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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举目无亲的祝永达站在西水市的街道上，他一旦想起马秀萍，即刻想去见她，见了马秀萍怎么说呢？说他被人打垮了？说他主动逃逸了？说他是到这个城市来闯荡？说他为了和她一起干事业？他觉得，所有的理由都很脆弱，只有惨败感是实实在在的。他想了又想，觉得还是暂时不要去见马秀萍，等他在这个城市站稳了脚跟以后再说吧。他被过往的行人拥挤着，推搡着。他看着喘着粗气般的一辆又一辆汽车，看着鳞次栉比的楼房，看着匆匆忙忙的行人，对城市没有亲切感。既然来了，他就不能退回去，他要尝尝在别人的天空下生活的滋味。
他来到了经一路。这是一条食府街，各类吃食都有。走过那些卖烤肉的、卖烧鸡的、卖海鲜、卖羊肉泡馍的食铺，在一家卖扯面的小摊子里他找了一个座位，花了一块钱，要了一碗扯面和面汤。肚子虽然很饿，他吃得并不猛，斯斯文文的，边吃边左右而顾，看看，他要看看这些卖吃食的人是怎么做生意的。一碗面条下了肚子，他觉得还欠一点，可是，他不能再吃了，他要节省，他身上带的钱很有限，他来到这个城市是挣钱的，不是花钱的。他又要了一碗面汤。老板很胖，络腮胡子，五十岁左右，一看就知道是个庄稼人坯子，他吩咐伙计给祝永达舀面汤时很不高兴，面部带着讨厌而鄙夷的神情。面汤要来了，祝永达却没有喝，老板的眉眼把他的肚子填饱了，他很讨厌那些有几个骚钱就扎势摆谱的庄稼人。
出了经一路，向南一拐，祝永达进了经二路。
在一条小巷道的拐角上，有两个要饭吃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身子曲成了笼子圈，头颅几乎着了地，只看见稀稀的飘动的白发和发黄的头皮。另一个算是个残疾人吧，从面目看，是个成年人，可是，坐在那儿的模样像个儿童。他的一条腿从膝盖以上断了，裸露的断茬儿一动一动的，看起来很瘮人。另一条腿还没有高粱秆粗，那细细的腿从脊背上曲过去，搭在肩上，而且，脚朝后长着。祝永达看了一眼就想吐，那残疾人的样子有点可怕。他已经走过去了，又回去，将五毛钱扔在了残疾人跟前的铁罐子里。那残疾人半眼也没看他。
他从经二路的东头走到了西头，他发觉，没有他可干的什么活儿。他并没有灰心，继续向南走，过了渭河桥，到桥南去了。桥南是工业区，正在建设之中。傍晚时分，他来到了一家建筑工地上，他想，在这个城市，适合他干的，恐怕只有做小工了。他找到了工头，问那工头，能不能叫他做小工。工头看看他，眯起一只眼问他能干什么，他说和浆、搬砖、运料，体力活儿他都能干。工头说，你干三五天先看看。他就问：“干一天多少工钱？”工头眉毛一挑：“你事还没干，先问工钱？”他说：“我就是为了挣钱才干活儿的。”工头说：“干得好，一天八元。”他说：“干得不好呢？”工头说：“干得不好就走人。”他说：“好，我干。”工头把他领到了一个油毡搭起来的工棚中，指了指地铺说：“你就睡那儿。”他一看，地铺上撂着几十床脏得分不清是什么颜色的被子，每个人身底铺着装水泥的牛皮纸和破麻袋。已是初冬时节了，晚上没有被子不行。祝永达走出了工地，他到街道上的劳保商店里买了一床草绿色的行军被抱回来了。他将被子撂在地铺上，从工地上拾了几张牛皮纸铺在了身底下，用一张牛皮纸将一块砖头包住，当做枕头。打好地铺，他走上了街道。
夜幕像一把伞撑开在天空，电压不足的路灯将街道照得发红。祝永达转了半天，肚子也饿了，又去吃了一碗扯面。吃罢饭，他无心在街道上闲逛，就回到了工棚。
吃罢饭的民工有的蹲在地铺上吃烟，有的已经钻进被窝里睡觉了。他问睡在他旁边的民工是哪搭人？民工说是陇县人，他又问这里有没有凤山人？民工说有一个，民工右手朝西头一指，给那中年人吆喝：“嗨！牛拴娃，这里有一个你们凤山的乡党。”他一看，被叫做牛拴娃的不就是被乡政府开除了的牛晓军吗？牛晓军打量了他几眼，似乎不相信他也是来做小工的。大概因为他的神情，他的面容，他的穿戴还不像民工。牛晓军说：“这里的工头心黑得很，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你能撑得住吗？”他笑了：“我也是庄稼人，还怕吃苦？”牛晓军说：“我看你像乡政府的乡丁。”他也笑了：“那些人不叫乡丁，叫干事。”牛晓军说：“叫啥都一样，不是他们逼着要粮要款，我能出来受这份洋罪？”他说：“也不能怪他们，任务完不成，他们无法交差。”牛晓军说：“你不要替他们开脱。”祝永达说：“不是我替他们开脱，他们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农民，他们未必愿意那样干。你在乡政府工作过，对这些人最清楚不过了。”牛晓军似乎要把一肚子的冤屈和满腔的愤恨给他诉说、发泄。他给牛晓军递了一支烟说：“咱明天再聊吧。”
躺在冰凉的地铺上，祝永达怎么也睡不着，冷风从油毡的破洞中灌进来，身上如同浇了冷水一般，他冻得在被窝里缩成了一团。地铺上的三十几个民工都已入睡了，沉重的体力劳动使他们十分疲累，哪怕身底下是冰碴，是枣刺，是钢针，也能睡得着的。他们的肉身子似乎是木头，是烂泥，冷风吹不动，寒气逼不醒。他们一旦躺在被窝里就什么事也不愿意再想，思想会使他们无奈而痛苦，只有停止思想，让大脑里一片空白，他们才能轻松一点。睡觉对他们来说是人生莫大的幸福，哪怕睡着以后被冻死也罢，他们也算是幸福的。祝永达坐起来，披上衣服，抽了一支烟。从明天起，他就是这工地上的一个小工了，不再为松陵村的事情去操劳，他已摆脱了使他难以安宁的工作。他甘愿在这儿吃苦，身体累一些不要紧，心里能相对轻松一点就好了。有多少庄稼人和他一样整天挥动着农具，整天泡在汗水里，他们没有怨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就这么把自己一生打发了。
祝永达是在睡梦地里被喊起来的。他看看表才六点二十分。工棚里的民工都起来穿戴整齐了。他们拿上碗筷要去吃早饭。祝永达出了工棚一看，天上的星星雨点似的向下滴落，天蓝得跟他黎明前做过的睡梦一样，冷风迎面扑来灌进了他的领口，他不由得抖了抖。他跟着民工进了工地临时搭起的灶房中。没有碗筷，睡在他隔壁的民工从食堂里给他要了一只粗瓷碗一双筷子。早饭是一块馒头，一碗稀饭，没有菜。民工们端着稀饭，捏着馒头蹲在灶房四周草草地吃了饭，七点钟就上了工。第一天的城市生活从这个建筑工地上开始了。
祝永达的工作是用架子车给搅拌机跟前拉运沙子和碎石。他拉着那辆架子车一刻也不停地向搅拌机跟前拉运，他将身上的毛衣脱了，只剩下一件单布衫，汗水还是不停地流。他被那旋转的搅拌机逼着，机器一样地工作，一天下来，已是累得不行了。那搅拌机一天要吞进去几十方沙子和碎石，这些沙子和碎石是一锨一锨从他手底下经过的，他的体力、他的激情被那搅拌机一抬嘴就吞下去了。本来是两个人的工作，黑心的工头叫他一个人干。他趴在地铺上，不想去吃饭。乡党将他喊起来了，乡党问他能不能撑得住？他说行，行呀。再累也要坚持下去的，这才是开头。
干过一个礼拜之后，祝永达似乎已经习惯了，他完全可以耐得住的。让他受不了的不是苦累的活儿，而是那个工头。站在民工面前的工头俨然皇帝一般威严，动不动就骂人，把民工不当人看。祝永达总想找个机会治一治那工头，这是他思谋了几天的事情。终于有了一个机会，那天，工头来了，他站在搅拌机跟前正看着。祝永达将一架子车碎石头倒下，架子车落地的时候，他从车辕里出来，故意捏住一根车辕，将空架子车向后一推，那辆架子车的车轮就从工头的脚上碾过去了，工头的脚肯定被碾疼了，他干叫了一声，双手捏住脚，在地上转了个圈子，瞪着祝永达骂道：“你×眼睛瞎了吗？”祝永达说：“你再骂一句，骂呀！”祝永达放下了架子车，握着拳头向工头跟前逼去了：“你说谁是×眼睛？”工头一看祝永达冒火的双眼和紧握的拳头，不敢再张嘴了。祝永达说：“你×眼睛才瞎了，站也站不到地方上去。你以为你是皇帝，得是？你放明白点，不要把牙龇得跟死人脚后跟一样，你和我一样也是庄稼人，看你那样子？就只知道欺负民工？”工头看看他，一瘸一拐地走了。祝永达知道，这些人以为他们有钱了，就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了，认为钱就是橇杠，把什么都可以撬动。他不愿意和工头讲道理，这些人不认道理只认钱。祝永达觉得出门在外就得有点二杆子劲，像马秀萍说的那样，要硬气。工头这样的人，不怕道理，就怕拳头。
祝永达再一次和工头较量是在几天以后。那天，向搅拌机跟前拉运水泥的年轻人不小心让一袋子水泥掉在了地上，水泥袋子摔破了，水泥撒了出来。这时候工头来了，小伙子赶紧将破了的水泥袋子向架子车上抱，他一抱，牛皮纸袋子烂了，水泥全撒在了地上。那小伙子拍了拍身上的水泥，转身要去拉架子车，工头一脚踢过来，踢在小伙子的裤裆，小伙子怪叫一声，倒在了地上。小伙子的脸上身上沾满了水泥。祝永达一看，放下了拉沙子的架子车，走到工头跟前去，厉声说：“把他扶起来！”工头看看祝永达，没事儿一般，自顾自地走了，祝永达走过去，一只手卡在工头的后脖子上，对他说：“把你拿了个大？你把他扶起来。”工头说：“我不扶，看你能咋？”祝永达说：“你把他不扶起来，我就把你的头从脖子上拧下来。”工头一看祝永达那架势，说：“你松开手，我去扶。”祝永达的手就松开了，工头活动了一下脖颈，走过去将小伙子扶起来了。工头走后，祝永达对那小伙子说：“你年纪轻轻的，怕啥呢？他叫你干活可以，他欺负你，你就不答应。”小伙子说：“他心黑得很，到月底扣工钱。”祝永达说：“他少给一个子儿也不行，你不要害怕。”
到了月底，祝永达去向工头要工钱，工头不给。工头说：“你干了一个月就想要工钱？没那事。你问问他们，干了半年了，给谁一分钱来？”祝永达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干了活就要钱。”工头说：“没有钱。我们承包人家的工程，人家不给我们钱，我们拿啥给你们？”祝永达说：“那是你们的事，你不给钱，我就不叫你安然。”
祝永达到了工地，一把拉下了搅拌机上的闸刀，搅拌机立时停下了。他走在闸刀跟前，问工头给钱不给钱。工头说：“你再胡闹，我就叫人把你抓起来了。”祝永达说：“你去叫吧。你欠我们的工钱不给，有理，得是？你把我抓起来，我就先叫你脑袋搬家。”祝永达煽动民工：“你们不要干了，干了也是白干，向他要钱，一天干十个小时，一分钱也不给，我们不答应，我们也是人，老婆娃娃要吃饭。”那些民工都不吭声，有的垂下头去，目光避开了他；有的抱着工具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牛晓军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你把闸合上，不要闹了，咱先干活儿，不干活儿哪搭来的钱？”接着，睡在他旁边的陇县民工也反对他，连被工头踢倒在地的年轻人也替工头说话：“不是人家不给咱钱，人家没钱给。”在搅拌机旁边干活儿的民工一齐谴责他，叫他快合上闸刀干活儿。祝永达一看，他反而成为众矢之的了。他是为了民工的权力而奋争，这一帮农民兄弟们齐声反对他，他的心凉了。不是工头把这些人当猴耍，是这些人甘愿被工头当猴耍，难怪人家拖欠了半年的工钱也不给。他就不知道这些农民为什么会这么害怕，真是生活把他们的骨头压弯了，锐气磨光了？他百般无奈合上了闸刀。祝永达哪里知道，不是民工们害怕，假如工头不叫他们干活，他们就把饭碗砸了，他们担心的是没活儿可干。
工头给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他离开这个工地不再捣乱，就给他工钱，他答应了。他不打算在这儿干下去了，这样干下去，干上三年也休想得到一分钱。当天，他结算了自己的工资，背上铺盖，离开了建筑工地。
来到幸福路，祝永达一看，一家餐馆前围着好几十个人。他不知道人们在看什么景观，就放下铺盖，挤到里圈去了。原来是打人呢。打人的有三十多岁，个子不高，脸乌黑，留着巴掌大的平头，头发端竖着，看起来可能比三九天的冷风还硬。被打的那个人用棉衣蒙着头，看不清年龄，从他的喊叫声中听得出来是个年轻人。平头抡起一张凳子在年轻人的身上乱打，随着凳子的落下，年轻人号叫着在地上翻滚。年轻人的一双鞋早掉了，身上腿上满是泥土。平头将凳子举起来，咬着牙，狠狠地抡下去，圆形的凳面被打飞了。他提着凳子腿，抽打了两下，将凳子腿一扔，又抓起了另一张凳子。祝永达看时，只见旁边已有三张掉了腿的凳子。他猜测，这三张凳子是平头打人打坏的。
祝永达问旁边的一个戴眼镜的人是咋回事。眼镜缩头缩脑的没有回答。他又问一个中年女人，中年女人说，娃是端盘子的，把菜汤撒到了客人身上，黄了老板的生意，老板就打他。祝永达回头看时，围观的人有的神情漠然，有的噤若寒蝉，有的咂嘴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