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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灰心，在哪儿跌倒了，在哪儿爬起来。”
“李干事，你有所不知。情况有时并不像正常想的那样。”接着我把炮团下的任职令、连队收缴我的胶鞋、于参谋挑衅等等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
李庆听后露出惊讶的表情。随后又淡淡地说：
“你别着急。我们了解一下，做做工作。”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对这事已不感兴趣了。”
“那好哇，应该有点高姿态。”
“李干事把我抬高了。我要求复员。”
“别开玩笑，别开玩笑。这怎么可能。你们有文化，在部队很有前途。”
“李干事，我说的是真的。部队要求高，我不大合适。”
“你还是有顾虑、有想法。这样吧，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说说，我们能帮你解决就帮你解决。但复员，我们说了不算。”
“李干事，我没什么别的要求。只想找政委汇报汇报。他批评的那些事是有的，但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瞧不起师长和团政委的话是赵干事说的，不是我说的。瞧不起指导员的话，更是他编造的。”
“老施，你看这样行不？你先回去，等有机会我们把你的情况汇报给首长。”
“不能麻烦你给通报一声吗？”
“老施，你还不明白部队的规矩。有情况需一级一级反映，不能随便越级。团领导要汇报情况还要事先打招呼，等着师首长安排。一个普通干部说见就见是绝对不可能的。那样的话，首长一天什么也不能干了。全师好几百号干部，接见都接见不过来。你要真有问题，可以直接找团首长。”
直接批评我的是师政委，又不是团政委，我干吗去找团政委？分配又不是团里决定的，而是师里决定的，我当然首先要找师里说话。可是我不能说这个理。如果把惟一可以说话的李庆也得罪了，我连反映问题的正常渠道都没有了。此外我还有个要求希望他能帮助一下。于是说：
“那好吧。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向师政委转达一下我的要求。现在有个具体困难请李干事帮助解决。”
“你说吧，只要职务允许，我会尽力的。”
“我父母年事很高，最近两个老人都病了，家里没人照顾。我想申请探亲假，回去照看照看。”
“这事好说。我们跟团里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安排。”
我很累。想来李庆也很累。我想尽快脱身，他同样想尽快把我打发走，所以他满应满许帮忙。至于能否帮忙，那是只有天知道的事情。对于李庆个人，我没有更多的怨恨。他由热到冷的变化，他的世故，都很正常，换上我大概也不会比他更好吧。落到我这种地步，人人避之惟恐不及，他没教训我，已经很不错了，还能指望他什么？当我坐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仔细回味两个人的对话，我忽然明白，我找谁都是没用。师政委说了就说了，错了就错了。我还能把理搬回来吗？即使我把问题澄清了，影响能收回来吗？麻政委会给你收吗？这个社会的各级政治权威从来都是以永远正确的面孔出现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就等于动摇自己的领导。麻政委会推翻自己赖以生存的逻辑吗？再说，我既然要想复员，在乎什么麻政委的讲话？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越坏不是越好吗？所有那些复员的干部不是都通过制造坏印象而达到目的的吗？我应当在现有的底色中继续加黑，而不是把这底色擦抹干净。所以今后谁也不要找，任凭关于我的谣言自由飞翔。想到此，我发现，我今天的辩诬是个失策。惟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我的辩诬不会有何效果。传出去还会以为我不自量力，随便越级反映问题。真是那样最好。
回到连队我在直觉上感到好像有过什么重大举动。看墙上，刚刚发给我的手枪没了。再仔打量，挂在墙上的所有枪支全没了。我问战士，谁拿我的手枪了。战士们说，枪全都收到连部去了。我略一思索，明白了，他们原来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昨天跟指导员发怒时说过他找死的话；过去还跟组织干事说过我的一个哥哥曾拿枪伤过人。那时说那话，是告诉他们我不适合在部队，希望锻炼结束后打发我复员。现在他们把两件事连在了一起，怕我开枪杀人。我觉得万分好笑，原来是一帮胆小鬼、懦夫。他们的命根本不值钱，永远不值得我拿自己的命去换，一百个也不顶我一个。我绝不会那么傻。
补记：不知为什么，蚴蜒啃脚和火车晚点的梦像镶在我的脑袋里一样，一直伴着我后来的岁月。我讨厌它们，它们太使我恐惧。但我抠不掉它们，他们一直跟随到我消失。
二十三、 批判会
砍伐木材的任务完成不久，部队开始冬训。排长、副连长分批分期到扎兰屯师部举办的军事学习班学习。每期三天。我是最后一期去的，最后一个回来。回来的第二天，连队就开始拉练。
当晚的动员会上，连长和指导员对于第二天的拉练作了详细的部署，其中包括干部在各辆车上的位置。谁都有座位，只有我没座位。连队一共四台车，连部一台指挥车，一排二排两台炮车，指挥排一台通讯车。每台驾驶楼里可坐两个干部，连队的八个干部正好把八个座位坐满。当时司务长不去，团里的于参谋来队协助拉练，他被安排到一排的炮车上。作为一排的指挥官，我理所应当坐在一排的炮车里。可是我却要跟战士一起站在车箱上。除非没有自尊、不要人格，否则绝不会对这个安排欣然接受。可以想见我当时的心情。愤慨几乎把我从床上弹起来。只是为了在全连干部战士们的面前照顾他们的面子，我没当场发作。但是动员会一散，我马上追到连部发问：
“指导员，这个安排一定是你作的了？”
“什么安排？”
“装什么糊涂？干部的位置啊！”
“支部集体决定的。我当然同意！”
“我想问你，你到底要干什么？”
“工作，革命！你说能干什么？”他边说边阴阴地笑着。
“什么工作！？你是打着工作的牌子搞阴谋诡计，打击报复！”
“你要干什么？”他厉声问。
“你是白痴啊？你不懂啊？你要是白痴我就告诉你：我要平等的权力！”
“你要什么权力？谁给你的权力？”他的脸一会青，一会白。
“你说谁给的？人民给的！国家给的！部队下令给的！”
“哪里的人民？”
“你说哪里的人民？你想反对人民啊？！你就是人民哪？你以为你当上指导员，你就是天上老大，地上老二了，你就可以代表人民了？！”
“你吓唬谁呀？！”
“我吓唬你什么了？我问你，我是不是国家认可的干部？我是不是三连一排的排长？你要说不是，我明天就去团里要档案。你给我说清了！”
“谁说你不是干部了？但你是代理排长？”
“代理怎么了？代理有没有指挥的权力？”
“谁说没有了？”
“没说，没说你为什么宁可让驾驶楼空着不安排我的位置？”
“这重要吗？”
“不重要你为什么不下地走？”
“你别不自量！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有什么不自量？你以为你现在是个指导员，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就你这没水平的熊样儿，到地方有没有人要你还是个问题呢！给我提鞋都不要！”
“你想打架呀？”他的脸色铁青。嘴唇发抖。我想我的脸色同样不好看。
“这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以为你在全连面前让我丢脸，愉快啊？我就让你难受！”
“我愉快什么了？”
“你愉快呀！你是想告诉全连，我就是个大头兵。你可以随便摆布我，让全连谁也瞧不起我。这多能满足你小人的阴暗心理呀！怎么能说不愉快呢？可是我告诉你，你太卑鄙，手段太低劣！你以为我会接受吗？打错了算盘！”
“你给我出去！”
“上哪去？这是人民的军队，不是你隋彪的。我今天不但不走，还要跟你干到底！我看你还有多大本事整我。你掂量掂量自己有多沉？就你这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回你的山东老家让你当不当干部还是个问题。我再是代理排长，回去依然是干部。你一个丢一分钱都要大哭的东西信不信？”
“你诬蔑人！我今天就要治治你的骄横劲儿。”
“谁骄横？你个土暴子开花，得了点权力不知怎么用，就随便整人，是你骄横还是我骄横？！”
“我今天就不信你老虎屁股摸不得！”
“摸我，看你长没长那手？老连长在时你想压制老连长。新连长来了，你老乡的面子都不给，处处想说了算。你今天摸我试试，砍断你的爪子！”
“你来砍，大家别拉着，让他砍。”
想来这个决定是他一个人拍板作出的。因为它明显地不合理，所以连那个新连长都不愿承担责任，一直没有插话。他站在指导员的旁边，叼着烟嘴，像绅士那般悠闲地抽着恒大烟。也可能是想借我的嘴发泄对指导员专权的不满，所以他虽然劝我回去，但并不认真，还走到我身边小声告诉我，到时坐到驾驶楼里就得了。那个于参谋可能是有了挨骂的教训，怕再度引火烧身，也不多说什么，只是挡在我们中间，让双方少说一点。正是看出了这种形势，我无所顾忌地痛斥他、揭露他。最后我觉着出够了气，在连长和副指导员的劝解下、推拥下，离开了连部。
吵架后的心情难以平静。不管当时我怎样占了上风，可是过后仍觉憋闷，因为我不可能洗去指导员在每个战士心中造成的影响。而且还有丝丝缕缕的自谴不时地爬上我的心头。这一夜，我翻过来掉过去，简直无法睡着。
我用第三只眼反躬自问：是否有失身份，落入到了颟顸者的水平？我好像觉得我有些粗，性情过于急躁。从小到大我一直为我的脾气犯难。其实我并非暴躁之人，对于好斗者的侵犯，我还颇能忍耐。小学时由于淘气，老师掐半拉眼珠都看不上我。他甚至当着我父亲的面损我：“谁儿子能念大书，你儿子都念不了。”我尽管恨他恨得牙根直，但从来没有冒犯过他。初、高中时代和大学时代，班级小干部、老师乃至系党总支书记因为我不合潮流，不点名地批评过我无数次，每一次都让我长时期抬不起头来。可是除非不得已，我很少当场对峙。不过，也应当承认，我一旦发起火来，往往都失去控制，变成一场灾难性的爆炸。中学时代，我在体育课堂上煽了团支书两个嘴巴，脆亮的响声和他的哭声让一阵惊雷滚过操场的上空。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留校察看。大学时代，班长、支书、组织委员一男两女的三角恋爱被爆光。我在一次会上义愤填膺地批判学生中的政治伪君子——爬虫现象，结果我的意见不但没被接纳，反而被内定成“具有反动倾向”的学生。虽然我并不感谢文革，但它确实让我躲过了一劫。此后我想成熟点，想修炼一下自己，可是原始的、本能的冲动终于还是在我走上社会的途中给我惹下了一连串的大祸。
我怕了？当我用“大祸”来自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我的灵魂深处还有市侩的影子，我贪图世俗功名利禄的念头不净。难道还需要坐稳奴隶的平安？面对指导员的安排可以容忍吗？不。人活着要有尊严，要有骨气。当人的尊严被肆意践踏时，是为了渺小的利益苟安，还是起来抗争？指导员的安排已经把我踩到地缝里，难道在这种时候还要用文明的方式和他讲理吗？知识分子的文明，或别人加给他的身份文明，常常是一种精神枷锁。对他自己来说还是一种懦弱的托词。文明的使用在任何一种社会里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而所谓的不文明、粗野也并不都呈现着贬意，革命和造反的画卷就是由它们拉开的。真的，细心琢磨一下人和人的纠分，温和说理的方式不都是万灵药；有时反是以激烈的方式能有效地制止邪恶。该发火时不发火，该吵嚷时不吵嚷，不是患了雄性激素缺乏症，就是被阉割了生殖器。他不是男人，不是大丈夫。苟苟且且，不想丢掉点什么的人，永远做不了大事。中国人之所以奴隶多就是因为在该发火的时候不发火，该起来的时候不起来，总想以“忍”来平天下。结果权势之徒变本加厉地进行凌虐，让奴隶们活得越来越沉重。这样一想，我那第三只眼的谴责也就失去了根据。不管别人怎么看，像指导员这类权力小人就该骂。我不会因为骂他而贬值，反而能够升值，挺立起我的人格。
如果说，我真有什么值得谴责的，那不是对这个来自沂蒙山区守护时代庙门的小恶煞的詈骂，而是我的虚伪性：不是用我信奉的观念，而是用他信奉的观念击败了他。表面上看，我说“人民给的、国家给的、军队给的”并不错，我的身份还没逸出社会给与的规范之外。但是既然我心底里并不认可这样的概念，我就不该打着它们的旗号。坦率地说，当我脱口而出的时候，我曾有过别扭的感觉。即使我用此击败了他，我的心里也没升起过胜利者的自豪感。在那种时候占据我头脑的只是实用主义的目的性：堵住他的口，让他无理可辩，让他露出整人的马脚。指导员败在只凭对我的感觉做事、而并没掌握我背逆社会的事实。既然不能把我划到人民的圈外，他就得按人民圈内的语言和我说话。他的安排和这个语言逻辑的撞击必然把他推到张口结舌的境地。在那一刻，我甚至感到自己不公平，觉得他输得可怜。然而我最终还是原谅了自己。我给自己脱身的理由是堂堂正正的：他代表着邪恶，而我的要求是正义和人性的最酣畅的表达。当他所代表的邪恶力量蛮横地霸占着整个世界，我的力量不足以使我跟它正面抗衡的时候，我只能盗用它们允许的语言和逻辑来表达我反抗的意志。我想，未来的反叛者的历史不会因为我的不洁而拒绝给我签证。策略，到什么时候都允许有的吧。
……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屋里空无一人。我开始觉得惊异，待慢慢缓过神来，才想起来，他们是拉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