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听得十分认真，并时不时提出他没听懂的问题。之后，他沉默了好半天，对我表示祝
贺道：“你我可能要分手了，信不信由你。你的事情惊动了山西文艺界元老的夫人，文曲星
归位当不会久远。”
我俩当天是在他的设计室聊天的，室内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因而说起话来百无禁忌。我
笑笑说：“行，假的我也当真的听。那么你说说你自己的命相，让我长点见识。”
他的脸色顿时沉郁下来。本来他的脸就瘦削，再消失了刚才的欢快神色，病态的苍白立
刻爬满了他的整个面部。我甚至于有点后悔跟他开这样的玩笑，但是话已出口，此时已无法
收回。在他没有做出反应之际，我站起身来说：“葆琛，我回去还要擀面条儿去呢，咱俩改
日再聊吧！”
他也匆匆站了起来，拦着我说：“你别走，我谈谈我。人总有一天要死的，我的命相中
劫难还没有到头。说了你别害怕，我有着血光之灾。被杀头？看起来是不会了！我的风湿性
心脏病，早早晚晚是会开膛破肚动大手术的——怕是我难过那一关。”
我忙安慰他说：“西双版纳你都闯荡过来了，上帝还能把你怎么样？”
“上帝分配健康与死亡是不公平的，反正我会走在你的前边。”他说，“你记住，要是
那一天到来的时候，看在我们患难之交的份上，你到我的坟头前常来转转。还记得茶淀的坟
场吗，埋死人的地方是大芦花荡；这儿也不会比那儿强到哪儿去。要是坟前的木牌牌倒了，
你把它扶扶正；要是看着黄土少了，你给上边加点土——省得黄鼠狼之类的野物，把我的尸
骨给吃了……”
他说得很认真，虽然我想冲淡一下这种忧伤的气氛，但是硬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我之
所以把葆琛的话，记得如此清楚，实因后来他对他自己的命运分析，大体贴近事实——当
然，他没有死在劳改队，而是活到了平反之后。说来也巧，他在平反之后的80年代，就与
我在北京的团结湖为邻，他的工作单位在轻工业部设计院，我工作在北京作协和全国作协；
由于昔日患难的友情极为深厚，往来颇多。在1993年的夏天，他终于因心脏病两次开膛破
腹，病故于协和医院。当年他仅仅58岁。十分巧合的是，他与我的母亲葬于同一公墓之
内，因而每年清明，我去为母亲扫墓时，必去葆琛的墓前献花——这是他在劳改队时就说过
了的事，我牢牢记于心扉。
此外，另一件被他预卜到了的事情，就是在他那天倾吐忧伤之情不久，山西作协的杏绵
大姐，便又有书信飞来。她说，作协评论家李国涛，与劳改局的头面人物有些往来，近几天
内将去询及有关这方面的政策问题。信中叫我不要怀有希望，但他们是会为此事尽力的——
因为各地文联，都需要有创作实力的人才云云。当时，全场全力以赴地筹办化工生产的机器
设备，我每天加班加点地干着除锈工作（因其设备大都是从其他化工厂运来的陈旧机器），
化工车间的未来人员，每人手持一把铁锤，击落着管道上的斑斑锈迹，因而叮叮当当震耳欲
聋的声响，从早上响到大黑。那是一件十分招人心烦的活儿，只是我在那一段日子里，由于
在绝望中看到一点渺茫的希望，常常置耳旁的“杂音交响乐”于不闻。
我浸沉在我反刍生活的快乐之中——十几年内多少生活场景，像画面一样从我眼前流
过。当然其中多是悲怆的乐章，但是回忆悲怆既是一种精神折磨，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因为
它可以化眼前的喧嚣世界于一片肃穆之中。我想的问题很多很多，从自身的囚徒生涯联想到
中国历朝历代，对于文人的流放——历史还是进步了不少，当今的劳役犯脸上不再刺字，虽
然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株连，但没有昔日的满门抄斩，如果像古代帝王那般，这个大辛庄农
场的生灵，则不会存在至今——那么，谁去大轮窑烧砖？谁去张家口学习化工？谁去生产机
器零件？谁去设计化工车间的厂房？在叮叮当当的击打声中，我的思绪又从中国飞出了国
界，想那沙俄时期的大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被拉到刑场上之后，才被沙皇赦免一死的
吗……我自知这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平衡，因为只有找到这个法宝，才能有一点点自我安
慰。
但是，我的阿Q平衡法，也有出现失灵的时候。那就是当我的思想坐标，移位到当今世
界。比如，突然想起了美国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已经飞上了月球（偶然在报纸上见到），
便立刻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颜色——始自建国后的五七年人斗人的开始，已经有十几个
年头了；“文革”后停产闹革命，全国都进入人斗人的黑网之中。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开始
了探索宇宙，我们却津津有味，没完没了地斗来斗去，不知何时何日方能休止。我们的中华
民族，将来在地球上将如何生存？
不管想东想西，都是逃避震耳欲聋的除锈锤声之故；但是那种喧嚣的音乐，没有能听多
久，不知从哪儿又吹来一股风，我们这些“双料货”，奉命迁移新的巢穴。昔日我去张家口
学习化工，烧焦了头发和眉毛，等于是玩闹一场——我们带家属的全部调往晋南的伍姓湖劳
改农场。这是一次十分蹊跷的调动，可能农场出于甩包袱之故（带家属的有的生了第二代，
生活上难于管理），我们于七五年早春，从长治登上火车，绕道河南郑州；途经陕西跨过黄
河，拐到晋南。记得那是一次非常有趣的跋涉，所以说其有趣，实因其没有任何一个劳改干
部押送。我们身着厚厚的冬装，背着沉沉的行囊，像是一群盲流，自由自在地在中途换车，
与乘车的公民第一次享受同等的待遇。
由于对我们的调动十分突然，我们又都住在场外的小村里，因而无法与众多友好话别。
但是临上火车的前夕，姜葆琛还是跑到我和张沪住的小屋中来。他说，人挪窝活，树挪窝
死。我们离开这青烟缭绕的化工厂是个喜事，他恨不得跟着我们一块儿走呢！但是人的命，
天注定，他想走没有路条，人家不放他走。奈何？
我们与他也很惜别。来大辛庄后，他是与我们来往最多的朋友。
“这回，你们也可以见到黄河了。”他说，“我往南逃的时候，过的是郑州黄河桥，你
们要过的是山西与陕西交界的风陵渡黄河桥。好好看上两眼中国的祖母河吧，她会赐给你们
好运气的。”
我心里挺难过的。姜葆琛之所以不忘黄河，还是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时的幽灵没死。逃跑
时他看见黄河就落泪，此时此刻我们即将分手的前夜，他心中没有死的幽灵，又出来显圣了
——因而我对他的生命独自，无言以答。张沪忙着收拾杂什，顾不上跟他多说什么“黄河”
之类的话；她只是祝愿他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当这个历史的黑夜破晓时，他的身体也像东升
的太阳——在曲沃的那场生死之劫，使张沪的身体大不如前，所以这可以算是病号对病号的
祝福。
我没有美好的语言与他话别，便把在煤矿翻黑了一本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赠
给了他。我说：“小说中的那只狗，在生活中磨练成了狼群的首领。你没那两下子，但是自
强不息的精神，对你这个病号，比我更为重要。”
他并没有翻动我赠他的那本书，却石破天惊他说道，“维熙，我没有什么可赠你留念
的，有一句话，就算是代替礼物的圣经吧：你有责任和义务，写下这一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底
层生活记录。在我接触的同类中，你是最有条件留下这一宝贵档案的人。你们忙着收拾行
装，我就不打搅了。”
他很感伤地匆匆离开小屋，我想他是流出了眼泪。
我送他出了村日。在村口他再次停下脚步，一字一板地对我说：
“还有两句必须说的话，如果你一旦调离劳改单位。记住，不要讲条件，在哪儿工作，
都比当劳改犯强。”他说，“当然能去文联工作最好，到了那儿你有可能实现你的最大愿
望。”
我说：“就目前的气氛看，要表现我们这一段生活历程，怕是还有八千里路云和月，
‘八个样板’一浩然，不知要延续到哪个时辰呢！”
“你可以先写一些应时小卖的东西，这只是一个过程，但是你不要忘记最终的极致，是
表现真实的历史。鲁迅先生怎么说的：‘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我们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下握别。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维熙，我坚信天快亮
了！”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墨染的夜晚，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一颗星斗——第二天我们就登
上没有送行者的火车。
第8节 伍姓湖——我的最后一个劳改驿站
在一路的行程中，我仿佛是个流民的头儿，带着一群男男女女以及一两个娃儿，穿越河
南西部，陕西北部，并跨越过陕西与山西分界的风凌渡黄河大桥——拐了个大大的弯子，到
了晋南。
对于风陵渡，我虽然是与它初次见面，但是对这个名字却并不陌生。昔读唐宋诗词，曾
有不少的文人墨客，在华章中提及到文津渡、浦津渡和风陵渡，在几百年前这些名字都还是
黄河古渡。盛唐时期，倒是曾经有过一座万吨重的四只铁牛当作基石的浦津渡浮桥，但是随
着黄河水患的频繁，那浮桥早已不在；改道后的黄河，连浦津渡的名字也消失了。在其周围
及其黄色的波涛里，埋藏着无数的人文历史故事。
我很喜欢到这儿来。我的生命若同一个黄河纤夫，在十分古老的河谷中，已然背纤而行
近20个年头了。作为一个黄河子孙，我渴望着看一看“母亲河”的身影，反刍一下它的历
史过去，并用它的过去，想一想今天和明天。这是我愿意来这儿的第一个原因。其二，我的
一个姑姑在浦州教中学已然数载，地图告诉我，伍姓湖与浦州都属永济县界，有时间我可以
寻觅一下亲人，以解忧愁，以悦身心；其三，化工生产总是与有毒的物体气体相伴，不仅伤
人身心，还远离开自然——地图上的人文景观，还告诉我它西有《西厢记》中的莺莺塔，北
挨着《三国演义》中关云长的关帝庙。因而，我把这次调动，看成是“忽如一夜春风来”的
喜庆之事。
当列车穿越黄河的时候，已是落日西沉的时刻，我把全部的视力，都投向中华民族的这
条母亲河；但是让我感伤的是，不仅没有看到古诗中“黄河落日圆”的雄浑风景，连黄河的
滚滚波涛，也没有看见。两岸的黄沙延伸得很宽，中间那几条被黄沙分割开的水流，有的上
面还覆盖着一层薄冰，即使是没有被冰层覆盖着的河面，水流也小得像是条条溪流，这真是
让寻觅黄河的后代子孙，为之心颤。
我对坐在我身旁的张沪耳语道：“真想不到……竟是这副模样！”
她说：“山有老，水有老，流了五千年她累了，像个活着的木乃伊了。”
“可能正是枯水季节的缘故吧？”
“反正它已过了青春期。记得唐太宗游黄河时，曾留下这样的诗句：‘碧原开雾湿／绮
岭峻霞城／烟烽高下翠／日朗浅深明……你就从最后一句，来推断当时的黄河，水是清的。
现在可倒好，一片浊流，要是把全国大武斗的精力，放在治理黄河上，该有多好？”
她的记忆力极好，思维又十分敏捷，一下把黄河浊流与“文革”的混浊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火车通过有五千年文明的黄河时，留给我的记忆。当时，我还联想起毛泽东曾经考察
过黄河，并留下“河清的日”的孟浪之词——多少年过去了，黄河一年比一年混浊。当时我
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曾久久为毛泽东站在黄河岸边，深情地凝视黄河的目光所感动。此时，
我真有了姜葆琛君路过黄河时的满腹悲怆之感——我的母亲——我的黄河——在内心独自呼
喊之际，我的眼泪潸然而下……
车过黄河后的第一站，就是永济县城。一辆卡车等候在车站上，没有武警，只有一名司
机和一名劳改干部。
第9节 “死门”与“生门”
伍姓湖顾名思义，至少可以有两个意思：一、这儿姓伍的人家特别多；二、旁边应还有
一片不小的水泊。第一个含义很快得到了验证，因为我们的卡车经过的一个村子，村名就叫
伍姓村——至于那片应该有的水，我们却没看见。拉我们的卡车，一路向北，直到快出了农
场的边缘，我们的卡车才停在一处只有几排房子的空场。过了很久很久，我们熟悉了那块土
地的土性之后，才知道从我们的监舍向北走，原是一片芦草茂密的水泊的，那儿曾栖息着大
雁和许多候乌。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大寨不知什么人来这儿看了一回，那块原属于自
然的浅浅水泊，便在年把的时间内变成了旱田。候鸟不见了，大雁飞走了——我们到此地不
久，还吃过一回雁肉。一只重20斤的死雁，只卖两块钱，那是来寻觅旧巢的孤雁，被农民
捕获后卖给我们这些“二劳改”的。这个劳改中队，有百十口人，大多数来自北京。原本是
个男儿国，加上我们这些双料货，就成了一个“鸡叫狗吠娃儿哭”的世界。
劳改队的陈大琪指导员和袁中队长，大概是出于人道主义，很体谅我们这些拉家带口的
新户，让我们搬进新窑洞去住（这儿的窑洞也和曲沃一样，外表看上去是平房，进门才知道
是拱形的窑洞）；而那些男号——包括正牌的工人和拖拉机手，都住在破旧的窑洞和平房
里，这使刚刚到了新址的我们，感到“人挪窝活”的愉悦。
这儿被称为劳改三中队。进窑不久，就认知了一个定律：凡是有劳改人员的地方，都有
右派。我能记下来名字的有：来自公安系统的周月明；在某大学教《西洋史》的吴士俄；地
质部的老右魏石山（只记住了其号为石山，因为他善于画猫，印章上刻有石山二字）；还有
昔日在铁路系统的劳模李绵章；曾在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