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随便在皇帝休息宴饮的地方，谈论古时的治国方法，这样，学问渊博的人就不断多起来了。到了衰世，大臣与皇帝之间，除了大臣向皇帝早晚跪拜以外，就没有上面所说的事情了。不知道这种制度为什么中止，而皇帝和大臣之间的礼制差别越来越大，以至完全废止了。
务农做工和肩挑背负的人不懂得廉耻，只是使他自受到耻辱；有钱的人不懂得廉耻，只是使他们的家庭受到耻辱；读书人不懂得廉耻，可以说是耻辱了邦国；如果卿大夫不懂得廉耻，就可说是耻辱了天下。不懂得廉耻的人，由一般的老百姓上升为读书人，由读书人上升为小官、大官，这就从他们自身自家受耻辱，扩大到整个天下受耻辱。这种灾害就象火灾一样，从下到上逐渐蔓延。大臣不懂得廉耻，许多官吏都效法他，读书人和老百姓也效法他，有这样三几个使国家受耻辱的人，就会使得整个天下的人，从国家受耻辱到他们家庭受耻辱，到自身受耻辱，它到处泛滥，没有止境。这种祸害就象洪水一样，从上到下到处流淌。上上下下都在水火之中，那还成什么国家呢？
我私下观察现在身居要职的官员，他们只知道追求车马，讲究服饰，卖弄花言巧语，此外就一无所知了。清闲的官员，只知道写字和吟诗作对，此外就什么都不过问了。大臣们在朝廷里发表政论，都是察颜观色根据皇帝的喜怒行事，当他们得到皇帝赏脸、赐坐赐茶的时候，他们便洋洋得意地出来，在自己的门生、妻子面前夸耀一番。皇帝稍有不高兴，他们就赶快磕头而出，重新寻求可以得到皇帝宠爱的办法。难道他们的心真的敬畏皇帝吗？如果问他们作为大臣难道应该这么做吗？他们却可耻地说：我们这些人只能这样罢了。至于他们的居心，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追求车马、耍弄花言巧语的人，不许读书，却说：我从早到晚在衙门值班，已经是很好了，已经够劳累了。会作文章和写诗的人，虽然读过一点书，但不懂得其中的道理认为在职位上苟且偷安，多活一天就多得一天的荣耀。当他们因病辞官回家的时候，又用应举成名的思想来教育栽培他们的子孙，志愿也就算达到了。他们还希望子孙后代都把保守退缩当作老成稳重，至于国家的事情，我家何必关心呢？唉！象这样下去，边疆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他们就会象斑鸠、燕子一样纷纷飞走了，能甘心情愿同朝廷共患难的能有几个呢！
前几天，皇上的谕旨传下来，用卧薪尝胆的故事来自比，那些听了谕旨的人能严肃认真对待吗？我可不敢说！是若无其事、无动于衷吗？我更不敢说了！但我曾广泛地观察在朝廷当官的人家，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主人担忧，亲戚担忧，不能离开主人的贴身仆妾也担忧；至于在他家中求食寄宿的狎客，暂受主人雇用豢养的仆从，看主人喜怒行事的狎客，试把他们召集起来问一问，有哪一个能为主人分担一点愁苦的呢？所以说：在上的君主用礼来勉励大臣，在下的大臣就会尽忠节来报答君主。君主不用礼就无法使大臣尽忠节，君臣之间没有礼和节，就不能保全廉耻。即使是古时以德才闻名于世的人再出来，也不会不同意我的主张的。
《明良论》是龚自珍于公元1813年至1814年（嘉庆十八年至十九年）写成的一组政论文，共四篇。当时他才二十二三岁。本篇是第二篇。
1813年，河北、河南、山东爆发了天理教农民起义，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其中一支起义队伍曾经袭击皇宫，嘉庆皇帝颙琰（yóngyǎn喁演）十分恐慌。他一面连续颁发“谕旨”，大骂官吏们“寡廉鲜耻”。把发生危机的责任推到他们身上；一面又变本加厉地推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一套“治民之术”，妄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龚自珍面对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激烈斗争，感到地主阶级已不能按照旧的一套统治下去，必须进行改革。因此，他站在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立场上，针对颙琰的“谕旨”，写了《明良论》，大声疾呼变法革新，并从君臣关系、用人政策等方面揭露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朽，着重指出腐朽的根源在于君主极权和“不思更法”。
在这篇《明良论二》中，龚自珍揭露了清王朝官僚统治集团的腐化无耻和昏庸无能：“政要之官”只知巴结逢迎，追求高官厚禄；“清暇之官”只相苟且偷安，但愿保职安荣。这些大官僚都是贪生怕死之徒，一旦国难临头，就会象鸠、燕一样各自飞逃。他强调指出这正是君主对待臣下如狗马、奴仆一样的必然结果。龚自珍还用历代君主敬重大臣，同臣下“坐而论道”的故事，事说明有明君才有良臣，论证君待臣以礼、臣报君以节的道理。他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揭露和批判，促使人们对黑暗的封建社会产生怀疑和不满，客观上为新社会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