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
在临时首都重庆，委员长一个星期来忙于政务。国民政府大楼举办了一个简短仪式，由他签署《联合国宪章》。拿起毛笔，他快速签下名字．连声说：“好！好！好！——Very good！Very good！”看上去他非常满意。
在这一政权的金字塔的塔尖上．活跃着机警、坚毅、不屈不挠的委员长，胜利的头号建筑师，如今和平的第一个希望所在。
在接受《时代》记者贾安娜的采访时，委员长表达他个人的、民族的最高愿望。“我非常乐观。”他说，在与中国共产党举行重要谈判前夕，他认为将会实现和平联合。（《时代》，1945年9月3日）
过去，每当描述蒋介石的经历时，《时代》都不会忘记提及宋美龄。这一次同样如此：
从1928年到1936年，在道德和物质两方面，中国均取得了显著发展。几年时间里，新生活运动的领导者和象征、美丽的蒋夫人，在每一项出色事业中都发挥了热情的领导作用。但日本不能容忍一个复兴的中国。他们进行打击。
委员长予以反击。他和共产党达成和解。以腾出空间而争取时间，拒绝日本提出的优惠和谈条件，在封锁、通货膨胀、经济瘫痪、斗争日益艰难、争取盟国对他的支持几近失望等情况下等待。
如今，蒋的坚定和策略终于被证明是正确的。在这场战争结束时，一个巨大的事实十分清楚，委员长已经证明他的政府得到普遍的支持，如果获得和平，它能在中国建立有效的管理。
八年战争之后，和平的挑战依然很多，很严峻。中国还不强大，中国还没有统一。但从各方面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和团结，比国外绝大多数人所希望相信的还要大得多。（《时代》，1945年9月3日）
《时代》此时在重庆有两位记者，一位是白修德，另一位是女记者贾安娜，两人都对蒋介石持批判态度。从行文风格看，这篇报道中描写日常生活内容的文字应是贾安娜所写，但通篇报道却又并非出自她之手，特别是对蒋介石的大量溢美之辞，与他们的观点截然相反。据相关史料介绍，它是在白修德和贾安娜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按照卢斯的想法经由国际编辑改写而成。卢斯恐怕没有预想到，这一次的改写，激怒了白修德。《时代》的名记者与大老板之间，因为支持蒋介石或反对蒋介石而存在的潜在冲突，终于被这篇报道引爆了。
这期《时代》出版时，白修德还在日本，他没有看到杂志。是贾安娜通报了她所知的情况。美国作家兰德的《走进中国》一书写到了此时的白修德与卢斯的冲突：
白修德经历了在美国海军密苏里军舰上举行的日本向美国投降的兴奋场面之后回到重庆。战后的重庆混乱嘈杂，他关注着超越任何人控制的一些力量，正在决定中国的命运。将得到美国的背后支持，美国的立场意味着大门已对毛泽东紧闭。毛不能指望从美国获得对他的运动的任何支持，而这个美国曾一度倾向于和蒋的敌人并肩作战。白修德和另外一些美国记者，对局势的这一转变为之失望。这些记者们，曾努力根据他们的了解来报道中国，按照如今在中国发挥作用的美国力量，即军界的观点来看，他们站到了那些坏蛋一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准将对着白修德叫嚷道：“他们根本不存在，可你们说共产党游击队在那里。他们不过是美国新闻编造的小说。他们没有枪支和兵力来破坏那些铁路。他们唯一的力量就是美国记者向美国人做的描述。像你，像斯诺这样的家伙，报道这些共产党游击队和他们的根据地——就是你们这些家伙在制造他们的力量。我告诉你，他们不存在；他们只是存在于纸上。”（《走进中国》，第285页）
白修德与卢斯的冲突，民间普遍存在的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不同评判、不同情感、不同态度，国际上对国、共之间随时将爆发内战的忧虑，为举国同庆的抗战胜利，笼罩上了浓重的阴影。在如此严峻的时局下，蒋介石这个被卢斯刻意挑选出来的“太平洋战争的英雄”，在《时代》封面上似乎信心十足，对前景充满乐观，实际上，后来的发展证明，这却是他从巅峰跌入峡谷的开始。
在驻华的外国记者中，自修德以在抗战胜利前后猛烈抨击蒋介石及其统治而著称。在获知这一期《时代》报道内容后，他给卢斯写去了一封长达二十二页的长信。他在信中说：
“我想我知道您对中国的感受，哈瑞（即卢斯——引者注）——您对它曾拥有深情，我也知道，在我们正在创造的新世界中，您如何对它的重要性、对它的苦难、对它受到的忽视，抱有温暖的人道同情。在美国，还没有一个公众人物能像您这样，坚决地维护中国的事务。但是，如果这种对中国民众的热情，不合时宜地用来支持蒋介石，其结果就会适得其反，它所支持的是一部反人类的法西斯机器，而这一机器正在把中国人民的生命紧紧套上了锁链。”（转引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130页）
白修德最后说：“假如我要再说说国民党领导层的邪恶，我的声音就该控制不住，歇斯底里地嚷上天了。”但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时，白修德则充满热情：
白修德继续称赞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他们的民主政权、民众的广泛支持、军队的战斗力。白修德向卢斯说明，他之所以热情洋溢地描述“中国北方的共产党”，是因为“我想要美国人民了解到，中国人民还拥有力量、勇气和真诚，他们还能被调动起来……我们不能忽略中国共产党”白修德还说：“他们的力量在一天天壮大。中国的未来或许属于他们而非蒋介石。我们不能逼得共产党转向俄国的怀抱，让我们的恐惧成为现实。”
白修德指出他在延安地区没有看到极权主义体制的明显特征。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正以“帝国智慧”代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他说它有坚买的群众支持的基础，它的政策本质上是改革的，它对民主方法的运用无疑是真实的。白修德总结说，中国共产党不能被视为敌人。他们需要“美国的友谊超过未来任何一个有条件的独立力量”。同时，白修德警告说：“获得胜利后，他们会记住谁是朋友，谁是冷漠、疏远的人。”（《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141页）
在对蒋介石及其统治也感到失望的美国人中，白修德找到了知音，他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汉学家费正清。早在1944年7月，白修德写信告诉费正清他对蒋介石的态度和相关写作计划：“我已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打算写一部书。我觉得这届政府不会有什么作为，必须有人出来把这方面的全部情况彻底地披露在美国人民面前。”（参见《费正清自传》393页）1946年，自修德完成_r他的这部书，与他合作的是贾安娜，书名是《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费正清极为欣赏这本书，立即为之撰写书评说．
我在《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946年10月27日）上发表的关于该书的评论刊登在该报的第一版上，文章不尚修饰，惟求内容醒目：“蒋介石所标榜的民主并非是我们所说的民主，与毛泽东的民主亦大异其趣……在这两者之间，虽然我们竭力支持前者，但事实上中国人最终可能选择后者。”
最后我的结论指出，如果《中国的惊雷》一书关于中国所提供的是一幅准确的画面的话，“那么，现在即可以真相大白了，美国公众可以注意到在民主的招牌下他们正支持着一种什么样的专制政府。”（《费正清自传》，第393页）
白修德后来以描写美国历届总统竞选过程的系列作品《总统的诞生》再度享誉世界。多年后他在回忆自己1945年前后对蒋介石的态度变化时，说了一句简明扼要的话：
“开始我尊重他，以后我又为他婉惜，最后我鄙视他。”
在自修德心目中，历史画卷中蒋介石耀眼的一页，在抗战胜利到来的时刻，已正在被翻过去。
五 马歇尔走来
就在和白修德发生冲突之时，卢斯1945年10月重访中国，他要亲眼看看胜利后的中国——这也将是他的最后一次中国大陆行。
此时的卢斯，已成为国、共两党领袖都十分重视的人物。他抵达重庆时，中共领袖毛泽东正在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卢斯得以有机会与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等传奇般的人物见面．
此次重返中国，该是卢斯与《时代》中国封面人物最为集中的一次会面。冯玉祥是1928年的封面人物，除他之外，蒋介石、宋美龄、阎锡山、宋子文、陈诚，这些已经上过封面的人物他也有机会见面。最值得关注的应是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见面，几年后，伴随着共产党时代的开始，他们两位将在《时代》封面上多次出现。
有两个封面人物这一次卢斯则不可能见面。一个是汪精卫——1935年的封面人物，他已于抗战胜利前不久死在日本；一个是溥仪——1932年的封面人物，此时他已是苏联红军的战俘，被关押在远东监狱。
关于卢斯此次与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的见面，《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略有叙述，但错把冯玉祥也列入共产党领导人的行列：
在共产党领导人中间，卢斯与冯玉祥一起进餐。1932年，卢斯曾与他见过面，冯玉祥现在很快就称卢斯是“一位老朋友”。卢斯回忆，冯玉祥似是非常巴结这位《时代》、《生活》的出版人。“他非常严肃地阐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原因，是在于美国站在正义、公正和中国统一的立场上，这将被人们铭记千年万年。我问有多少中国人有这种认识，他说：‘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我对大块头将军点点头；他的宽阔脸庞流露出无限的庄重，似是他已经决定了历史。”
卢斯后来与毛泽东短暂交谈，后都既不恭维也不巴结。“我告诉他，我们已有几位相互都认识的朋友。”“他吃惊地看看我，紧盯着看，但并不是不友好的那种好奇。他的表示是礼貌地嘟哝了几声。”
周恩来则热情得多。“我们谈得很愉快——从一落座就非常坦率。他说我们近来对他们一直不友好。我说，情况太糟是因为我 们正面对着全球性的左翼宣传。进行一场全球性的战斗……应我的请求，他说会安排让我与山东根据地的共产党接触。”（《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165页）
随后，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卢斯得以重返儿时生活过的胶东——那里已由共产党控制。不过，与共产党领袖的直接接触，却没有改变卢斯坚决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他与自修德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以双方决裂而结束。
不仅仅1945年如此。作为蒋介石个人的好朋友，卢斯从抗战期间一直到1967年去世始终坚持着“冷战”立场，几乎是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因此，他习惯于从维护蒋介石利益的立场来看待1945年的历史。1966年，卢斯在去世前一年所写的一部未完稿的著作中，仍然重申他的观点，即当年美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是错误的，并且以投掷原子弹来实现这一投降也是美国的错误。卢斯这样说：
中国在战争尾声中的局势相当怪异，从未被描述过。当战争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结束时，蒋介石和他的军队还在重庆和中国西部（比方说在美国的丹佛和落基山脉），日本人占领着从寒冷而富饶的满洲平原到南方整个中国东部温暖的稻田密布的地区。中国东部包括整个长江流域和几乎所有大城市，如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它拥有中国最繁荣、最现代化的部分。在那里有一百万日本军队。所有日本军队都向蒋介石投降——即是说，向他派往不同地区的代表投降，也向蒋的一些游击队的指挥官投降，他们坚持了八年战争。
这一相当奇怪的局势，也许只适于在历史的诸多“假如”中做一简要而生动的描述。如果美国没有向广岛扔下原子弹，中国在1946年夏天的局势可能会截然相反。到此时，蒋介石拥有的获胜的军队，可能会控制整个中国南方，上海、南京和全部长江流域
如果原子弹没有扔下，如果为麦克阿瑟和攻占日本制定一项完善的计划，那么，可以肯定地说，随后的占领会从中国大陆开始。1945年9月、10月，在中国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由美国训练的中国师团，会率先快速出击．直奔广东。它会大奏凯歌。随后．在当年冬天，在广东周围重新集结，委员长会向北方进军，占领长江流域，如他在二十年前做过的一样。如果日本人在1946年春天投降，蒋介石会处在可调遣军队前往北京和满洲的有利位置。他当然仍会面对毛泽东的难题。但他会完全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来处理。
我这里并不是说，在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下，一切都一定很美好。但是，蒋介石会有机会。并且我认为他应该拥有这一机会。（《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234页）
在历史巨大存在的无情映照下，卢斯晚年的假设从他的角度也许有逻辑性，但不免显得苍白无力，看上去不过是一个固执者的一厢情愿。
回到当年。卢斯逗留中国期间，世界的目光聚焦于国共两党领袖举行的重庆谈判。早就存在着的国共内战威胁，能否因抗战胜利的到来而得以缓解，这是所有中国人的热切期盼。
希望暂时存在着。
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签署了著名的《双十协定》，经过四十三天的漫长谈判，国共达成了和平民主建国共识。一张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酒会上碰杯互敬的照片，在这一时刻，让人欢呼，让人庆幸。《时代》（1946年3月25日）发表这张照片时，写了这样一个简略说明：“毛和蒋，此次努力几乎史无前例。”
外患结束之后，中华民族似乎有了化解内忧，踏上和平、统一、强国之路的可能。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一个职业外交家为之振奋的大事？顾维钧此时远在伦敦，他见到了从重庆抵达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