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的我提前进入了青年期，我再也不是嗷嗷待哺的幼鸟，我该是飞出树巢独立觅食的一只乌
儿了。
80年代，一些文学评论家由文及人地对我进行评说时，常常只提到了20年劳改生活，
对我进行过炼狱般地锤炼；而我少年时代即心揣磐石，却一直罕为人知。这一段少年生活中
的感伤，对我性格的淬火十分重要。如果说我所以能走过20年劳改生活的凄迷驿路，没有
沉沦，没有颓废，没有自残，都能从我母亲性格对我的影响和雕塑上，找到根源。新时期文
学开始至今，我之所以有三十多部小说、散文集出版（包括港、台及外文版），都是在劳改
生活中精神的一种延伸。十几年来，我惜时如命，婉拒过多少游山玩水的邀请；一个老北
京，至今我尚未去过天坛，我属相酉为鸡，实则内核是一头牛，只知在稿纸上耕耘播种，但
我这头牛是一头带犄角的牛，面对文坛上形形色色的假面舞会，以及无耻钻营、溜须拍马之
类，一律冷眼相待。1990年我拒一个文坛权势人物于家中铁门之外，则是我的性格表现之
一。而这一切，都非我祖父隔代遗传之功，而是社会以及我那苦命母亲对我影响之结果……
农民是善良的。特别是我故园那方水土，绝少刁民、无赖，多为勤劳百姓。河北玉田县之县
名来源，曾有一个美丽传说：晋时有阳伯庸者，在终南山种石成玉，故为玉田。我母亲返回
故里的代官屯亦为山村，与终南山脉系相连，故尔人性温厚憨实。母亲回乡之后，不仅没有
受到地主家庭之株连，反而因祸得福。据母亲回忆，当时的村干部见她独自返乡，立刻给她
房子和土地不说，考虑到她是寡妇，又是两只小脚，就把她安置到一个从氏堂弟家中去住。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村干部把乘土地改革之机，滥砍我家昔日林木的盗伐者找来，令其交出
林木之钱。当然，村干部对我母亲所以如此优待，根本原因基于祖父一代为书香世家，在村
里没有留下任何恶迹；至于村里是否知道我父亲在投奔延安时，被国民党抓获关押致死一
事，无从考据。农民就是农民，没有更大的宏观鸟瞰，他们更多是从人性和人情出发，给我
返乡的母亲以温暖。因此，我在通县上学时，居然收到了母亲汇寄给我的钱。写此冬季忆事
时，不能忘却必须提到的一笔，是我从氏家族中的堂妹从由芝，她出身贫农，却心甘情愿担
当起我母亲生活上的助手；下地种田，挑水拾柴（笔者写此篇忆事文章时，我这个堂妹正来
我家，她是我委托豪门集团用小车特意把她接来北京的。我母亲思念她，我感激她），几年
时间里，她待我妈妈如同对待亲生母亲。
三、叔叔剪贴本的创作启蒙，田秀峰老师的创作激励，走出自卑的我终于能对母亲
说：儿子要用另一方面的成绩，为您医疗昔日的伤口……
在这种生活境遇中求学，良知迫使我发奋图强，以求尽快自立。在通师附中，学习环境
比较宽松，这首先使我感到呼吸的自如。1949年冬解放大军进入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之
后，学校处于冷暖更迭状态，这给本来就不太注重数、理、化的师范附中，更增加了一些发
展个人兴趣的生活空间。这时，我有两个志趣得到了发展的契机：一、我进了学校的篮球代
表队；二、我兼任起初中墙报（当时叫壁报）的编撰工作。除了这两个工作符合我身体素质
和精神素质并使我的爱好得到了满足之外，最为重要的是我深藏于心扉的文学秉赋，得到了
诱发，这对于我在50年代能成为一个青年作家，起了重大的启蒙作用。一天，我去家叔家
中闲坐，正逢家中无人（爷爷病故，奶奶和另一个叔叔去了北京另谋生活），我翻我家叔一
个小小书架，本意想找两本小说看看，无意间竟然翻出我家叔的作品剪贴本。灰色的封面，
本子内白纸上贴着家叔发表于天津《大公报》的作品。其中有诗歌、小说、寓言、散文……
家叔笔名陆人，即将繁写的从字分解成六个人字之意。家叔昔日没跟我吐露过他曾有作品面
世，我从他平凡的相貌以及微驼的脊背上，也没发现过家叔有这样的文学才情。这个发现，
对我犹如一场精神地震，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家叔的寓言小说《阿拉伯数字的故事》和散文
《独白》；前者是描写金钱数字与苦涩人生的，后者似为我的堂弟维雄而写。其他诗歌则皆
为工整的、仿莎士比亚和白郎宁夫人的十四行诗，诗写得朦胧抽象，我一时还难读懂这些诗
作中之含义。面对家叔剪贴在笔记本中的这些作品，我怦然心跳不止，短短瞬间，低矮驼背
家叔的形象，顿时在我心中拔高了许多。我想，家叔所以从没对我谈及这些，一是因为经济
困顿的煎熬——他曾为七八口人活下去而奔忙劳作；二是因为家叔从不知晓我心底对文学蕴
藏着地火岩浆——他只知道我是因在二中留级而转到他执教的学校来的低能儿。（时至
1991年春节，我去文学前辈翻译家，诗人冯至家去拜年，这位德高望重的冯至老先生，因
为我这个从姓极少，竟然向我询问起从陆人是我什么人来了。我告之是我家叔。老先生感叹
不已，说我家叔在辅仁大学时就是才子，只是生不逢时，文才活活被生活葬埋了。老先生告
诉我，他结识我家叔是在他主编《大公报》星期文艺周刊的时候，他认为家叔文学夭折于生
理上驼背，身体残疾导致他在文学上失去坚韧不拔的笔耕之锐勇。我告之老先生当时的生活
沉重负荷亦是他天才凋零之成因。我对老先生回叙当年我在通县上学时，全家生活困顿寒窘
之情景，后又告之老先生，家叔已死于“文革”折磨。老先生听罢，感叹唏嘘不已。他说，
家叔迈进作家门坎了，肖乾、李广田对他名字都很熟知。连说：实在可惜！实在可惜！）使
家叔对我改观的，是当年通县附中又来了一位初中语文教师。他叫田秀峰，当他为我们上第
一堂语文课时，居然一反老夫子们的教学常态，在黑板上一连写下三个人的名字——胡风—
—冯雪峰——田秀峰。然后狂放不羁地对同学们说：“中国有三峰，乃胡风，雪峰，田秀
峰。鄙人即为田秀峰！”听惯了老八股讲课的同学，对此情此景瞠目结舌，而我却对这位老
师之狂放神态，十分神往。因为他上第一节课，就表示出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熟知和反传统
的教学模式。第一堂作文课，他也与其他教师不同，他叫同学们自由命题。他的道理是：自
由命题思维可以任意奔驰，不受命题之约束。这位老师对我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这么说，我
从家叔的剪贴作品中，受到创作启蒙；在田秀峰老师教学中，得到了创作的激励。记得，在
那次自由命题的作文中，我不知是受了李紫尼先生《青青河畔草）的影响，还是通县城郊景
物的诱惑，我写了一篇名叫《青青的河边》一文。文中除对夏时的城郊芦苇塘进行了细腻描
写之外，还写了一个家居白洋淀水性十分好的陈景文同学，写他在浪中击水的自由自在，写
他在芦苇中与同学们嘻戏时的幽默诙谐。没有想到，这篇文章使自喻为“三峰”之一的田秀
峰老师如同醉酒，他神采飞扬地朗读了我这篇小文。尤其使我难忘的是，这位戴着银丝眼镜
的老师，还向全班预言说：“别看从维熙理科极差，文学必将有所造诣；不信的话，咱们走
着瞧！”之后，他没把这篇作文发还给我，拿去给我家叔过目，家叔在一天下午把我找到学
校教导处，询问起有关这篇作文的事情：
“是你写的吗？”
我说：“是。”
“不是抄来的？”我说，“我写的是班里的陈景文。”
“投过稿吗？”
我告诉家叔还是在大红罗厂小学读六年级时，干过一回，但没回音。家叔告诉我，干写
作这一行当，不仅要有才情，还要有恒心——至此，家叔第一次对我的看法有了改观——这
是田秀峰老师中间搭桥的结果。过去，我一直自卑，田秀峰老师给了我自信；从自卑到自信
的心理转轨，无疑对我生活道路的选择起了很大的影响。探究起来，它不过源于一篇小小的
作文，竟然对我的精神起了那么大的催化和辐射作用，像是一簇浪花，深藏着海的神韵；像
是一滴水珠，折射出人生的朝阳。
我就是这样开始自己的文学之路的，其实田秀峰老师本人，无法与胡风、冯雪峰相比，
他只出版过一本小册子，书题为《一串念珠》。我读过这本书，其文采都无法与我家叔之作
相媲美，可是他是开掘乌拉尔金玉的开掘机，我就是被他发现的一颗文学矿苗（80年代中
期，我曾在报刊上就文学教学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及到这位老师的教学特点，就是极大限度
诱发学生的形象思维。不曾料到，此文被田老师的一位友人读到，便把报纸转给了他。不
久，我突然接到一封从天津财经学院寄的来信，来信者就是田秀峰老师。他在信中兴奋异
常，除告诉我他在该院任教之外，认为他人生的最大快乐，就在于他教的学生中，出了我这
样一位作家。三十多年的粉笔、教鞭生涯，他已然忘记了我，过去读我的小说时，有过似曾
相识之朦胧印象，经我文章提示，他忆起了在通师附中的往事，还记忆起我的家叔。他说读
过我的这篇文章后，他打开酒瓶，喝了个一醉方休云云）。
为了寻找属于我的文学发展空间，在通师附中初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即
我小姑昔日读书所在的北平师范学校——简称“北师”），时值1950年秋，还是因数学考
分过低之故，我考了个备取第七名，还算幸运，命运主宰我走进了这所以文、体、美出名的
古老学府，大作家老舍先生毕业于斯。校园内青松翠柏，钢琴声在耳畔长鸣。解放前，我来
校园找我小姑，就喜欢这座校园，此时我成为这个校园的学生，简直是如鱼得水（电影《早
春二月》的大部分镜头，皆取景于该校校园）。可惜，后来北京展宽官园马路，将该校拆除
了，至今我仍为此而感伤。学校有个几百平方米的大图书馆，我成了图书馆里的一个书虫—
—那年我实龄17岁。
那年冬季多雪，而这个多雪的冬天对我格外多情。该年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我以铁血
男儿之满腔热血，除了申请参加军事干校之外，在该年年底我在《新民报》副刊上发表了
《战场去》的处女作。1951年初《光明日报）举办全国大、中学生征文，我以碧征为笔名
写出《共同的仇恨》的小小说，出乎意料的是此文竟获得征文的第一名。我终于看到我的钢
笔字，变成了铅字，那种激动和快乐无法用文字形容。记得，当时支付稿酬的办法，是以粮
食中的小米斤价为折实单位，报社给了我90个折实单位的稿费。我拿着钱与同班同学刘炳
铸、吴学恒，在南横街的一家饺子馆，吃了一顿饺子。碧征之笔名，我只用过这一次，之后
便以自己之真实姓名，发表小说于孙犁主持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七月雨》、
《老菜子卖鱼》、《在河渡口》……1951年，我接到了家叔一封寄自通师的信，他说他在
该校图书馆里读到了我的几篇小说，深感自己往日眼拙，并称道田秀峰老师是“识马的伯
乐”。他在信中以自身文学创作中途而废为例，鼓励我一鼓作气，万万不可重蹈他的覆辙。
我激动。
我感奋。
我将稿费寄给仍在故园山村的母亲，并写信给母亲说：
妈妈，您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您想把我教育成爸爸那样的人，但是儿子不是那样的坯
子，无法成为工程师或科学家。我留级降班之事，曾刺伤了您的心，儿子今天用另一面的成
绩，为您医疗昔日的伤口……
后来在1954年，我被调到《北京日报》文艺部工作，母亲被我接回北京后，曾告诉
我，村里小学教师为她念这封信时，她流下了眼泪。当然，她流的是喜泪，她万万想不到她
的儿子，走了一条与她的愿望截然相悖的路程。
可怜天下父母心，普天下的父母无一不盼望儿女成龙成风。仔细想来，父母实无必要过
多匡正儿女的自我选择，更无需煞费苦心为儿女设计这样或那样的道路。大路朝天，各走一
边，条条道路通罗马。重要的是应有能力鉴别儿女们的资质和秉赋，并诱发这种天赋，使其
产生光热继而成为闪电雷鸣。其实；过于看重时尚，是一种盲动和肤浅的表现；如果这种功
利要求与个人气质逆向，便会造成对人另一种潜在能源的扼杀。试想，如果当时有人强迫我
必须学好数、理、化，那么我体躯内的文学秉赋，就可能因为种种干扰而毁灭消亡。
在“北师”3年的学习生活中，我活得轻松自在。除了是学校篮球代表队的前锋，善于
闪、躲、腾、跃在乱军中切入上篮之外，一度我还迷恋于钢琴。可惜，父母没有赐给我一双
大手，我的手指刚刚够得到八位键盘，要想在钢琴上有所发展，必须要用刀子割开我拇指和
食指之间的虎口。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残酷了一点，我舍不得为此去医院挨上一刀，何况又有
文学与我生命相伴，我的精神已然有了栖息之巢。
到了1953年夏天，即将从“北师”毕业之前，学校教导主任王胜川找我个别谈话，他
告诉我校党委已决定让我破格深造，保送我去北大中文系。我只回答了一个“好”字，因为
在我看来，作家这个职业，更多地在于自身的内在素质，而不在于外在的营养补充；如果非
得汲取营养不可，社会大学是更好的课堂。因而当后来北京市召开人代会，决定提高全市教
师队伍质量，学校要我服从大局去当一名小学教师时，我并没有任何感情上的失落，我回答
了一个“好”字之余，还向学校提出：请把我分配到郊区去，我愿意去农村小学。
该年秋天，我和同级女同学王秀荣被分配到海淀区教育局报到。主管分配的人事干部还
没开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