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气找个好样的，比你强的。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心里总放不下你。”我心里微醺，想加大醉感：“怎么对我产生好印象的？”“上你家串门。你和几个朋友辩论，谁都说不过你。我后悔自己没念书，嘴还笨，就想找个有知识能说的。六六年厂子派我们到省城学习，我想到你们学校找你。可一想起上一回的事，又害怕了。两年前，你嫂子要把我介绍给你，我高兴地等了一个多月。可每天见她的面，就像没说那回事似的。我知道，她是逗我。我绝望了，这才处了几个。” 说完她才觉得烦了：“你别老忌妒过去的事，你咋不先找我？”我无话可答了。俄顷，我又问：“你不害怕我不要你吗？”她回答的非常果断：“没啥害怕的。真那样，再找对象，把话跟人家说清楚就得了。”说着她流着眼泪：“我也想过这样的下场。所以我说，不行的话，咱俩就早点黄了算了。再说我的政审可能不合格，别耽误你的前途。”“那你不觉吃亏？”“爱了，给你愿意。我真的不会纠缠你。”她继续流泪。我把她紧紧抱住，把她的眼泪蹭到我的脸上，允吸到嘴里。我觉得瑞珊是天底下最单纯、最洁白的姑娘。她对我的爱是至诚的、是刻骨铭心的。我绝不能辜负她的爱，绝不能做一个负心汉，即使她的身体曾有所属，我也绝不计较。随后就是再度吻遍她的全身、抚摸遍她的全身，在她的身上凶猛地疯狂地起落。事情过后，瑞珊总是伏到我的身上，捧着它，用脸贴着它。她也学会了专制，说：“它真好，永远是我的，谁也不能让。”我比她还专制，捂着她的私处说：“我要用一把锁把它锁上。如果发现它被别人打开过，就把它挖掉，让你一世不得做人。”瑞珊不但不生气，反而因为我的残酷更加爱我。她用劲搂着我说：“放心，我永远是你一个人的。”我说：“就是活到八十岁，我也希罕你。最好咱俩一起死，死的时候裸体抱在一起，永远贴着。”
真的。我爱瑞珊爱到了极限。剩下的所有日子全都给了她，父母、朋友连和我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母亲虽然抱怨，但每天早晨还是早早起来给我做饭；饭好后又招呼我到点约会了。瑞珊十分恐惧怀孕，但生在那个时代的姑娘不知道怎么避孕，所以每次做爱前都战战兢兢。我希望她怀孕。这样我的心里不但踏实——能永远把住她，还觉着刺激。在一个十分不开放的年代，我和一个举世少有的美女不婚而孕，够浪漫的了，它会惊动整个一个小城。瑞珊谴责我的想法自私，不想想照顾她的脸面。可是一旦入境，她什么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接触不久，我就想跟她登记结婚。她说什么也不同意，以为刚刚黄了一个，现在一下子就结婚会引起人的猜疑，影响不好。到了和我如胶似漆的时候，她倒主动提出结婚。虽然她只是说说，未必真的敢做，但还是拉着我照了订婚像。那一天她的脸蛋比春光还明媚，比夏日的花园还灿烂。“仪式”举行完了，她回来躺在我的怀里，陶醉地说：“我是你老婆了，我什么都不怕了。”这次做爱完了，她安静地闭上眼睛，露出了甜蜜的笑容。随后看似用劲地咬着我的耳朵却又不使我疼痛地说：“不走不行吗？”我摇着头表示不行。她十分遗憾地说：“那就盼你快点回来吧，回来好结婚。”我说会的。她幸福地把头埋在我的胸脯上。
可是我什么时候时候我才能再度亲她呢？每望着那个乳峰高耸、年令和瑞珊相仿的少妇，我都忧郁地、怅惘地想。这时我还非常羡慕那个二十二岁的小排长。我生出一种幻念，我要是他该多好，当然，最好那个少妇也应变成瑞珊。
二十、 伟大与渺小
自从和赵春来吵架后我就陷入到十分孤立的状态。我不但越来越成为连队可有可无的人物，而且成为没人敢于接近的人物。上山伐木，我干的再出色，没有人提及。休闲时和人搭话，很少得到回音。即使对方不得不答，发出的声音也像蚊蝇一般有气无力。就连和我十分要好的李雪华也有意躲避我，尽可能不在人多的地方跟我说话。我明白，我已成为一个威胁他们安全的爆炸物。高傲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遇到蔑视我的场合，自尊更使我保持决绝对立的姿态。当我发现人们怕我像怕瘟疫的时候我不再主动和任何人接触，不再找任何人说话。什么与工农兵结合，我自己就是农民的孩子，用不着谁给我套上枷锁。我也从没把它当成天底下惟一正确的经书。从古希腊哲人到启蒙运动的伟大学者，我从他们充满智慧的言说里能够找到无数利器来粉碎这个制造知识分子奴隶的、欺世盗名的谎言。孤立必然孤独，但我从来就不怕孤独。还在中学时代我就孤独。大学时代，我依然孤独。因为瞧不起那些学习上的笨伯、专门靠政治运动向上爬的班级小干部，我一直是他们和背后支持他们的老师整治的靶子。可是不管他们给我戴上过多少“只专不红”的帽子，不管有多少白眼投递给我，我照样直行。伟大的但丁成了我的精神支柱：“走自己的路，任别人说什么。”易卜生也给了我推动力：“越是孤独的人越是伟大的人。”但孤独也是一杯难咽的鸩酒。被它浸泡久了，看不到生的希望，也会冒出告别人世的念头。我常常觉得我是荒原中的一条孤狼，是暗夜中一条没有形迹的影子。在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我就曾不止一次地怀疑过生的意义，不止一次地想把我的生命还给上帝。我不知道要不是一个偶然的动念爬上我的心头，我在这里会把孤独持续多久。
事情出现在我的身体上。我越来越感到我的睾丸隐隐作痛。我想起我跟瑞珊整天拥抱而又不能疏导的时候，那时我曾有过同样的症状。我估计这一次犯病多半跟我无休无止的青春梦有关。到团卫生队去诊治，医生说是副睾丸结核，它是由于饮食中的矿物质多而引起的。其危害挺大，可以造成不育。他建议我到齐哈市军医院住院治疗。我虽对他的诊断表示怀疑，但内心里却又喜不自胜。我的第六感觉使我没把问题看的那么严重。我大脑皮层的兴奋点集中在我成功地创造了了一次休息的机会。
住院很顺利，用药更及时。最令我振奋的是医院的伙食。可能是因为当时军队的声誉高，待遇好，社会上的物资虽然紧缺，这里却应有尽有。早餐花样多，馒头、糖饼、花卷、油条、挂面。相应的配有鸡蛋糕、牛奶、浆子、炒鸡蛋、荷包蛋、花生米。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红烧排骨、酱牛肉、浇汁鱼、小鸡炖蘑姑、猪肉粉条、木须肉……所有为当时中国人喜爱的佳肴都能轮番上桌。我说许多战士都想找个借口住院吗，原来这里每一天都是节日庆祝，每一天都是过年。令人愉悦的还有，你彻底地告别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告别了学经书念报纸，整日地处在悠闲状态。医院里的的日常活动除了接受查房、打针，就是玩，逛街。相棋、军棋、扑克、麻将，想玩什么都有。齐哈市虽然不繁华，既无名胜，又无古迹，只一个动物园，还没多少动物，可是宽敞的柏油马路多的很，足够饭后散步的了。
我的病情本来不重，病房医生开始就表示怀疑；待到用上药、症状迅速消失后，他很快就作出了诊断：不是结核，而是轻微的炎症。但他没赶我出院，可能是物伤其类吧，他颇同情我的境遇，说出来一次不容易，建议我多住些日子，做一下包皮手术。我欣然应允。
但我天生是那种有福不会享的人。几天的好吃好喝就使我产生了厌食症。我的那个东西很特别，营养一上来，它就万分活跃。一硬一宿，支楞的我睡不好觉。白天只要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它马上就会撅起来。每乘公共汽车，我都要找个有空隙的地方站着。因为只要人多拥挤、哪管轻轻触碰到女性的身体上，它都会坚挺如铁棍、如木柱。我绝不能让它犯罪，即使让女人说三道四也不行。脸面对我比生命还重要。躲避羞辱和犯罪的惟一办法就是逃避女性。
我彻底地坠入到了生理的旺盛周期。我日日夜夜思念着瑞珊，几乎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天天吃好的，本来已感到油腻，没睡好觉，胃口更没了进食的欲望。我渐渐感到医院同样是一座是牢狱。
烦躁不仅仅是因为被挑起的强烈欲望得不到满足，更因为我得不到瑞珊的任何信息。瑞珊已经三四个月没给我来信了。住院后我立即通知她往医院来信，可是我像遇到了久旱的天气，心灵里得不到一点甘霖的滋润。怀疑变成了热病，一时也不肯退烧。暴怒变成了野兽，时时刻刻在我心中吼叫。可怀疑不能得到证实，吼叫不能被发出，只是几天工夫痛苦和绝望就把我折磨得只剩下了皮包骨。我真真切切感到了生命的微弱，每动一下浑身都出汗，每走一步路都得打晃儿。挽救生命、挽救自我的惟一办法是跑回去看看，能行就行，不行赶快结束。齐哈市离拉哈尔市不远，火车一个小时一趟，回去方便得很。中国有句俗话，叫人在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扎牙。
这时前来住院的王新民告诉我分配已经结束，我和绝大部分人都留到了五师。从军队农场到部队，我发现王新民是我命运的猫头鹰，总给我带来不祥的消息。除了我们共同分到五师这一条不算，他还秘密地趴到我的耳边告诉我，师里的麻政委在分配会上点名地批评了我。说我骄傲自大，瞧不起师长、团政委、指导员等等。他没忘了给我一个习惯性的瞩咐“千万保密。”
我掉到了冰窖里。冰窖有速冻的效果，我失去了感觉，失去了思维能力，既不感伤，也不愤恨。我不知什么时候从冰冻中缓过来的，醒来时眼前一片黑暗，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我猜想，那被子肯定是对面的病友、从大兴安岭东部来的小战士给我盖的。我悄悄下了床，悄悄推开门，来到走廊。抬头看挂在墙上的时钟，已经深夜两点。
我解完手，回来脱掉衣服，躺在床上。但我说什么也睡不着了。这好像是我的宿命。一切都不像希望的那样到来，到来的却永远是自己所恐惧的。其实我对好运的企盼，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我曾迷信，我天生是个倒霉的人物，但细究起来，所有的倒霉都含着必然。我和时代开的是两套车，我和现实格格不入。时代要人做的是驯服工具，是亦步亦趋的奴隶，而我却总想当自己的主人。在中学时代，在大学时代，我不是各种政治运动的落伍者，就是它们的尾巴。“落后分子”的名号一直跟我同行，而荣誉的桂冠从来没有光顾过我的头顶。大学二年级我还因为在底下诅咒杨朔、郭小川搔首弄姿的宫廷文艺、讥讽贺敬之的造神与育奴诗篇而被留校察看一年。从小到大我甘于倒霉的命运，对社会不抱任何希求，甚至还以同它的对立为荣。我自诩这是“出污泥而不染”，并决心像屈老夫子那样坚持到底：“虽九死而不悔”。只是碰上了大学毕业分配，我迷失了自己。我没好好考量，这个分配是个倒错，只是偶然地借了“文革”站队的光。因为说到底，我的灵魂和这个时代并没走到一起，冲突和遭到它的清算早早晚晚必定得发生。我应当回到原点。没有了风光的企盼也许就没有了痛苦。
想明白之后，我突然感到十分轻松。我决定尽快出院，趁机回家一趟，看看瑞珊到底为什么音信全无。我的手术已经基本痊愈，医生大概不会阻拦我。
第二天上午我办了出院手续，之后坐上203路无轨电车来到齐哈市火车站。可是下了电车，面对高大的票房子，我犹豫起来。人没走到最后一步，没到达临界状态，不知想像的深浅；只有迈出最后一步，踏向完全陌生、完全空洞的“未来”，才可能实际地感受到想像的危险性。此时我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我的选择意味着我将逸出社会之外。万一叫部队知道了，开除军籍，即使回到地方，也无法安排工作。可怕的后果等着我——失去瑞珊，毁掉了赡养父母的许诺。一个现实的自我出来发问，我的选择是不是有些轻率，我有没有必要把路走绝了。我在站前广场上来回踱步。时针飞快，两次列车已经轰轰走过。
我必须抓紧时间说服现实的自我。我应调出理性的自我，积怨多年的他能够引爆出强大的诉讼力量。是的，我发现，只要理性的自我一站出来，现实的自我就黯淡地、萎靡地退到一边，接受无情的审判。理性的自我几乎是带着一种愤怒的语调斥责现实的自我：你究竟想要什么？你到底能够得到什么？我多年来作为主要的代表一直同现实进行抗争。我所追求的就是个体人的自由发展，是同所有的黑暗、邪恶、暴力划开界限。这是人的所有欲求中最高的欲求。可是它何时得到过承认，何时得到过满足？我的所有痛苦都是因为长期遭到扼杀和压抑而引起的。你因为同情我的遭遇，也是为了促成我的高洁，宁愿牺牲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退居到幕后。今天，当我对现实再一次发起冲击的时候，你为什么充当拦路虎？人要安于一种秩序，祈求秩序下的恩典，他必须对这个秩序的良好性能有充分的体验。果真如此，他不但可以做这个秩序的良民，还应该做维护它的战士。可是我何曾体验过它的福祉？你应该记得，我从高中时代开始发育。那时我想脱离蒙昧、追求知识。我甚至早早支付了青春，当别人都在享受游戏的快乐时，我把自己关在幽暗的小屋里，埋身于书本中。我不知烧掉了父亲的多少蜡烛、灯炮，消耗了他多少度电字？以至他常常在深夜中醒来时蛮横地吹掉蜡烛、关掉灯，惹得我愤愤然，故意把父亲的关爱说成是吝啬，虽然在当时大批灯炮和蜡烛的消耗底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你更应知道，我对当时剥夺学习时间的政治活动深恶而痛绝之。什么一年两次的支农、什么没头没脑的勤工俭学、什么大炼钢铁、什么学雷锋，我认为所有这些份外活动，全都是制造垃圾的程序，全都是对人才成长的摧残和扼杀。可是穿透历史的目光被横暴的力量压到意识的深层，只能变成自言自语。先驱者的消极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