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会，出席会议的有王愿坚、陆柱国、西虹、刘绍棠，邓友梅、高延昌、赵坚、邵燕祥、李
希凡、蓝翎等约二十位青年作家。议题很快转到了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上。我这
个平时默默寡言并有着说话口讷毛病的人，不知是五四运动中那些先驱的亡灵在我身上注入
了热情，还是会上的鸣放气氛感染了我，我从后排的椅子上斗胆地站了起来，居然向周扬同
志提出了意见。我说：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作者当然有责任，而我们的指导理
论，似乎责任更大。周扬同志您一会儿倡导学英雄人物，一会儿又倡导写矛盾冲突，就是没
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实问题。接着，我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唱了赞歌。
会场愕然。原因有二：一、会上有的作家意见尽管尖锐，但还没有直呼周扬同志之名；
二、这些话如果出自于刘绍棠之口，也许没有人感到奇怪，而出自于我这个坐在后排椅子上
的从维熙之口，则使人感到惊奇。就连我自己也好像不相信刚才这段话，是我自己讲的。我
沉默地擦着头皮上的汗珠时，坐在我身旁的好友蓝翎，向我耳语说：“蔫人出豹子！”是
褒？是贬？我脸红心跳，甚至后悔刚才的莽撞之举。
我自视才情低下，其他文友都是大树，而我只不过是树冠阴影下的一株小草。那天，小
草居然也发出了低吟，而且是语惊四邻，这实在是个谜。我一无哗众取宠之心，二无摇撼文
坛主帅之意，只是深感文学作品公式化、概念化蔓延（包括我自己的某些作品），便放了一
声闷炮。据心理学家们剖析：人生活在世界上，都有一次或数次的生命曝光期。以此来推
断，那可能算我一次生命的曝光了。随着这声闷炮，我在创作上也寻觅着生机。1956年我
给《新港》（今天的《天津文学》）写了一篇小说，题为《阳春三月》，被编辑部退稿。退
稿信中委婉地提示我这篇创作，出现了不健康的苗头。其实，我这篇东西是从郊区一个农业
社因无限制地扩大公共积累，导致农民手中拮据，官僚主义萌生，农民被迫到区委闹事的真
实材料写成的。是我第一次挣脱了理论约束，进行的小说创作尝试。也许它不如我50年代
初期荷花淀派的作品清新、透明；但50年代中期，蓝天下已有沙尘，我把它写进作品，目
的还是为了蓝天碧透，并无顺风扯沙之意。适逢《长春》（今天的《作家》）编辑部黄三川
同志来我家组稿，我便将稿交给他，将题目《阳春三月》改为《并不愉快的故事》，发表在
该刊1957年7月号的头条位置上。
此时，我已在为自己编织罗网而不自知。之所以如此，实因自己揭露麻木的官僚主义的
目的，正是为了消灭这种恶迹。此时，大鸣大放的空气正浓，许多知识分子以满腔热血，坦
诚地向党迸谏。漫画家李滨声画了一幅漫画，题为《没嘴的人》，他用怪诞的夸张手法，画
了一幅身穿四兜中山服的干部肖像：堂堂五官中缺了“一官”——他没有嘴。很显然，这是
对我们社会生活中缺乏民主提出了尖锐的嘲讽；也可以解释成某些官僚主义者最欣赏、最器
重这样的干部。另一位漫画家廖冰兄，则发表了一篇诗配画，对文艺创作中的指导理论提出
了异议。此画，我已淡忘了，但画家那道打油诗的片断，我至今记忆犹新。诗曰：
技巧必须如此，
题材不可这般，
最好人如机器，
没头没脑简单……
这些漫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共鸣。本来，此时不仅是完善中国民主建设的大好时机，
也是中国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起点。因为在1956、1957两年中，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
年轻人》、宗噗的《红豆》、耿龙祥的《明镜台》……一批揭露时弊和纯情的文学作品相继
问世。假如我们能从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中，汲取一些有益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东西，1957
年后将是中国经济和文化比翼腾飞的时刻。中国摆脱半封闭的贫穷落后的时刻表，将因此而
大大提前。否！原来发动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只是一种手段，“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原来是
“大鱼正在撞网，便于聚而歼之”。一个盛夏的夜晚，当我妻子把那一文件内容（北戴河会
议）告知我时，我简直是瞠目结舌。
“这可能吗？我不相信？”
“什么叫‘阳谋’？‘阳谋’和‘阴谋’有什么区别？”
“与其如此，何必当初号召鸣放？”
“主席不是说‘言者无罪’吗？怎么又成了撞网的大鱼？”
她沉默不语。她回答不出我的质询。
最后，她一边奶着怀里的孩子，一边不能自圆其说地解释说：“这些词儿，可能是指那
些资产阶级政客而言，不是指广大知识分子鸣放说的。”
记得那天夜里小儿子还发了高烧。我和妻子身心疲惫地抱着他去医院打针，归来时已过
子夜。我失眠了——这是1957年第一个失眠的夜晚。天拂晓时，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梦
见了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场景。不过，那大海是黑墨色的，钻进那小口大肚缸
中的金鱼，不止一条，而是一群……早晨，我把梦境讲给她听，她说：“反正不是什么好兆
头。”
不久，我这个梦境应验了。《这是为什么？》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
社论，见诸各个报刊。一鸟入林，百鸟压音，黄鹂、百灵、杜鹃、翠鸟的啼春之声顿时消
失，“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个专用称呼，进入了中国历史。昨天的广播员，还在盛赞鸣放
的鸳歌燕舞；今天，则转口说它充满毒汁，语调中流露出肃杀之气。街道上一度播放着的印
度电影插曲《拉兹之歌》突然哑了；金嗓子周璇唱的《四季歌》，也从广播中销声匿迹。仿
佛在这盛夏时节的短短几天，历史的火车头来了个急转弯，一下子从车厢里甩下来几十万对
事业充满创造活力的知识分子。
反右斗争的号角吹响了，知识分子的劫难降临了。
第2节 混沌之初到“第十三名”
《北京日报》首当其冲揪出来的右派分子不是我，是漫画家李滨声、小品文家杨凡（即
刘波泳，他在鸣放期间发表了杂文《灶王爷的小本子》，曾纳入《扫帚集》出版）。美术组
只有女画家陈今言逃脱，其他几个画家：王复羊、骆拓、郑熹、李滨声皆戴上了右帽。农村
组里记者丁紫、编辑徐钟师和我全军覆没，一律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出人意料的事情，是我妻子张沪也被划为右派分子。鸣放初期，她曾转达过岳丈对我的
忠告，她一没有写小说，二没有写杂文，三没有报道过“煽风点火”的文章，四没有向党提
出什么尖锐的意见。但她也划为右派，而且定案在我之前。在我印象里，她对鸣放并不热
心，她是跑高校的记者，白天匆匆忙忙去西郊采访各大院校，晚上归家照顾没满周岁的儿
子。稍有闲暇，就打开那部被她翻烂了的《红楼梦》。她酷爱《红楼梦》，常常背诵几句
“梦”中诗句，并向我讲述这部书的深厚艺术功力——因为我在年轻时不喜欢读这部书。
也真是该着。那天，她去高校采访归来，穿过麻线胡同回报社时，一辆小卧车从她身旁
风驰而过，轮下扬起滚滚黄尘（当时北京的许多条胡同，还没有铺柏油），使得她无法逃避
黄尘洗面之灾。回到报社文教组后，就仿照陶行知先生1929年的一首旧诗，在小黑板上诌
下了这么几句：“大老倌坐小汽车，小老倌坐大汽车，没车坐的——吃灰……”
这几句歪诗，充其量不过是宣泄她对黄尘洗面的不满，尽管其中掺杂了少许黑色幽默和
反差度很大的对比，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含义在内。但是这几句歪诗成了导火线，有人揭
发张沪在党内曾提出过“五一节搞大规模的游行实属劳民伤财”之类的意见，这些意见和党
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牛唇不对马嘴的荒诞分析，居然成了法律，她很快被确定成右派分
子。她十足年龄16岁时，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在国民党疯狂大逮捕、大屠杀时，她曾经
奉地下党之命，参加学生“反缴费运动”，被国民党抓获后，国民党特务看她个头太小，实
在不像个共党分子，便脆脆地赏了她一记耳光，把她轰出特刑厅。地下党为了保护她，把她
送往了苏北解放区。这场灾难使她很伤心，但她外表又极其冷静，她照常挺胸走路，没有其
他右派分子身背十字架的负罪之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去厕所，在马桶上仍
然翻着《红楼梦》，这一镜头被那位美术组里惟一逃脱右派厄运的女画家看在眼里，在大楼
楼道里画了她一幅漫画，把她画成一只长着长长尾巴的狼，说她是死不认罪的右派。这下，
可激怒了她，她气愤地对我说：“我接受说理批判，可不接受这样的侮辱，我要叫她把这张
大字报撕了去。”
我生性懦弱，在风浪面前更为胆怯，规劝她说：“吞下这口气吧！这是政治运动！”
“她为什么要侮辱我的人格？”
“也许是怕把她也划进右派圈子，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说，“这种心理状态，和右派
一样可怜！”
“不是可怜，是可卑！”她高声喊着。
她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使她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吃了不少亏，这是后话。但在当时，
我还没有被定成右派，权衡利弊关系，她还是吞下了这口气。但她屡屡向我表示，要把侮辱
过她的人，记上一辈子！
我没有她的傲骨，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我只希望像一只被人遗忘了的土拨鼠那
样，在幽暗的洞穴里躲过这场雷暴。但幻想终究取代不了现实，文艺界的泰斗们首先被报刊
点名了：艾青、丁玲、冯雪峰、钟惦棐、江丰……接着，北国的神童作家刘绍棠以及南京
“探索者”成员方之、陆文夫、高晓声等被点名示众。虽然报纸上尚未直呼他们为右派分
子，但在批判文章中，无一例外地去掉了“同志”的称呼。按照50年代的阶级分析法，庞
杂纷乱的大千世界只有革命和反革命两大营垒，“同志”二字是革命者神圣的标志，取缔了
“同志”称呼，当然就意味着是敌对分子了——对此，我感到不寒而栗。
文坛皆知，我和刘绍棠是孙犁的得意门生，又是性格相异但亲密无间的文友，真是在劫
难逃了。一天，领导报社反右斗争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总编辑周游同志，约我去办公室谈
话。我以为给我背上黑十字架，打入另册的时候到了，因而心跳得如同击鼓，迟疑着不想去
推总编辑的房门。
门开了。他严肃地坐在一张棕色的大写字台后面，面色冷峻地对我说：“你最近怎么
样？”
这句话问得很笼统，但我知道他所要问的是什么，便回答说：“我正在考虑自己发表过
的东西，是不是有……”
“应该这么做。”他似乎在肯定我的想法，但是脸上并无赞许的表情，“尽量避免摔大
跤子！”
是暗示？还是打招呼？我不禁暗自盘算起来。周游原是延安鲁艺的学员，打得一手好桥
牌。他很爱才，我被从郊区青龙桥小学调到报社，据说就是因为他读了我发表在《文艺周
刊》上的一篇小说，而打通了市教育局的关卡，让我来当编辑、记者的。1956年我写长篇
小说《南河春晓》时，是他批准的创作假；该年年底，我请求去北大荒深入生活，也是他破
例地为我开的绿灯。当我请求当专业作家的报告递到他案头上时，他找我谈话说：“你年纪
太轻，经受的锻炼还太少；专业创作的要求我支持，但是行政关系还留在报社吧！”因此，
我成了惟一一个身在报社却以文学创作为业的编辑、记者。既是报社宠儿，又是同辈人妒嫉
的对象。我很敬重这位前辈，常常越级找他去聊天，那时他谈笑风生，完全是一个宽厚长
者。但此时他坐在写字台后面，却冷若冰霜。
“我一定好好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我说。
“对。完全对！”他再次表示赞许，但依然蹙锁双眉。
“还有事吗？周游同志！”
“现在我通知你一件事。”
我觉得上绞刑架的时刻到了，我等待命运的宣判。
“你暂时离开报社，到京郊农村参加‘社教工作’去吧！马上就走！”
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此时反右斗争已开展得如火如荼，每个单位都
在揪右派，挖右派，而周游居然叫我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属非常之举。回到家
来，我向妻子详述谈话内容，她说：
“这是有意保护你过关！”
“出于爱才？”
“可能吧！你是他调来的。”她分析着，“再说，咱们这个四口之家，已经有我这个戴
上右派帽子的人了，他们或许不忍心再给你戴上这顶铁帽子！”
“阿弥陀怫——”我暗自庆幸我身后有个保护神。
“但也未必能保护得了你。”她说，“他只是‘五人领导小组’中的五分之一，其余那
五分之四，还是个问号呢！”
不管怎么说，我在困境中看见了一线生机。第二天凌晨，我整理好行囊，乘公共汽车去
东郊高碑店乡“社教工作组”报到。我被分配和东城区妇联一个同志到农业社所属的各个生
产队去调查。我拼命地工作，与其说是为了积极表现，还不如说是以繁忙的工作压抑内心的
忐忑不安的情绪更为准确。我最怕黑夜的寂静，躺在床上总是久久不能入睡，就连水塘里的
阵阵蛙鸣，都能使我联想起批斗右派时的激昂口号声。还好，睡在同一顶屋檐下的同志，都
因白天的奔忙而匆匆入梦，并没发现我这个辗转反侧的失眠者。倒是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妇
联同志，对我白天连打哈欠表示不解。
“喂！夜里干什么去了？”她单纯、开朗、活泼，对于我这个濒于右派泥沼人的心情，
毫无所知，“你听早晨的新闻广播了吗？又揪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