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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不好当是真话。”我本来在下一句话里用“但是”，可为了不让他感到我是在反驳他，故意把“但是”剪掉了，声调还特别平和：“各层领导有各层领导的职责。各个不同性质的工作有不同能力的要求。将军胸藏千军万马，要能运筹帏幄，善于调度和使用各种将才，特别要有大智大勇，甚至在一瞬间赢得战争的胜利。将军是军事家，没有相当的军事素质，乃至多方面的知识，很难立于不败之地。诸葛亮如果不懂天文地理、不懂战争心理学，不可能草船借箭、击败曹操，不可能设空城计吓退司马懿。”
这时二班的五个战士都已回来。他们听的津津有味。有的一个劲儿地追问草船借箭、空城计是怎么回事。作为团干事的赵春来觉得很没面子，他如坐针毡，跳下床，站在地上高声分辩道：
“施大学，你只记住了军事化，忘记了革命化。我们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就是用革命化打败了美蒋反动派的机械化。毛主席说过，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用坦克、大炮武装到牙齿的的反动派。革命化的思想是精神上的原子弹，它比一切单纯的技术都厉害。有好的思想才有大智大勇。四个第一说的很明白，人的因素第一，人的思想第一，政治工作第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战无不胜的。这样的人靠谁培养？连队被称为部队的刀尖子，这样的刀尖子靠谁培养？指导员。你说那玩艺儿不对。”他紧了一下鼻子，撇了下嘴，接着说：“那是早就被批倒的单纯军事观点。再说诸葛亮终于还不是失败了。因此没有一个统一的革命化思想是不行的，单靠军事技术可以打一两场胜仗，但却不会赢得全局的胜利。”
赵干事的话是精神万能论，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唯心主义，我向来怀疑它的正确性。当子弹向人打来的时候并不问被袭击的是革命者的脑袋还是反革命者的脑袋，而以同样的速度穿透它。革命者的脑袋不会那样坚硬，会使飞来的子弹失灵或掉转方向。因而对我们来说要学会在他的子弹没打过来时先打中他，或想办法叫他打过来的子弹滑落。这虽然是军事技术，但绝对不可放弃。不过赵春来说的话是时代的经典，它们是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试金石，我怎么敢明确地表示反对呢！我起身坐在床边上，向他解释：
“赵干事，坐下说，坐下说。我没否认精神的作用，也没否认指导员的作用。我只是就各自所负的责任来说，将军的担子更大些，指导员的工作范围要小些。而且我们的将军大都是从兵里撸出来的，一级一级升上来的。有些当过指导员，有些当过连长。”
“施大学，不管怎么说，你太小瞧指导员了。当指导员不在文化高低，而在你有无思想水平。有文化，不等于能当指导员，没文化，也可能当好指导员。”
“赵干事，我没有瞧不起指导员的意思，没这意思。但指导员不是哪路神仙，凡是人都不可以做。有个营长说得好：有的人像手里的馒头，扔掉了可惜，吃到肚里怕装不下，只好拿着。”
“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赵干事好像只听了后一句话，没琢磨出味儿来，脸变成了蒸熟了的螃蟹壳，但他忽然又像明白了什么，带着阴险的口吻反问道：“这么说，你能当指导员了？”
“赵干事，我没这么说。”我的声调也高了起来。
“别看你们大学生有文化，见过世面，要是真让你们当指导员，恐怕还拿不起。这不是我轻看了你。”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我。
正常的论辩不可把当事人牵扯进去，不可进行人身攻击，这是起码的常识。我没想到赵春来竟会如此无礼。歧视知识分子虽然是一种时代病，但对于一个并没有丧失自由、而且取得了一些社会承认的知识分子，毕竟应该讲究一点。指着鼻子进行公开的贬低，只有势力小人才能干得出来。士可杀而不可辱，三年多来从军队农场到正规连队，我每天都得压抑自己的灵魂。我每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惟恐拂逆教育者的一点尊容而引出一连串可怕的后果。然而即便如此仍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还想骑在知识分子的脖颈上拉屎。我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开始爆炸了。就是领不到他们签发的合格证书也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要是真被他们迅速地扫地出门，还完全合乎我的心愿。我以强硬的口吻回他道：
“你别吓唬人！我告诉你，人就看你用不用。用他，他就可能干好。不用，他永远是个未知数。毛主席不说‘实践出真知’吗？实践也可以出人才。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指导员也不是天生就能当的。”
“用？”他带着嘲弄的口吻说：“那可不是自己想的事。思想是人的灵魂。没有好的思想，到哪里都出问题。不是我泼你的冷水，你们从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只有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才能得到使用。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还有报纸上说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赵干事一说话嘴边就堆积唾沫。由于越说越激动，唾沫竟然喷到我的鼻子上。
我气炸了肺。一方面是他的唾沫，一方面是他的那些话。它们在农场锻炼期间就广泛流行，曾不止一次地激怒过我。今天，经过一次次洗礼，我仍然被挡在门外接受污辱，实在忍无可忍。我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反驳欲望：
“赵干事，你对我们这拨知识分子的看法是偏见。我们是在解放后上的学，你也上过。我们上学时，没听说是资产阶级学校，只听说是党和人民办的。当时党和政府号召我们上学，我们从小学到大学一个经常性的主题就是感谢党和毛主席，叫我们穷人家的孩子上了学。要是那时有人说，这是资产阶级学校，我们就不上了。而且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一直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怎么资产阶级了？我们怎么洋了？洋得起吗？直到大学毕业，我们都得靠父母供养，怎么叫不认爹和娘了？纯粹是诬蔑！你也念书了，你洋了，你忘了爹娘了？”
我越来越激动，越来越胶着我的思想。我要为知识分子申诉，为自己申诉。我恐惧，但更想占有胜利的快感。我迅速抓取时代容许的每一个词语和表达格式，并巧妙地批判时代的谬误。
“操，”赵春来被逼得恼羞成怒，开始带上粗俗的语言，“照你这么说，知识分子就不用改造了？你就是个红彤彤的知识分子了？”他歪着嘴，冷笑着。
“我没说知识分子不用进行思想改造。但思想改造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事，它是一切革命者都应当注意的事。”我咄咄逼人，由守势变成攻势。
“毛主席可没说工农也要进行思想改造。”他继续冷笑着说，而且带有煽动性地问旁边的几个战士：“你们听说过吗？”
想不到他会来这一着。他这一着很灵，战士们虽然没吱声，但眼神和表情明显地倾向于他。人都是势利动物、自私动物。当处在旁观状态时，他不偏不倚；当被裹挟到事件中后，他就会放弃客观立场，维护偏狭的自尊和容誉。
而由于对赵春来的卑鄙伎俩格外生气，由于争胜的心理越来越强，我的说话也就没了把门：
“毛主席没说工农兵也要进行思想改造的原话，但他说，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在谈到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时，他还说过，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他这句话并没专指哪种人，但应包括一切改造客观世界的人。还有在谈合作化运动时，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你把自己同工农兵摆在一个位置上，太不自量力了。你不要忘了，你接受的正是工农兵的再教育。”他指着周围的战士说：“这里每个人都是你的老师。你别指导员不服，战士不服，总以为自己高明。”有的战士露出了微笑。
李雪华看出形势发展下去会对我不利，所以出来劝解：
“老施，别说了。说多了不好，伤和气。”
我欲罢不能。赵春来既已不仁，还煽动战士对我的敌意，我就不能束手待毙。一个致强敌以死命的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必须狠狠揭露他，让他当众出丑。
“赵干事，我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不假，但接受的是他们整体的教育，并非每个人的教育。工农兵中有许多人值得我学习，但不是每个人都是我的楷模，你就不是。如果单个地比，你根本就不配。翻翻你的老底，你的资产阶级思想比我多多了。我至少还没装积极混到党内，提了干部就开始泡病号。也没像你那样整天鼓动老婆算卦挣钱。你一个唱二人转出身的下流货，老蹦蹦搭搭地跟我挑什么衅、卖什么关子？我又不抢你的饭碗，你少他妈的跟我纠缠！”
赵春来原先还很得意，听到我的揭露，暴跳如雷。他一边喊：“你这个臭知识分子太狂了，我找你们指导员去。”说完转身夺门而出，奔向连部。
我自己虽有一时的满足，但心里马上被气恼和担忧所充塞。赵春来向连里团里告状肯定对我不利。在部队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我是个没有任何级别的“臭老九”呢？对我的评价和舆论必定向恶的方面发展。万一他们以不合格为理由无限期地延长我的锻炼怎么办？我后悔自己的冲动，熬了半年却熬不了一时，弄得前功尽弃。而且和一个小丑争气有什么用？整个时代都如此荒谬、都无法改变，怎么能把一个装满大粪的脑袋扭过来？自己何必为知识分子的名誉去充当无名的勇士？假如自己的呼喊确实能震醒一个时代的人们，那么掉了脑袋也还值得。在荒无人烟的角落里愤愤不平，无异于蚊虫的嗡嗡。想到此，我心里万分灰颓，重又躺到床上、闭上眼睛……
十八、 暗算
同赵春来争吵的第二天晚上，我照例去找卫生员针灸膝关节。
我原想放弃这次针灸。因为卫生员住在连部的隔壁，我怕在这里遇见赵春来或指导员、出现尴尬的局面。但我的膝关节疼得要命，昨天晚上几乎一宿未眠。说来奇怪，人的身体有时和他的性格形成一种天然的默契和感应。我总觉得我天生是一个别扭的人，我的性格与现实不相吻合，我的几种病也得不到现世医学的确诊和治疗。我整宿整宿地做梦，一分钟也不会停歇。这些梦离奇古怪，就是弗洛伊德活过来，他也未必能够解析明白。梦里的画面与现实场景毫不沾边不说，可疑之点还在于：第二天我头不疼、眼不花、精神头儿不减，照样看书学习。因此每次就诊，医生都表示摇头。神经衰弱？不是。神经官能症？也不是。我的膝关节和关节炎症状相去甚远，和大骨节病也不沾边。但一走长路、一干重活，便疼痛难熬。晚上躺在床上有增无减，难忍之时你恨不能把它们锯掉。多少年后当我读到章永粼遭到体罚睡不着觉的感觉，我以为那简直就是写我。因为吃药不济事、贴风湿膏不管用，卫生员建议我针灸。我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和他进行试验，到现在已经半个月了。
卫生员是六九年入伍的小兵，今年刚刚十八虚岁。他满脸稚气，做事还像个孩子。我进屋时他正生家里的气，嘟嘟囔囔埋怨家里一个月不给他写信。可我问他想家不想时，他又说不想，家里不来信才好呢，那样他还可以省八分邮票钱呢！
卫生员给我扎上针，说半个小时后拔针。交待完后，他便出去找北京老乡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呆在屋子里。豆大的烛光一闪一闪地在南面临窗的桌子上跳跃着，忽而左忽而右地往两面墙壁涂抹着暖壶、卫生箱等各种不规则的图形，把屋子显得格外幽暗。我好像重又回到童年时没有电灯的房子里，各种黑影的晃动唤起人的恐怖感。烧炕冒出来的烟还没飘散出去，在屋顶上盘旋游动，顺着门楣丝丝缕缕地往外流。我无聊地坐在铺边上看着这些室内风景，心里想着卫生员刚才说的话。他多单纯，说不想家就不想家，只要用一个自欺欺人的方法就能把自己安慰住。假如我能像他该多好。可是我试过多少回，想制止对父母、对瑞珊的思念，然而无济于事，制止从没融进我的血液。或许弗洛伊德老先生说的对，潜意识是一种巨大的内驱力，生命的血源本能总把我从现实环境中拉向父母、拉向瑞珊。置身于烟薰火燎的室内风景，我异常想念家乡的住屋。它虽然和此处一样都是劣质房屋，但室内空气新鲜，电灯明亮。更重要的是那里有老父老母的慈祥和温暖。临来前在家休息的半个多月里，他们每天晚上都端详我的脸，讨论我胖了还是瘦了。每天都多弄几个我爱吃的好菜，一边瞅着我吃，一边督促我多吃。他们瞅得我心慌，瞅得我悔愧。因为我年近三十，却无力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哪管是万分之一。我心里最感沉重的是，父亲一直把我看成他生存的希望，但我却无法敞开他希望的亮光。记得五九年冬天饥饿把我拖到了死亡的边缘，我整日处在昏迷状态。一次苏醒过来，我聚集所有的力量，用含混不清的语言安慰几句父亲。他脸贴脸地听着我的话，我分明感到他那流水般的眼泪烫着我的两腮。父亲嚎啕大哭，对着我的耳朵喊：“孩子啊，你不能走啊。你是爹的一杆大旗，你倒了爹也不能活了。”后来听姐姐说，他不顾当时禁止封建迷信活动，在东墙立下一个神龛，天天给祖宗烧香磕头，祈祷他们的在天之灵，要求保住我这棵施家的苗。他还把自己压了四十年箱底的狐狸皮大皮袄卖给了一个干部，专门用来补养我的身体。我心负重荷，焦躁地盼望大学毕业，以便卸下父亲肩上的担子。在农场锻炼期间，我把月月节省下来的钱都邮给了父亲。可他们分文不动，全都给我攒了起来。都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可是是谁叫我们天天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呢？是谁不让我们扶侍爹娘、赡养爹娘的呢？我那老态龙钟的父母何时才能享受一点儿子的孝敬呢？
忽然隔壁传来激烈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