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和586墓地（著名美学家吕荧就埋在“586”的乱坟岗子中，本书第二部《折梦“桃花
源”》中有所记述）。“581”到“585”一律是单一模式建筑：几排红砖房，中间有一广
场。周围挖有积满污水的壕沟，壕沟旁编织着铁丝网，以示楚河汉界。“586”没有壕沟，
死了的“大劳改”和“二劳改”在那儿获得了自由，离地不足二尺高的小土丘前有一个个小
木牌或竖起一块红砖，上边写着死者的姓名。
我实在无法估计大跃进后的饥荒，在这个偌大劳改农场究竟投下多么浓厚的阴影。我最
初的落脚点是“西荒地”的“583”，卡车刚刚开进壕沟包围的院门，就看见衣衫褴楼的老
号，在壕沟旁的垃圾山上扒拉着东西吃，他们抓起烂菜帮子和秫秸秆儿，在身上擦擦就往嘴
里送。他们对这些新号的来临，显得司空见惯毫无兴趣，头也不抬地像公鸡刨食一般，在散
发着臭气的杂物堆上扒来扒去。
这个镜头对我刺激非常之大，使我至今对这一场面的记忆仍清晰如初。难怪营门铁矿那
些老号谈起去农场，惧之如临虎口呢！按说这儿是生产粮食的地方，理应吃饱肚子，恰好相
反，奔波了一天的我们，晚上领到的“进口货”是两个鸭蛋般大小的“红色窝头”，它不是
红高粱面捏成的，而是白薯面捏成的。吃第一口很甜，吃第二口比高粱面窝头爽口，吃第三
口觉得顺食管往下咽很滑溜，吃第四口时一个小窝窝头就光了。两个小窝头下了肚子如同没
吃一般，在营门铁矿不知饥饿滋味的我，头一天就受到了饥饿的威胁。我端起搪瓷缸子喝菜
汤，里边有几条像蚯蚓一样的麻绳菜，喝到最后缸子底部沉淀下一层厚厚的泥垢，我只好泼
掉了它。
几个老右重新回归到五毒混杂的队伍当中，徐恭瑾和我分在一个组。肖乃信和我分开
了，但还在一个中队。领队出工的两个小队长皆为在这儿改造了两年多的右派，一个叫朱
诚，另一个叫徐洲。朱诚原是北京市某小学的小学教师，人长得魁梧漂亮；徐洲原是北京丰
台区某中学的音乐教师，人很温良恭谦。掌管我们的劳改队长姓刘，部队转业军人，共和国
之初曾经入过朝；教导员姓姚，老号们偷偷叫他“姚菩萨”，从绰号中可见他对劳改分子并
无恶迹。但这些干部都不足以改变我们的处境，刘队长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我相信党处理
你们是正确的（先给自己支撑起保护伞），就是有处理不当或个别冤枉的案例，你也要在这
儿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这儿是执行单位，谁闹事惩处谁，准消极混泡收拾谁！”话虽说得
过于粗鲁一点，实际上就是那么一回子事。
我们队属于大田队，干的是挖沟开渠一类的活儿，间或也到田野里收割稻子或砍高粱。
到这儿不几天，就听见一件这样的事儿：有两个莱园队新号，偷拿黄瓜带回宿舍的手段令人
心颤，甲和乙各把一条拉秧的黄瓜，塞进对方的肛门里去，以躲避回宿舍时的检查，偷拿手
段如此下流，但还有能识破这种下流手段的岗哨（此工作由改造中的“积极分子”承担），
这两个人被脱下裤子，从肛门中各被拽出来一条黄瓜。乍听到这条新闻时，我不相信它是真
的，后被莱园队的一个老右证实——他亲眼目睹了这个悲凉场面。
“黄瓜事件”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劳改农场的饥饿程度。说起来也很好笑，我和杜高
（“二流堂”吴祖光小集团成员）所以能在农场里蝼蚁般的人丛中相见，也是饥饿当了我们
的引线。一天黄昏收工后，我照例拿着我的饭碗和搪瓷缸子去打饭，当我从那扇小窗口拿到
两个白薯面窝窝头和一碗菜汤，匆匆往宿舍走时，发现了一个面孔消瘦的年轻人，一边跑着
一边往嘴里填塞着窝窝头，一个长着螳螂腿的人，在后面边追边喊：“喂！你站住——”
“嘿！他抢走了我的窝头了！”
“大伙截住他。”
我顿时明白了。前头的那个年轻号，是抢了后边那瘦汉子的晚餐。虽然这儿贼多如牛
毛，但在饥饿年代抢吃别人那口饭，仍然是众矢之的。于是有人奔了过去，我也不由自主地
随着大伙朝那抢食人走去。待等那瘦汉子和众人赶到“小强盗”身边时，他已经把两个白薯
面小窝头都填进了肚子，并可怜巴巴他说：“我得了浮肿！等肿到肚脐眼，我这条小命就交
代了！我得活下去呀！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啦！你们愿意打就打，愿意扇我耳光就扇我耳光
吧！反正早晚我得死！”
真有几个年轻号上去揍他！可这瘦汉子长叹了两口气，把年轻号给拦了：“算了！算
了！我饿一顿认了。就是打死他，他也吐不出窝窝头来了！”
我突然发现这个又黑又瘦的汉子很面熟，片刻的回忆之后，我喊出了他的名字：杜高。
他也认出了我，彼此都十分尴尬。昔日在北京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和青艺的剧作家，居然在这
里见面了，那抢食的浮肿号当了引见的红娘。荒唐？是够荒唐的，怪诞？这见面的场景就是
一幕时代的怪诞戏剧。一个瘦弱的书生没有保卫那一口食的本领，被人嘴边夺食之后，还去
阻拦别人不要殴打那个抢食的人，这可能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同类所特有的悲哀吧！
人群散了，我俩才开始叙旧。得知杜高在1958年就发配到兴凯湖农场去了。中苏关系
恶化的大背景，使得兴凯湖凡属右字号的，像候鸟南飞一样，离开了那冰铺雪盖的世界。到
清河农场之后，老右就化整为零，分散在了东、西两个半球的各个劳改分场。其中文艺界的
人士不少，我能记下的名字有：中央美院的汪志杰，中央工艺美院的何雁呜，北京电影制片
厂的导演巴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汪明。著名女歌唱家张权的爱人、男高音兼指挥莫桂
新，本来也应随候鸟南飞的，但是在兴凯湖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死在那块苦难的土地上
了，葬身的乱坟岗叫太阳岗，多么辉煌而美好的讽刺，囚徒死后才能得到太阳的照耀，真是
个绝妙名字。那儿临湖风光十分秀丽，小小土丘一字排开，上边插着一块块小木牌：劳教分
子×××之墓。后来干脆用红砖代替了木牌，红砖上用白粉笔书写上死者的姓名，一场大雨
浸过，粉笔笔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
后来，在劳改队，偶然间遇到了巴鸿（《智取华山》导演之一），他说他在莫桂新临终
时，曾有幸见过莫一面。当时，莫刚刚被一辆牛车从七分场拉到总场医院门口，巴鸿当时在
文教队改造，匆匆赶到现场去看他，莫桂新此时已骨瘦如柴，分辨不出站在牛车旁的就是巴
鸿；之后，巴鸿到分场演出，归来时莫桂新已经不在人世了。使巴鸿深感悲凉的是，莫桂新
葬身的坑穴，就是巴鸿和另外几个演员挖下的。当时文教队的任务除去排“革命戏”外，就
是在“太阳岗”挖坟坑；每个人定额三个坑，挖完收工。春、夏、秋三季事先挖出一排排死
人坑，以免冬天埋死人时坟坑不够用。巴鸿还干过埋死人的活儿，从总场医院把尸体弄上担
架，直奔“太阳岗”。要是赶上“大烟炮”飞舞的冬天，尸体冻得梆梆硬，抬尸人到坑前把
尸体向沟里一翻，再把担架抬回来，莫桂新的命运也不例外，他的一腔忠魂留在那块冷土上
了。几铲黄沙一盖，他就去了天国。
初到清河农场时，我觉得这儿比兴凯湖要人道些，有时收工迟了，便会在苍茫的暮色中
看见平板大车上装运着棺材，沿着农场道缓缓向“586”行进（各个分场都是夜间埋死
人）。后来老号对我揭了谜底：哪有那么多木料给罪犯打棺材，你看见的是一口无底的棺
材，到“586”的穴坑前把棺材罩儿一抬，一扬车把，人就顺到坑里去了。埋完死人，把棺
材罩拉回来，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时饿死的人多了，一个棺材罩不够使，就干脆裹上被褥，
外边用席筒一卷，并排躺在大车上，拉往“586”。我不太相信这老号的话，有一次干稻谷
装车的活儿时，我悄悄地向车把式验证真伪。车把式戏谑地对我笑笑：“你是新来的吧？实
在只有一口无底儿的棺材，那是变戏法给路人看的！”（我的长篇小说《龟碑》中，写了这
一细节）。
原来这是伪装出来的人道，我深感自己的幼稚和无知。我甚至想象过我或许有那么一
天，也被罩起来拉往“586”，因为每天能听到农场往外拉死人的消息。为了抵挡饥饿，为
了活下去，队伍出工和收工时，不断有人跑出队列，蹲在那儿拔一株野蒜或抠一个漏挖的萝
卜头什么的，性急的在衣裳上蹭蹭，就塞进嘴里；不太急于“进口”的，把路上捡到的野物
装进衣兜，晚上下锅煮熟后才吃。这成了每个人的条件反射，走路时眼睛总像满地找银子似
地向路边窥寻着。我没有勇气跑出队列去挖野食，但用铁锨翻菜地时把翻出来的一个个白菜
根，装到兜里，回去煮白菜根以充饥倒是常事。初冬时节，每到吃晚饭的时候，各个墙角都
闪烁着火光，好在清河农场处处是芦苇，拢上一把当干柴，把铝锅往两块砖头中间一架，就
吃起“加餐”来了。
记得，有一次疏浚排水沟，以加深沟的容水量。就业的“二劳改”队（解除劳教的人
员，住在铁丝网外的红砖房内）紧挨着我们的工作段挖河泥，一个叫刘岳的“二劳改”的活
段正好和我邻界。我正在低头干活，耳畔忽然听得“咯吧咯吧”的声响，有意无意地扭头望
去，顿时使我瞠目结舌，原来他正在嚼着一条水沟里捉到的活鱼，露在嘴外边的鱼尾巴左右
摇摆，发出咯吧咯吧的抽打声（若干年后，我看见电影《苦恋》中有个镜头，正和刘岳饥不
择食地生吞活鱼的情景一模一样）。我怕他不好意思，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干活，哪
知他反而吆喝起我来了：“喂！水沟里有鱼。咱们身上就缺动物脂肪。这东西虽有点泥腥
气，但能解饥就行！”听了这汉子的动员，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细想想，若不是饿得难
耐，他会把一条活鱼生嚼了吗？“活下来就是胜利”，是这儿劳改人员的口头禅，它不是很
唯物吗？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饥饿迫使最底层的人，向原始生活回归。其他类型的囚徒自不必
说，就拿知识分子来说，也逐渐蜕变去那层清高的外皮，露出原始的形态，前文提及到的工
程师肖乃信，在土城骂流氓骂得那么尖刻，但在一次晚间集合站队时，我亲眼目睹他捕捉飞
向电灯亮光带翅的蝼蛄，抓住一只往嘴里填塞一只，直到队长向他大声斥责为止。
事后，我曾间及肖乃信：“什么味儿？”
“没吃出味儿来，只知道往嘴里填。”他说，“肚子总像个无底洞。”
“克制一点不行吗？”
“你家里老母亲给你邮寄食品。我是孤坟野鬼，谁管？只有在困境中自己求生！”他振
振有辞地回答，“我一不偷，二不摸，吃野食不算丢人。”
“我担心你吃了有毒的东西，坏了自己的肚子。”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说。
不久，从六中队传来一个老右病危的消息，他叫陆丰年，落生在解放前的十里洋场，按
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他属于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出身。在北京农业机械学院即将毕业的
日子，赶上了反右派斗争，他在民主专政与“内行”、“外行”问题上鸣放了一下，被戴上
右派铁帽送进了劳改农场。昔民，一个吃蜜也嫌不甜的小少爷，在这儿竟然吃开了五毒，他
把捉到的一条蛇、一只蛙、一只癫蛤蟆和一只老鼠，放在一口小铝锅里煮熟吃了。夜里，他
开始上吐下泻，浑身哆嗦。几小时之后，他已经神智不清，生命垂危。多亏分场的医务室里
一个“二劳改”（刑满后留场就业人员）医生全力抢救，总算把他从死神的怀抱中抢了回
来。因为我和他常在墙角煮食时见面，虽然不在一个中队，还算彼此相知。一天，收工后我
到他的宿舍看望他，他神智虽已清醒但面色蜡黄。在炕边上，我说：“你怎么能乱吃五
毒？”
“饿。”他声音十分微弱。
“那也不能胡吃海塞呀！”
“我知道癫蛤蟆有毒，剥了皮先洗了几次。”
“那蛇也可能是毒蛇。…
“我开了膛，把五脏是扔了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空头安慰几句，便匆匆而回，事后，他身体略略好了一些时，并没有改
变他煮食小动物的习惯，只是不敢再把癫蛤蟆掷进铝锅里就是了。至今，他那口破了边沿的
铝锅模样，在我记忆中形象仍十分清晰：被苇火熏得成了炭黑色，上边只剩有一只锅耳（中
篇小说（白云飘落天幕》中，我借用了这口锅的形象）。他的命运也像这口缺耳的残锅一
样，留给历史一个残缺故事，后文将有详细叙述。
面对饥饿引起的种种惨状，好心肠的劳改干部装作视而不见。比如，绰号“姚菩萨”的
教导员和镶着一颗假金牙的刘队长，在队列前训话时偶尔提及两句“不要到处点火熏黑了院
墙”，“上边有令不许点火煮食野物”等等，这只是官样文章，实际上对饥饿的囚号煮野菜
充饥，是一种出于同情的默许，更确切他说在那饥荒席卷全国的年代，饥饿也危及到了那些
奉公守法的干部家庭，他们的家属宿舍就在壕沟之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家家户户的
檐下晾晒的青菜叶和萝卜干。基于如此严酷的事实，他们对囚号点火煮食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倒也是挺合乎逻辑的事情。
但是绝非所有干部都具有这种心肠。有一次我因患牙疼在监舍休病假，看见有几个身患
浮肿的老残病号，用锅不知煮什么东西。这时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场长（我已记不起他的姓氏
来了），来到宿舍院内，他看见墙角有人煮食，怒不可遏地走上前去，把所有的破锅都用大
头鞋踢翻了。从其中一口破锅里淌出来的是一只鞋底子，那场长声严色厉地训斥道：“你为
甚煮这东西？是不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