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刚刚走上车箱，火车就开动了。
我带着一身尘土、一身狼狈，喘着气拣个空座坐下。随即靠在木制的椅背上养神。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忽然闻到一股脂粉香。睁开眼睛看时，一个身材跟瑞珊一般苗细的女性走到了我对面的位子上。她的眼睛黑亮、晶莹。与瑞珊的温柔不同，它们闪烁着一种活泼、大胆、野性的光芒。它们直视着你，好像非要燃起你的烈焰不可。我被它们撩拨得有些慌乱。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我嗫嚅着说：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您还能记得？”她爽朗地笑了，语气不无讽刺。
“记得，记得。好像也是在火车上。”随后我连忙道歉：“那次下车匆忙，连招呼也没打，很对不起您的关心。”
“不必，不必。”她连忙为我解围，又补充道：“您别介意，我不过随便说说而已。我只是觉得奇怪，您怎么和他们穿军装的人一样拘禁，害怕见女性？”
她的说话好像知道我有过什么身分是的，我对她的熟悉感到惊讶。但我不便过问，只是想回答她的问题：
“不，不，我不……”下面两个字应是“封建”。可又觉得初次和一个我不熟悉的女性用这个词，会让人觉得我有愿意接受勾引或不排斥勾引别人的嫌疑，于是咽回了那两个字，换成了对第一次下车的解释：“我那天太着急去部队报到。心情十分糟，所以对周围的事都心不在焉，对您的热情问话也过于冷淡了，请您原谅。”
在我向她作解释的时候，她始终含着愉快的微笑望着我。我觉得她过于大胆，但心里又十分喜欢她的坦荡和无拘无束。读了那么多的西方小说，我倾慕开放性的人格。我自己虽然做不到，但我并不讨厌女性对我如此。何况她是那么美丽、那么妩媚！而且我得承认我的心潮涌动，产生了和她亲近的欲望。尽管我努力唤起瑞珊的形象，用以抵御她的诱惑，可是我还是战胜不了自己。对现实的强烈占有感慢慢地把瑞珊的形象推到了意识的后边，以至它越来越模糊了。
火车快速地奔驰，她和我的谈话越来越热烈。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名字。”我高兴她把“您”换成了“你”，觉得这样亲切；更惊讶于她的表白：“真的。”她强调说，脸上泛起了红晕。
她的话使我颇为满足，，但我还是怀疑：
“怎么会呢，我们以前不认识。”
“感谢文化大革命啊！”
提起文化大革命，记忆好像又复活了她过去的感情。她的眼睛直视着我，目光那么亮，那么深情，那么贪婪。我简直坐不住，简直要发抖了。我曾经有过两次被女孩子热视的荣幸。一次在高中时代，在我领颂的时候。那诗是我写的，全班同学站在我的对面。作为红极一时的才子，我领尽了风骚。在进入激情的阶段，我突然感受到一种注视。那是来自第二排的一个十分漂亮的女生。她的眼睛红红的，喷着火，像要把我吃掉一样。我战栗、卡壳了一瞬间，脑海里闪过一个意识：她爱上我了。但那时我不敢爱，以至不敢接触她，直到她伤心地转走，转得无影无踪，我才在寻寻觅觅中感受到了失恋的伤痛。再一次是不久前，我和瑞珊在一起，在我家里。她坐在北炕炕沿儿上，我坐在靠近屋门、离她一米半远的椅子上。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谈话其实并不热烈，但瑞珊比较放松。在沉默一会儿之后，她抬起的眼睛一反平时的温和，汹涌着红色的波光，中间燃烧着一道织热的火苗。而且她显示出从来没有的大胆和专注，一直盯视着我。她似乎把我当成了一个小动物，想要迅速捕获。后来我明白，这就是女人情欲的最高时刻。瑞珊告诉我，那时她恨不能融化在我的身体里。
现在，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一下就读懂了眼前这位女性注视的意义。久旱逢甘霖，她的热烈注视像狂风暴雨灌满了我感情的空地。越是缺少就越是需要，我有些抑制不住本能的冲动，恨不能捧住她的双颊，狂热地吻她。然而我是个军人、一个旅客、一个有了以身相许之情侣的男人。所有这些方面的道德箴言一起作用，把刚刚站起来的我重重地、牢牢地摔在了座位上。
她也发现了自己过于激动，因而微微低下了头，似乎不经意地捏弄几下挎包上的拉链。随后镇静地说：
“我原是哈尔师专的学生。文革开始时算是个造反派。但我这个造反派跟一般的造反派不一样。我没什么崇高的追求，不捍卫什么什么。我只是反感科领导，还有学生会组织。他们太好整人了。你呢？”
她的自报家门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的母校和她的母校只有几百米之隔，哈尔市的最初几场文革风暴还是借助她们学校的场地刮起来的。她对隐秘的个人动机的剖白更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按常理推断，像她这么漂亮的姑娘要是对学生会、对科领导反感，肯定与他们干涉自己的浪漫史有关。她有什么样的浪漫史呢？为了引她说下去，同时也是基于个人的经历，我说：
“我开始造反，可能比你更自觉地维护受压抑的个性。不过你还没说清你是怎么认识我的。”
火车的奔驰一点点地把时间从我的手里卷走。我但愿这种亲密的对谈能够无限期地进行下去。我的心情不只是出于对女性的渴望，还因为长时期以来没曾跟一个知识者作过交谈。不能说话的苦闷使我觉得自己像《象棋的故事》里那个单独被关在监狱里的科学家。我把它叫精神杀虐。这种精神杀虐让我死过不知多少回了。但我又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谈话有限。我的终点是扎兰屯。从博克图到那里仅只两个多小时。现在离到站恐怕时间已不多了。因此我只能就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和她交谈。不过她一点也不着急，宁愿把话拉长，想使之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我会说到你问的问题的。但是你只有听完我为什会成为造反派，你才知道我怎么会认识你。”她停了停，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只照自己的意思往下说：
“我大胆地表示一种观点，不知你同不同意。一个漂亮的女孩总要比别人多遇着些是非。”
“为什么？”没有经历的人不懂，更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
“因为你漂亮，男孩子都愿意看你，接近你，讨好你，和你交朋友。”
“恩，这倒是。不过自己不能谨慎些吗？”
“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怎么会呢？”
她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说：
“我这个人天生不愿意伤害别人。所有愿意跟我接近的人，我明白，都有一个目的。我不会答应每一个人的要求，否则我就真的是个下贱的女人了。但我想，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没有什么歹意，相反是出于真诚和善良的愿望。他们爱美，这是人的美好天性。我们干么要伤害他们。他们接近我只是因为美偶然地落到了我的身上。如果抛弃个人的立场，只看对美的追求，我们都是朋友。要我像一般女孩子那样把男同学的情书都交到党组织或团组织那里，这种事是不会有的。我觉得那样做太残忍、太不近人情了。被人爱这是自身价值的证明，而不是受到了什么污辱。有些女孩子很浅薄。时代提倡禁欲、提倡革命，她们一见着有人给她们写信，就觉得是给自己泼污水。因为瞧不起她们，我曾说过，为了向组织证明自己的高尚而把男孩子的情书交上去，纯粹是政治市侩。以为受到污辱而求助组织对男孩的惩罚是卑鄙。我喜欢男孩看我。”
说到这里，她停下来问我：
“我的话你能接受了吗？会不会觉得我太放荡了？”
我没有勇气面对她的秋波流转。我得承认，我在男女交往中，生性是怯懦的。对于她的自白，我心里颇多矛盾。一方面我佩服她惊人的坦率，另一方面受习见的影响，我觉得她缺少果断。我低着头，稍稍琢磨一会儿，又看看周围，见没有人听我们谈话，答道：
“你的话惊人的坦诚。我十分欣赏你的人道主义精神。那些靠吃个人隐私而图谋政治升迁的人都是人类的曲虫。但如果从个人的角度讲，我恐怕难以接受。因为人对爱情的要求都是自私的。”我说这话时有一背景。瑞珊做过与她相近的表白。那是她跟我进入难分难解、形影不离的时候说的。她向我倾吐依恋，说：“和以前的朋友走路，从来不靠近，相隔有一米远，和你总愿挨着。先前走路，总有不少人看，自己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脸转给他。我愿意看到别人欣赏我。”即使和我在一起，她也没完全改变这个习惯性的动作。每当发现她的这个动作，我心里都很不愉快。
“你们男人就是虚伪。你们要求于女人的，就像一位大作家说的，恨不能是个妓女。但只要不是面对你们一个人，任何一点开朗都会被指责为十恶不赦的放荡。你们还可以贪婪地接受众多女性的崇拜，可是却绝不认可一个女人拥有众多的异性崇拜者，尽管她同他们没有任何不洁行为。你们完全以阴暗的心理度量女人，彷佛只要我们女人多一个崇拜者，就多了一个性交对象，用你们的话说，就是淫荡。”她很动感情，而且深深陷入到愤怒之中。
听到她的此番辩白，我不能不承认真理在她一边。她所深恶痛绝的男性自恋和专制在我身上照样存在。我不否认我喜欢看到很多人崇拜我，尤其女性。但在传统世俗的眼光中，她的见识还是要被污为放肆。只是让真理还原，你才会觉得她是个高洁、倨傲、少有的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应当说，坐在我面前的这个女孩子激活了我的知识细胞，复苏了我对开放性文化的感性知觉，我觉得她更像我灵魂的知己。为了安慰她，为了不惊动邻座的旅客，我压着嗓子悄悄地说：
“你的观点虽然尖刻，但却是对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你是先知先觉者。大概不会有多少人赞同你的信念。即便有人赞同，他们也不会在公开的场合与你站在一起。甚至相反，为了表示胸中有一股革命正气，还要坚决反对你。在中国……”我长吁一口气，把声音压得更低：“不但没有人权平等意识，而且许多封建观念穿上了红色外衣，变成了革命的语言。它们拉成了厚厚实实的大网，包裹着人们、围困着人们。最糟糕的是，它们驾驭着权力的车辇在每一个社会孔道里穿行。我们无法阻挡。”
我抬起头望着她，她的眼睛里再度燃起欲望之火，要把我吃掉，要把我融化。不久前我正是接触到瑞珊的这种眼光，颤抖得像树叶，并在它的鼓舞下扑到了瑞珊的身上，把她拥到炕上，完成了一次伟大辉煌的仪式。过后我问她，她那时的眼光是否意味着急切需要我。瑞珊温顺而多情地瞅着我说：“你做了你该做的。不做你不是男人。我那时只需要你把我抱紧，融化到你身体里。以后什么也不知道了，只高兴做了你的人。希望你一生都这样。”此时我真想同样地把对面的姑娘抱起来，而且在底下握起了她发烫的手，但环顾车箱，我还是把手抽了回来，并紧张地燕回了口水。
她也颇为紧张。但又迅速地抬起手整理自己的头发，以掩饰和缓解方才的尴尬。待稍稍镇静下来后，她接着我的话说：
“你说得不错。我是时代的殉葬品。方才我说的那些话很快就传到了组织的耳朵里。我被认为是沙菲那样的色情女性。批评、歧视、辱骂接踵而至。文革开始后，我写大字报批判科领导，。想不到，刚刚热闹几天，就遭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我再一次成为挨整的对象。后来听说，他们准备取消我的分配，把我当作道德败坏的学生处理。”
“真的？”
“真的。”她凄然地低下头。
“后来呢？”我追问，总想知道她怎么认识我的。
“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学校到我校煽风点火，我们才又开始造反。我也在
那天晚上认识你的。在一万多人的大会上，我挤到了最前面。我从第一个发言听到最后一个发言。你的演讲最令我感动。容我说实话，你其貌不扬，身材称不上魁伟、健壮。有一米六六？”我点点头。她接着说：“但你的声音却饱含男性的阳刚之气，它让人感受到一种自信、沉稳和坚定。你的煽动不同于一般的大喊大叫，它们凝结着理性的思索和透彻的分析。我清楚地记得，你说既叫文化革命，就必须使这场革命着上文化的色采，让我们的政治、社会秩序走向文明。历史虽不像涅瓦大街那样笔直，迫使我们不得不采用激烈的方式推行民主，但我们必须牢记自己的目标。现在共产党人的漏子就出现在不民主、不懂文明上。他们像毛泽东说的，是个愚蠢、没有文化的军队。一些农民革命者走的是特权阶级的道路，一旦掌权，便想用专制、独裁、野蛮的手段统治人，压制人。我们今天讲民主，必须从解放每一个人开始。给人以平等的权力必须成为我们的目标。是这样讲的吧？”
我使劲地点着头，她说的大致不错。不过，她显然较多地从个人的角度理解我的演说了。她提炼的基本精神蛛丝马迹地散布在我的演说中，可我当时是借着许多时毛的政治语言开路的。否则绝不会引起全场的轰动、叫好，也不会使来自北京、天津的演说家们纷纷找到我的门下。
“坦白地说，我觉得你好像专门为我讲的，你就是我多年渴望出现的人。我决定找你，我不怕讥笑和谴责，我就是这样的女性！”
我们的意兴越来越浓，以至完全忘了时间。火车在不知不觉之间进了扎兰屯。我刚要道别，她含情脉脉地望着我说：
“我爱你。我本可以埋在心里不说。但这不是我王秀丽的性格。我不会指望你什么，只是想把心中的一块石头放下，让你知道世界还有一个人存在：她因为爱你而心灵死灭了。”
一股热流撞击我的胸膛、撞击我的喉咙，我想说同样的话，但我说不出。我和她一样恋恋不舍，但不知如何表达。最后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我希望能给你些安慰。”
“如果是这样，你随时可到新沙立车站找我。我现在到齐哈市办事，明后天就回来。”
分别后我匆匆忙忙把信寄走，逛了逛市街。这个号称内蒙古小花园的扎兰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