商品社会里必然出现商品拜物教。八股社会里也会出现八股拜物教。八
股拜物教是封建社会文人思想僵化的极端表现。鲁编修虔诚地宣扬：“八股
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
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
邪魔外道！”八股文本来是窒息一切生动活泼的思想的僵硬模式，却被神化
为点金术那样的魔术了。马二先生劝匡超人说：“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
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八股）文章的声气，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
好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八股文章居然有疗饥止痛的奇效！这哪里是
对某一种学术的信服？已经是把物神化得宗教迷狂了。
对八股的顶礼膜拜必然最后归结为对封建君主专制的顶礼膜拜。马二先
生见到有前朝皇帝的御书，就“吓了一跳”，即使正当他游览山水之际，即
使周围并无一人，他也还是“恭恭敬敬”地“扬尘舞蹈”。对八股的迷信，
又招来了对其他超人间力量的迷信。周进、梅玖等迷信梦兆；荀玖、王惠等
迷信扶乩；马纯上则热中于求签问仙。用马克思的话说，这都是“丧失了自
己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表现①，都是思想僵化的结果。
在封建末世，思想上的保守僵化远远不限于八股信徒，而是一代文人普
遍的时代病。第一回在发出“一代文人有厄”的警报的同时，接着又指出：
“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作者美化王冕、虞育德、庄绍
光、迟衡山等是维持文运的“真儒”“贤人”。但是，吴敬梓毕竟是清醒的
现实主义作家，随着情节遵循生活的逻辑而发展，作者无可奈何地承认了真
儒们的失败。而且，形象大于思想。从形象的客观意义来看，这一伙星君不
但未能维持文运，甚至连自己也未能逃脱笼罩一代文人的厄运。真儒们把“以
仁义服人”作为施政的纲领，把“礼乐兵农”作为安民强国的经纶，把“文
行出处”当作抵制功名富贵的法宝。他们生活在18 世纪，却只知道简单地照
搬千百年前书本上的一套处方。这种对古代的拙劣的模拟，不也是思想保守
僵化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吗？庄绍光明明知道“我道不行”，决定不去做官，
却又囿于“君臣之礼傲不得”，千里迢迢专程到京城，并细细做了十策献给
朝廷。结果自然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真儒们身上的迂腐拘执，并不下于八
股信徒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1 页。
二智能被败坏
中国封建社会里权力至上，知识不过是权力的奴婢。专制统治者把愚民
作为基本政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满足于世代沿袭的狭隘经验，并不需
要多少科学技术。从社会制度来看，在封建社会里知识并没有多少价值和尊
严。当中国封建社会处在发展阶段时，曾经出现过不少胸中千策、笔下万言、
文韬武略、经天纬地的智能之士。而其中重要的则是直接间接有利于巩固王
权的人才。到了封建末世，八股科举与以往的取士制度不同，把锢蔽天下文
明置于选拔国家才俊之上。《儒林外史》真实地描写了一代文人的智能普遍
被败坏的凄清局面，揭露了社会性的人才危机。
智能的败坏突出地表现在知识的极度贫乏上。
奉旨衡文的周御史对考生郑重强调：“当今天子重（八股）文章，足下
何须讲汉唐！”一声令下，公差们把要求面试诗词歌赋的考生，“一路跟头，
叉到大门外”。这不是周御史个人的好恶，而是朝廷的政策。把八股以外的
几乎一切有用的学问，包括封建盛世汉唐时期的文化在内，一概看作是“杂
览”“杂学”，一概不准学，不准讨论，使“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①。八
股原是蠢笨的产物，又不断制造着蠢笨。八股士子的知识贫乏发展到了无以
复加的地步。主持一省学政的范进，不知道苏轼是今人还是古人。被称为“文
章山头”的马纯上，完全不知道李清照、苏若兰、朱淑真的名字。匡超人不
知道“先儒”的语义是指“已经去世之儒者”，而自称“先儒”。他们连起
码的文化常识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