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见王蒙时，他好像又消瘦了，因而使得他本来就像竹竿般的身子，变得更为颀长。他
被划为右派，翻了几次烙饼：划上了，又推翻了；推翻了，又划上了。几个回合的反复，精
神折磨可想而知。反右期间，我和他惟一的一次见面，是在批判刘绍棠的会上，当时他还在
扮演着正面人物的角色，不过好景不长，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他的头上。
“怎么样，老弟！”我想不到在这大山沟里和他相遇。
“和你一样。”他说，“不然咱们怎么能到这儿聚会来呢？”
“还写吗？”
“不干那行当了。划右以后，我打报告要求自谋生活，比如到大街上去卖糖葫芦什么
的，可是人家不批！”
我认为他是讲笑话，便笑了。他没笑。
“职业病很难治，我还有创作冲动。”我说。
“算了吧！别自作多情了。我是没这份心思了！只想当好地球修理工！”
说实在的，我当时虽不认为王蒙的回答是诚恳的，但是我理解这种回答。反右斗争之后
许多人都本能地蒙上了一种奇异的保护色。就像狡免的毛近乎衰草的枯黄，知了的皮和褐色
树皮同色一样。我也不例外，在向报社交上年终思想改造总结时，我写了满纸的对大跃进的
阿谀之词，真实的我裹上了一层厚厚的外衣，而把影子——甚至连影子都不如的东西，拿给
管理我们的人看。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到王蒙比我包裹得更严一些，好像他不苟言笑，真
是到这大山里来大彻大悟，立地成佛似的。只有到晚上，他才流露出一点人的真情。我和他
地铺曾一度相挨，当他钻进冰冷的被窝时，常常拿出二两装的扁酒瓶，递到我的手里，悄声
他说：
“喂！来一口驱驱寒吧！”
我有时客气地推辞，有时却也毫不客气地接过酒瓶，对着瓶子嘴，咕咕两口。他似乎也
顾不得卫生不卫生了，用手抹两下瓶子嘴，一口气把扁瓶的酒喝光，来而不往非礼也，有时
我也买一瓶酒，如此这般地借酒御寒，借酒浇愁。
记得那是大山沟飘落头场大雪的夜晚，我拿出一大瓶沪州二曲，往肚子里灌了个饱。热
酒壮肚之后，我说：
“鲁迅先生有几句诗，你还记得吗？”
“湿（诗）都变成干了，也许还能记起。”
我背诵着：“……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
他没有接上我的话茬，打诨他说：“我也需要告诉你两句，老弟：树林子大，这儿什么
鸟儿都有！”哑谜般的话语结束之后，他扭过头睡去了。
这就是王蒙划右后的一幅精神肖像。他似乎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他貌似
在合眼睡觉，其实在睁眼看着四周，与其说他表现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不如说他对这个冷酷
的世界有着相当的警觉。他话中的弦外之音，似在告诫我认识客观环境。说不定，他在当时
已然发现了我潜藏着某种悲剧性的前兆呢？！
（40年过去之后，王蒙告诉我，在（走向混沌》出版后的一个年节，他的儿子王山曾
问及他：“爸爸，当年你是不是像‘混沌’中所写的那样？”王蒙一家当时正吃年夜饭，他
一边喝酒，一边回答儿子说：“是，就像维熙写的那样。”儿子还想询及他什么，见他潸然
泪下，便不敢再求索下去了）。
这儿不单单有几十号右派，还有轮番来劳动的市委各系统的机关干部。无数双眼睛都在
审视我们。
“一天等于二十年！”
“不超英美心不甘！”
山石上张贴着这样醒目的标语。
大喇叭还不时唱出十分动听而又绝对浪漫的歌：
点灯不用油
耕地不用牛
走路不小心
苹果撞肿头
在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之下，这偏僻的山洼经常若同闹市。开山的打钎声，油锤的破石
声，隆隆的爆破声，每日不绝于耳。盖房的石料向大山索取，勾缝儿的石灰自己烧，背石上
山用的背篓儿自己编。除去修筑山中官殿的基建任务之外，右派和那些轮换着来劳动的干部
们，还担负着把周围梯田都种上果树的任务。
挑灯夜战是家常便饭。我最初分配在基建组，夜战干的活儿，是和梁湘汉（80年代的
中共北京市纪委委员）从沟底拾捡河卵石，并用抬筐抬上山腰，堆放在盖房的地段，以备第
二天天亮后，用这些卵石充填沟槽。这种劳动的艰苦性，不必多加描述。因为空手登山还要
气喘吁吁，抬上几百斤一筐的卵石，一趟石头满身汗，实在无半点夸张之处。半夜收工穿着
汗淋淋的衣裤，钻进冰冷的被窝，一合眼就到天亮。
这儿除了下放干部和女右派，一律住棉帐篷。地铺离地有半尺高，被窝阴冷潮湿。每天
早晨醒来，帐篷顶上凝成了一层薄薄的白霜——那是老右们哈的气凝聚而成。没有炉火，没
有防潮设备，帐篷上冰锥悬挂尺半长的隆冬三九天，我们如同躺在冰窝里。因而我们睡觉
时，几乎一律头戴帽子。更有甚者，脖子上围着毛巾，鼻子上箍上口罩。
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是有着老牛筋般的韧性。到这儿来才发现自己是个文艺天才的张
永经（后任北京广播局局长），居然编了一首《一担石沟之歌》。歌词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一担石沟石头多
石头满沟满山坡
激流拍石泉水好
石径入云起战歌
马上有人把它谱上曲子，于是这首歌常常在右派开会之前，或在和下放干部联欢时，高
唱起来。你唱，他唱，我唱……后来成为一首老右的流行歌曲。
这也许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惟妙惟肖的画像。身上背着沉重的黑十字架，头上戴着无形
——但比有形还要厉害的“紧箍帽子”，肩上抬着超过人体正常负荷的石筐，嘴里还要唱着
抒情而豪迈的歌。
静夜深思，我不知道这种精神到底是应该歌颂的坚韧不拔气质呢，还是鲁迅笔下的阿Q
这条好汉，把辫子伸延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脑袋上来了，使他们成为头上没有辫子的新型阿
Q。之所以引起我的敏锐联想，也是由于对自己心态的某种解剖。
比如，右派除去经常连轴转——白天干到深夜，深夜干到白天之外，还经常自发地组织
什么竞赛。新年刚过，天冷得滴水成冰，连那不封冻的山间泉水，周围也结了一层光洁的
冰。这时，我们组织了挑水上山浇灌果树的劳动竞赛。山路弯弯，扁担颤颤，每个右派都怕
名落孙山，因而个个奋勇争先。有的为了提高效率，在归途上不走小路，而是跳崖夺路而
下。当天，刮着五六级的西北风，我扒得身上只剩下汗背心和单薄秋裤，热汗仍然从毛孔中
涌出。奇怪的是，当我躺在阴冷潮湿的帐篷中时，居然产生了诗的情感。根据记忆，诗是这
样写的：
狂风似虎啸
落叶满山飘
巨石冻裂嘴
老树吹弯腰
三九隆冬恨天热
赤臂裸胸把水挑
汗泉浇开冰霜道
一路歌声一路笑
这首诗被穿插在右派的“诗歌联唱”中，在晚会上进行了表演。为了表示我们的改造坚
贞之意，我和漫画家李滨声还以模拟已故京剧名流叶盛兰的小生笑腔，显示我们挑水上山的
不凡气概。感情是虚伪的吗？相当虔诚。是为了显示积极而自我表现吗？绝非如此，当天右
派几乎全部上阵，王蒙也概莫能外。但这种虔诚的程度越高，说明潜藏在中国知识分子血液
中的阿Q遗传基因越多！
尤其可悲的是，即使是你有再高层次的虔诚，那些管理监督右派改造的人，用“阶级斗
争一抓就灵”的法宝来衡量，也认为你的虔诚掺假。就是在右派群体中，由于都想表现这种
虔诚，争取早点摘掉右派帽子，归还人民队伍，因此常用自己的虔诚诋毁别人的虔诚，或把
别人的虔诚当成垫脚石，以羊群里跑骆驼来显示他超人的改造虔诚。所以，“窝里反”的事
情层出不穷，而干这种勾当的人，常常是被委派的右派“头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
过于漫画家李滨声的遭遇。李滨声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仅会画漫画，还是个京剧行家
兼魔术师。其人绝顶聪明，属大智若愚的类型。1959年春天，他奉命轰赶一头毛驴，穿山
过岭到赵家台去取葱秧，以移栽到我们的菜园。其愚之一：几十里山路他只是牵着毛驴缰绳
走，没有骑上驴背一秒钟。他认为右派应当苦练脚板功，并无条件地克己奉公。其愚之二：
当他从赵家台驮着几个荆筐的葱秧，疲惫不堪地返回一担石沟时，发生了一件使他伤脑筋的
事情，那葱篓儿一边重，一边轻。因毛驴身上负重不均，行在山路上重心总是往一边倾斜。
李滨声想解开绳子，重新捆绑一下，可是山里人打的是个牢牢的死结，尽管李滨声能在舞台
上轻松地表演“仙人脱衣”的幻术，却怎么也解不开绳扣儿，我们这位老实的漫画家，无计
可施之际，便用双手托着那个向一边倾斜过来的重篓儿。毛驴走正经的山路，他在旁边蹚树
棵子横向移动脚步。山路崎岖漫长，他甘当毛驴的护卫和助手，跌跌撞撞地穿山越岭，硬是
把葱秧运回到“一担石沟”。按道理说，漫画家这番表现不受到嘉奖，至少也不是什么改造
中的失误吧？但是后来在一次批斗李滨声的会上，那个姓唐的右派“头人”向他吼叫：
“你以为这是什么改造成绩吗？充其量不过是驴道主义！”
“驴道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变种！”
“你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不改！”
“你面孔狞恶，装什么救世观音！”
那是一个令人悲恸而难忘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批斗会，起因有二：一、李滨声第二次
去赵家台为老乡画街头画时，据说把大跃进年代必然是肥肥壮壮的牛画瘦了；二、李滨声为
“一担石沟”落成的第一座官殿（起名礼堂）画宫灯时，宫灯上的水仙花叶用了墨黑色。李
滨声当时正逢办理母亲的丧事，从京城返回山区奉命立刻提笔作画，“头人”说那墨色线条
是在祭悼他的亡母，而非吉庆之意。由此推断出李滨声与党与人民两条心，非打垮他的疯狂
气焰不可。
李滨声刚刚奔丧归来，面庞清癯瘦削。他连连解释，什么“赵家台的牛本来就瘦”啦，
“水仙花的叶子宜于用褐墨色表现”啦，但他这种虔诚执愚的说明，在暴风雨般的声讨中弱
若游丝，不但起不到解释作用，反而使会场加了温度：
“你放屁——”
“公社的牛膘肥体壮，你画瘦了是心怀鬼胎！”
“这是立场问题，只说明你反动至极！”
“你母亲死了，你在家里桌上的碗里插筷子，分明是宣扬封建！”和李滨声家住同院的
右派“头人”揭发说，“你在家里的嘴脸我们可以不去过问；你在我们落成的新礼堂宫灯
上，用墨黑色画花叶子，我们不能不过问。你对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持什么态
度？你为什么不用暖色和艳色，偏偏用墨黑色？很明显，你是借机会发泄你对社会主义制度
的不满，对在一担石沟改造不满，对我们在山区修盖市委疗养院不满。我告诉你，你对这些
问题要老实交代！”
“头人”发言，当然有号召力量，立刻有人提议先整他的态度：
“低头！”
“叫他低头——”
还没容积极分子上来强按他的脖子，李滨声就踉跄着倒在了水泥地上。那形象，就像是
体操运动员表演的“俯卧撑”。可是他没有再爬起来，苍白的脸颊上淌着虚汗，嘴唇像牛反
刍一样嚼动着，一团团自沫从嘴角流了出来。
批斗会上突然发生的事情，给狂热的气氛带来片刻的冷寂。人们都伸长了脖子，看着蜷
曲着身子躺在地上的李滨声，有的人目光中流露出明显的同情，还有的人彼此面面相觑不知
所措。很显然，人性中善良的因子在膨胀，人性中的仇恨和邪恶在退却。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右派“头人”高声喊道：“大家不要上李滨声的当。他曾对我说
过，小时候他用这种假死战术，胡弄过日本人；今天，他又使出装死狗的策略，我们要具有
高度的敌情观念，万万不能松懈斗志！”
这个“头人”是个湖南鬼。年轻时曾参加军干校，后来又从军干校逃跑。1957年反右
派批判他时，曾说他投机革命。当时，我还对他有所同情，从这次批斗李滨声的会开始，我
倒真觉得他有点投机分子的味道了。李滨声已昏厥倒地，稍有天良的人，都会在态度上有所
收敛，惟独这位“头人”，十足地显示出狞恶。何况他和李滨声同住一院，既是报社的同
仁，又是同院的邻里，何必如此穷凶极恶地欲制人于死地而后快呢？（此人靠整右派在
1959年底第一批摘掉右帽；“文革”开始后，其妻冤死，他借死人投机上书当时的一位大
人物，全国满天飞大造其反。其妻尸骨未寒时，便与其他女人姘居，至今，未恢复其党
籍）。
躺在地上的李滨声经历了短时的昏厥后，苏醒了过来。他艰难地站了起来，抹了一把嘴
上的白沫，伸长脖子低垂下头，虔诚地说：“我……我有罪！我……我接受大家的批判。”
停歇了片刻的批斗会，重新开始。据李滨声回忆当时在批判他时，一个同类使用的形象
比喻，使他终生不忘：“李滨声！你就是右派中的一块酵母，时时刻刻在影响和毒化着这个
集体，我们今天批斗你，就是在消除你的发酵作用！”
“赵家台的牛，真像你画得那么瘦吗？”
“不。”李滨声有气无力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有意画成瘦牛？”
李滨声被轮番批斗了一个多小时，会议宣布终场。这是我在右派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一
次批斗会。反右斗争告诉我，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十分凶残；这次会议又启示了我，右派泯
灭天良地整起右派来，比知识分子之间的倾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