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某个熟透了的椰子底下，刚刚好又有某阵海风吹来，种种自然现象综合作用下，产生了一种无法预见的“不可抗力”。按惯例，从来没有任何人要为“不可抗力”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因此，州政府一分钱也无须对死者赔偿，要怨，便只有怨天。
原告人即刻反驳：州政府单方面竖立的警告牌，完全是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游客花钱来旅游，这里不准近，那里不准游，这消费者的权益何在？游客的自由何在？至于辩方律师的“不可抗力”说则更荒谬。所谓“不可抗力”，是指无法预见或即使预见了也无法对抗的自然力量，如火山、地震、飓风等等，而椰子由高空坠落的力绝对不属于“不可抗力”。夏威夷遍地是椰林，遍地是游客，日日有海风，日日有椰子坠下，时时刻刻都有搞出人命的危险。州政府竖立警告牌，这就证明他们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危险，并非什么“无法预见”。问题就在于，州政府虽已预见到了危险，但并没有尽职尽责地积极去清除这个危险，而是采取限制游客自由的消极方式去敷衍塞责。花大量广告费招来了大批游客，而又任由千千万万个“椰子炸弹”悬挂在他们头上，出了伤亡事故，就以“早已警告”4个字而将责任一推六二五。这不是玩忽职守，漠视公民的生命、权利、自由，又是什么？
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唇枪舌剑，激烈争锋。三个多小时后，轮到一直在冷眼旁观的大法官出来收拾残局了。
说起来，美国的法律形式与中国的法律形式真有很大的不同，而美国法官扮演的角色与中国法官担任的角色也很不一样。中国的法律是成文法，美国的法律既有成文法又承袭了英国的判例法。成文法的特点是“按条条判”，而判例法的特点则是“遵循先例”。但这宗“夺命椰子”的案件，却是美国史无前例的案件。既然无任何先例可遵循，那就惟有凭法官的良知去处理、去“自由裁量”。在这里，法官的学识与良知对法律的影响真是举足轻重。他的屁股是坐在“官”一边，还是坐在“民”一边？还是不管官与民，只坐在自由、正义一边？判词一出，可能决定了整个美国今后同类案件的审判路向。
而同时，在这种无条文可依而仅由法官作“自由裁量”的司法方式下，通常，都要由法官向控辩双方作一个结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判而不那样判，这样判的依据是什么，目的、作用又是什么什么……，这样的结案陈词，往往就是一篇优秀的、深思熟虑的法理学论文。而法官的最后开口，往往就是一堂精彩通俗的法学普及课。
现在，法官大人终于开腔了。
“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大法官一开口，就坚定地站在了“自由”的一边。
一如既往，法官在未作判决之前，照例给法庭上所有当事人、旁听者们上了一堂语重心长的普法课。他洋洋洒洒地说道：“自由至上”，是美国立国的根本！是美利坚民族自开天辟地以来一贯珍视的民族传统，它代表了美国文化一贯的精神，而由美国宪法明文加以确认。夏威夷州政府因管理失职而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使宪法精神蒙垢，致游客死亡，理应判罚，对死难者家属作一个合理赔偿。这对所有政府官员来说，都是一次深刻的“小惩大诫”。而死难者家属索赔1亿元，则属过分要求。最后他宣判：判罚夏威夷州政府赔偿原告人——1000万美元。
判词一出，舆论大哗，有批评，有赞扬，法庭上的众生相，真的是各自各精彩。州政府当然不服，他们花了几年时间去层层上诉。但想不到，各级法院却众口一词，维护夏威夷州法院的一审判决。老实说，在这一宗纯民事的案件中，侵权方对受害方的赔款数额多少，实在还是一个可以见仁见智、讨价还价的问题。但各级上诉法院的法官们首先考虑的，却不是金钱问题，而是如何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因此，他们无一例外，都坚定不移地、完全地维持了原判。换言之，全美国的法官都在誓死捍卫美国宪法中“自由至上”的法律传统。最后，州政府只有向法律低头，乖乖地赔付了1000万美元。
官司打输了，但麻烦又来了。据说当时，夏威夷许多游客一听到官府赔偿1000万美元的消息，便纷纷跑到沙滩椰树下，守株待兔地等着椰子来砸自己。他们日日夜夜仰天祷告：“椰子啊，快点落下来砸死我吧”！州政府一看不妙，既不能赶走游客，又不能把椰子树都砍了，苦思之下，惟有马上成立一支专业队去砍椰子。所以，从那时开始，自这件“民告官”的案子胜诉即日开始，夏威夷海滩上的椰树便不再结果。
选载二十一世纪：“沉默权”风云再起
“在立法上，应当允许沉默权，而又要鼓励犯罪嫌疑人陈述，以利于查明案情，即采取‘沉默不从严，坦白要从宽’的政策。”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光中《论中国刑诉法与国际准则接轨》
二十一世纪：“沉默权” 风云再起
从来没有一项司法规则，会像“沉默权”规则那样，在国际司法界中备受争议而又戏剧性地高潮迭起了。
早在20多年前，在世界上最早创立了“沉默权”的国家——英国，由于受到爱尔兰共和军恐怖主义组织的频频袭击，便不得不开始去正视和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沉默权”，是否应该修理修理了？于是，在英国，一项名为“有限沉默权”的刑诉司法新规则，便终于应运而生。
什么是“有限沉默权”？英国缘何会遭到恐怖主义的困扰？看来，这故事还得要从头说起。
在烟波浩瀚的北大西洋海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上万个美丽的岛屿。其中，距离英伦三岛西面不远，有一个面积约只有不列颠岛1/3的小岛，名叫爱尔兰。
中国素来有句古语，叫做：“远亲不如近邻”。但英伦三岛与爱尔兰这一对邻居，却自古以来就是一对不共戴天的冤家。
我们的世界法律之旅，现在就来到了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
虽然风光极其优美，但今天却依然贫穷落后的爱尔兰，在它千余年的历史上，最显著的特点便只有三个：音乐、宗教和苦难。千百年来，爱尔兰的“踢踏舞”风靡全球，而都柏林，则一直是享誉世界、比美维也纳的“音乐之都”。但千百年来，爱尔兰却一直被其紧邻的英国地主们无情地劫掠、压榨和屠杀，再加上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与英国新教的宗教冲突，种种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交织在一起，很不幸，令爱尔兰民族的血液中，世世代代，遗流下一种对英格兰人无穷无尽的仇恨。
更为不幸的是，历史曾无数次地证明过：那些贫瘠落后而又充满仇恨的山沟里，长不出奶牛和蜂蜜——即公平、正义、博爱等人类最伟大的理想；相反，却可以盛开出遍地如火如荼、美丽而有毒的罂粟花——恐怖主义。历史上，爱尔兰对英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可说是源远流长了，虽然，你可说一手播下了这些邪恶种子的英国人是自食其果，但当年，爱尔兰共和军游击队策划的无日无休的汽车炸弹、街头枪战、绑架暗杀、残害无辜等暴行，却实在也为全人类的文明所不容。
恐怖主义是对全人类生命和良心的藐视！恐怖主义是对全世界秩序与和平的挑战！于是，近十余年来，英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钟摆，便从历来的偏向“保护公民权利”的那一边，开始反过来，向有利于“打击犯罪”的那一边倾斜。
追寻着历史的足迹，我们的法律之旅现在又来到了伦敦。
1988年，英国政府就以“沉默权严重阻碍犯罪调查”为理由，通过了一项《刑事证据法令》，对沉默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重大的限制。例如：假若在嫌疑人身上或住处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或痕迹，又或者嫌疑人被发现在犯罪现场或附近，而他又不肯解释原因时，法庭都可以据此法令，而作出对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推断。
“一国两法”？此《法令》一出，全英国马上出现一片激烈反对的声浪。当时，人们曾普遍担心，“限制沉默权”会导致警察暴力的滥用和冤假错案的增多。但在恐怖主义分子一片激烈的枪声、爆炸声中，慢慢地，支持“有限沉默权”的呼声便终于占了上风。1994年11月，英国议会，这个一贯以保守著称的立法机构，终于毅然决定对英国发明的沉默权规则，进行一次颇具现实性的改革。当时，在大笨钟下的这座英国议会大厅里，英国上议院曾以大比数票数通过了一部《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该法律，把《刑事证据法》中关于限制沉默权的4条条文，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明列在它的第34至37条中。
对此举热烈欢呼的，自然是英国广大的司法警员，还有，许多蒙受过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惨祸的受害者和被害人的家人。
但，打那以后开始，欢呼过后，英国的警察、法官们便要比别国的同行们多了一点麻烦，即：当他们一方面要“依法”向被告人宣读 “你有权保持沉默”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又要“依法”向被告人说明——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你“保持沉默”便即是有罪——“您自己看着办吧”！
英国对沉默权规则的这一重大改革，不可避免地在国际法律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广泛的批评。许多法学家批评它转移了举证责任，损害了“无罪推定”的人权原则，并批评它容易导致警察权力、暴力的滥用等等，有的法学家更悲愤地说：“沉默权这一古老的文明，将被消灭于曾诞生了它的那个国家！”而这时候，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更是趁机起哄，把英国政府告到了欧洲人权法院。一时间，欧洲法学界的空气变得紧张起来。
1996年2月8日，欧洲人权法院接到了一宗英国人默里（MURRAY）诉英国政府的上诉案。上诉人默里称：北爱尔兰地区法院依照英国那部限制沉默权的“恶法”，对他被拘捕审讯期间“保持沉默”的行为，作出了有罪的推论和判决，是对《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公正审判）明显的违反和侵犯。
欧洲人权法院本来对英国的“限制沉默权”也颇有微词，但出于审慎的考虑，却也不愿公开站出来对这一项改革说三道四。现在，默里的起诉，却把人权法院逼到了墙角！经过激烈的争议，欧洲人权法院十二名大法官最后以7∶5的多数票作出了一项巧妙的裁决，判决书说：即使英国法官对嫌疑人的沉默作出了“不利的推断”，也并不构成对《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保证被告人能得到公开、公平、公正审判的权利”——的侵犯。“默里诉英国”一案，就此被连消带打地驳回。
“限制沉默权是否等于侵犯了人权？”，对这一个尖锐的问题，欧洲人权法院终于给出了一个“不等式”的“说法”。
尽管世人对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批评为“模棱两可”，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至此，英国“限制沉默权”的改革，看来，是已成功地经受了一次挑战和考验。
或许，英国司法改革的这一小步，日后，又势必会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一大步？
有趣的是，英国这边才刚刚风平浪静，而美国那边，“沉默权”问题却又风云再起。
风波的源头，来自于一宗著名的“迪克森诉合众国案”。
查尔斯·迪克森是一个银行抢劫犯。1997年，他经不起几个损友的诱惑，参与了持械抢劫弗吉尼亚州的一家银行。但他的运气却是糟透了，才一动手，便被警察发现，接下来便是被缴械、被一副冰冷的手铐戴上了手腕。懊悔不已的迪克森，在警察还未来得及宣读他的权利时，便迫不及待地一五一十地对警察作了坦白认罪并供出同伙。后来，根据他的口供，在县法庭上，他被判处一项盗窃罪和三项非法使用枪支罪。如果4项罪名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个倒霉蛋蹲大牢的日子，预计最少不会低于20年。
但此时，麻烦出现了。
这麻烦是什么？想读者们也一定早就明白。这麻烦就出在：拘捕了迪克森的那位联邦探员，事实上，是从未有对迪克森宣读过他的权利，即依足程序告知他那条著名的“米兰达警告”——“你有权保持沉默”！
后来故事的发展，其全部情节，便几乎是与“米兰达案”一模一样的翻版。
先是一个律师找到了迪克森。然后，迪克森听到了一堂有关“沉默权”的普法教育课。再然后，迪克森也如30多年前的米兰达那样地蹦了起来，狂叫：“告那家伙”！
弗吉尼亚州东部地区法庭很不情愿地受理了这宗似曾相识的上诉案。案情一清二楚，答案一目了然，有大名鼎鼎的“米兰达案”的经典判例在上，任何美国法官，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你所能做的事，都只能是不假思索地遵循先例，把迪克森宣布无罪释放。
但弗州的法官们是心有不甘：历年来在美国，像此类的案件实在是太多了！仅仅是因为警察在执法时犯了一点点无伤大雅的小错，仅仅是因走错了一小步程序，便要让那些罪证确凿甚至是恶贯满盈的罪犯们逍遥法外？更可怕的是，放虎归山之后，这些罪犯们绝少会从此洗手不干。相反，他们的反侦查经验更丰富、贼胆往往会更包天，日后再有恃无恐地去犯案，对社会势必会造成更大的祸害！面对着这些很不想放但却又不得不放的匪徒们，美国的法官们，往往是窝了一肚子的火。
于是，心怀怨愤的弗州法官，便一脚把皮球踢给了联邦第四巡回法庭。而不出所料，第四巡回法庭的判决，便果然是严厉地、毫不客气地给了迪克森当头一棒！
巡回法庭的判决书说：根据1968年美国国会颁布的《犯罪控制混合法令》：“被告人出于自愿的坦白，可以在审判中采用为对其证罪的证据，即使是未向被告人告知他们的权利”。据此法令，驳回迪克森的上诉：警员无错！迪克森还是有罪！还是该被投入漫长的牢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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