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老婆也在土城？”
“是。”
他刚要继续往下点名，我突然像乞丐一般问道：“能叫我见一面吗？她身体有病……”
“当初你们不坚持反动立场，何至于有今天的下场！”劳改干部不正面口答我的请求，
反而朝我心脏部位刺了一刀，“记住，这儿不是什么施舍仁慈的地方，更不施舍资产阶级人
道主义。惟一的前途就是脱胎换骨，等你们改造好了，才能有那一天！”
听了训政本该知趣地坐回地铺上，但是不存在的幻觉仍然支配我讲了这样几句话：“队
长！能不能把我们送到同一个劳改队去，不然我母亲探视儿子和儿媳，还要跑两个不同的地
点！”
回答是可想而知的。
坐在发配塞外的火车上，我为自己的懦弱而浑身发烧。扭头看看武警，武警头戴国徽庄
严而立，那闪亮的手枪插在皮带间，一只手紧握住枪的后把。回过头来看看窗外，八达岭起
了风，夏日那葱郁的绿色荡然无存，七八级的大风摇撼着枯枝枯干，穆桂英点将台蒙在一片
混饨之中。影影绰绰可见山巅上的烽火台，它像个历史证人一样，看征人出关，看犯人远
行。今天，它又冷眼看这列爬行的火车了，它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里装运着几百名不寻常的
旅客吧？！
大山巍峨！
大关雄浑！
我甚至后悔自己没有在春日来过长城。从进入《北京日报》，我就为当好记者。编辑而
忘我工作，稍有闲暇，我还要提笔写描写新生活的小说。从进入京城之日，虽知长城近在咫
尺，但舍不得抽出时间来瞻仰这条盘卧在山尖上的龙。这次倒是见到长城了，却是在这寒风
凛冽的冬日，没有春色，没有诗情，有的只是萧萧万木和在万木萧萧中出关服劳役的囚徒。
早晨登程之前，每人发了两个窝头。此时在没有暖气的车厢里，冻得石头一般。我机械
地嚼着窝窝头，品味着人生的苦涩。当初，秦始皇修筑长城时，这儿走着数不清蝼蚁般的民
夫和苦力，据说那是为了抗御外侮之必需；今天送我们这些打入另册的人们，又是保卫“钢
铁长城”之必需！是“把北京变成水晶城”之必需……
强权即真理。
无权即无理。
别了！未来的“水晶城”！
我等待着这位大人物的诺言兑现。
列车穿过了大山，关外尘沙飞扬。这儿风更凛冽，远远看见一个旋风拧成的通天上柱。
当车停在康庄车站时，我们这些成员面面相觑。像西直门车站一样，武警早已在站台架上了
机枪恭候。由于风太大，士兵们那绿色棉军帽下边的带子，一律紧紧地系在下巴颏上，有的
怕风沙迷眼，还戴上了风镜。
我们摇摇晃晃地先搬运行李，把卸下来的所有行李搬上卡车后，才被通知登上无篷卡
车。没有泯灭尽净的羞耻，使我在搬运行李时，一直低垂着头，因为我怕列车上的旅客中，
有亲友或相知的目光。在这方面，我很钦佩那些刑事犯的勇气，他们在搬运行李时还不忘和
车窗里的旅客逗乐，因而不断招来战士的怒斥：
“低下头来走路！”
“没脸没皮的家伙！”
那位“杨子荣”此时严然就是圆睁二目的门神，他在大风中屹立着，一动不动地监视着
我们这些搬运夫。直到我们最后一个成员登上卡车，他才钻进卡车的驾驶室。我至今清晰地
记得那条黄尘滚滚的驿路，它从康庄曲曲折折地向东北方向延伸，十几辆卡车中只有头一辆
是幸运儿，后边一串都要吃前边轮下滚起的黄尘，所有车上的成员一律面向车尾；即使这
样，我头上一顶系着扣儿的破呢面棉帽子，还硬叫大风给刮去，不知飞向了何方。
“这是好事。”一个东北小盲流对我说，他叫那德广。
我无心回话，把头埋在虱子成堆的皮袄领子里。
“到那儿就摘你的右派铁帽！”这个小土猴儿，闪着一对大眼睛对我唱着喜歌。
在土城帐篷里他年纪最小，初进上城时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大孩子，也被关在“五毒”
当中。后来在他交代罪行时才知道，他是吉林某地（是否那拉氏宗族的后裔记不准了）的一
个浪儿，在饥荒年间流入北京，公安机关几送几来，后来他偷拿一个副食商店的蛋糕，当场
被抓，便以屡次盲流加偷窃为由，送到土城来了。他长着一张娃娃脸，一笑露出虎牙尖尖。
他常常自动去抬饭簸箩或倒尿桶，帐篷里的成员却对这偷嘴吃的“小家雀”印象不错。那次
队长点名无心地露出我的原来职业以后，他特别显得和我亲近。一次，在厕所里大便时碰在
一起，他便问我：“写书这活儿好学么？”我说：“我已经被开除出那个行列了，别谈它
了。”他说：“随便聊聊，我又不给你打小报告。”我说：“算了！别学这一行，这行挺害
人的！”他听不懂，刨根问底没完没了地问。我心绪很坏，提起裤子走了。在帐篷里他坐在
我对面的地铺上，每每望见他那双晶黑晶黑的童眸，我就觉得我亏待了他似的，便有意躲开
他那双幽亮的目光（十几年后，当我在山西伍姓湖劳改农场的窑洞里，偷偷写小说《远去的
白帆》时，他成了我搭七巧板时的模特之一）。此时，在黄尘滚滚的路上，他浑身上下虽成
了土人，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而动人。他不该来这儿——他进来的太早了。
风势仿佛渐渐小了一些。回头望去，是一座高山挡住了风路。汽车一路上盘，我们终于
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依山势而起伏的排排红砖房，红砖房的周围站立着高高的岗楼。
“到了！”兴奋的声音。
“到了！”疲惫的声音。
“到了！”歇斯底里的叫喊。
土猴们的脸上开始有了喜色。我的心也从空中掉在了地上。总算是到了“站”了，这儿
虽属塞外，离北京还不算远；离北京近一寸，仿佛就和母亲的心贴近了一尺。别的都丢了，
离老母亲和小儿子近些就成了我惟一的安慰。
卸完行李，站队点名经过检查没有发现有一个逃号，那“杨子荣”冰冻的脸上露出一丝
温意，并在队列前，对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训导。他说：“凡是跟我来营门的，都是有福分
的。这儿是劳改矿山，下矿井的壮劳力每月粮食定量52斤；此外还要发工作服和柳壳
帽。”每月52斤定量，在饥荒年间确实是个十分诱人的数字，不要说那些“盲流”和扒窃
犯，就连我都为这个数字而心动。在饥荒席卷中国的1960年量器秤杆脱销，除了特权和社
会上层“不知饿汉饥”之外，几乎家家买了秤，每顿饭都计算下锅的米。我住家里的外院有
五六家，家家都这么干。至于“天府之国”四川以及产粮区河南也饿死数以万计老百姓的小
道消息，已是乌鸦满天飞。“瓜菜代”年月应运而生了一批丧尽良知的谎言家，在报纸上硬
是把“人造肉”说得和猪牛羊肉含的热量差不多。既欺人，又欺己，这一切仅仅为了符合形
势需求。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每月能有52斤粮食进肚，当然又是一张最大的安民告示，因
而当这位“杨子荣”训话之后，在岗楼下的空场上，竟然爆发出一阵炒豆般的巴掌声。掌声
过后，又引发了“土猴”们一阵哄笑，这是因为他自报姓名时，他也姓杨，因而当真落了个
“杨子荣”的绰号。
劳改铁矿的矿长姓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了。只记住管教股长姓严，他有着知识分子的脸
型，但语锋尖刻犀利如刀。还有一个小个子，人长得黑不溜秋的，姓王。给我留下深刻而难
忘记忆的，是那位曹队长。他中等身量，一只眼睛略略大于另一只眼睛，每逢在队列前训话
时，那只略大的眼睛里，常常坠下一两滴泪水——那叫风泪眼。害这种眼症的人，一遇风就
落泪，而塞外的风一年四季很少有间断的时候。
从地铺搬到了大土炕，从吃窝头变成偶然吃上白馍。生活上浮了一个等级，多少给人带
来一些快慰。但精神上那根囚绳扣儿依然系得紧紧的，集合、站队、出工、学习、训政，此
外就是吃喝拉撤睡。睡，还是几十个人睡在一条大炕上；吃，虽然口粮定量提高，但其中有
一部分是高粱面，使不少人患了便秘症。矿山医务室没有医治便秘的药物，使人苦不堪言。
我到矿山不久，就得了这个病。在大便坑蹲上半个小时，用劲用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大便
也排泄不出。记得有一次，出工在即，我双脚蹲麻了，还是拉不出屎来，没有办法，只好用
手指抠肛门，把那硬硬的屎团，从肛门中抠出来。留在手上的除了粪渣还有鲜血——那是我
把肛门抠坏了。收工回来一看，裤权上留下一片紫黑色的血斑。由于矿山常常吃高粱面，这
种令人作呕的抠屎动作，便周而复始地循环，好在大家都这么干，在群丑当中也就不觉得自
己丑了！
仔细分辨一下，害这种病的多属于知识分子，在土城领着大伙唱《东方红》的右派徐恭
谨，一机部的俄语翻译右派程海炎，还有和我同时被送往土城的北京日报的编辑赵筠秋……
可能由于知识分子消化系统细嫩之故，简直对高粱面窝头望而生畏。后来，东北来的小盲流
那德广（和我分在一个班），出于对我的同情，积攒下玉米面窝窝头和我交换高粱面窝窝头
吃，以解我之危。像在土城一样，这种交换只能秘密进行，不然就会被指责为“彼此拉
拢”。按照改造规定，这里的人只有彼此监督互促改造的关系，而不许有任何友谊来往。我
实难揣摸这个小盲流究竟有多大的肠胃，我和他每次交换，都是以多换少，而他总是像饿死
鬼投生的一样，把窝窝头风卷落叶般地吞下去；还嫌不饱时，便抢起小铝盆咕嘟嘟地喝下半
盆水，弄上个水饱。
这种饥饿症的表现千奇百怪。用舌头舔净粥碗的声响，前文已经写过这里不再赘叙；他
们有的人还把在院子里拾到的小木屑，在砖上磨出木刃来当小刀使，把窝窝头切割成指甲大
小的小方块，再用小木刀刀尖挑起，一小方块一小方块地往嘴里送。好像这是生活中的最大
享受，消磨的时间越长，心理上越感到满足似的。按照物质不灭的学说来解释，无论大口吃
窝头和慢慢品味指甲盖似的小块窝头，到肚子里总量是等同的；但饥荒给社会底层留下形形
色色的扭曲症，导致了精神变态。这种变态在劳改队有极大的感染力。小盲流那德广也很快
学会了品味窝头的“慢动作”，他那双巧手把碎木片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刀叉，用这个插一小
块，再用那个插一小块，一顿中饭或晚饭，能品味上一个钟头。
最初，我对这种病态表现，投以鄙夷的目光。后来见的多了，也就不觉其怪了。可是令
我不解的是，监房里还不断出现偷窃食物的行为。52斤口粮，按说是能吃饱肚子了，但食
物丢失的红灯不断报警。一大早晨，起床的哨子刚刚响过，躺在大炕最头上的“天津卫”
（我记不起他的姓名了）便用拐弯的天津腔骂起来了：“我×他八辈祖宗，谁他妈的把我油
炒面给偷走了？我×他妈的，家里从天津往这儿寄这玩艺儿容易吗！”
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阵，把疑点集中在一个姓傅的中年汉子身上。据说，他是个惯
窃，专门在大轮（即火车）上作案。当天正好是个雾雪交加的天气，劳改队长担心有人借大
雾逃号，便歇工半天，召开这个贼的批斗会。
在土城我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先在那汉子脖子上挂上四块红砖（一边两块），然后责令
他跪到地当中来。没有任何论证之前，几个“氓爷”就上前一阵拳打脚踢：
“臭贼！是你偷的不是？”
“说！”
“别死鱼不张嘴！”
“爷儿们哥儿们可有办法撬开你的铁嘴钢牙！”
那汉子铺位在对面炕上，和我的铺位正对门。初来矿山那几天，由于他患有二度浮肿，
走路还要扶着炕沿，看他行动不便，我曾帮助他端过一回洗脸水。他脸色虚黄如纸，两腿粗
肿得像发馒头用的面肥。他每天挣扎着去出工，是为了那52斤粮食（病号口粮28斤）。有
一次在集合出工时，队长曾强令他留下，他还是偷偷地尾随在队伍之后，跟着大队伍去出工
干活。这样一个病号，此时跪在两炕之间的走道上，脖子上还坠上沉沉的砖，引起了我的极
大同情。扭头看着那位劳改队长，不知何时他已经离开了监舍，后来才知道每逢遇到类似的
事情，队长都退避开去，没看见打人，不算他的过失；看见施刑，而不加以制止，那是违反
政策的行径。留下“五毒”们“以毒攻毒”，队长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说得更直接一点，
有的劳改队长就是有意纵容罪犯自己惩处自己，相信拳打脚踢对改造囚犯的特殊效能。
可是这个汉子是不是真的偷吃了“天津卫”的油炒面，却几乎没人问津。
几个耳光打过之后，那姓傅的浮肿号嘴角便滴下血来了。这时，才有人提出，留他一口
气，但必须让他承认是他偷的。因而武斗的间隙，审讯并没有停止：
“说，是不是你偷吃了？”
那汉子声音极低：“不是！”
“再给他加温！”
于是脖子两边的绳头上，变成了六块红砖。
“说！”
“我没偷。”
再打下去那汉子就该归西了，这场无端殴打和无端审讯只好收场——仅仅因为他的前科
是个窃贼。如果他确实偷了油炒面，那是因为饥饿，他浮肿的身体需要大量的营养补充；如
果他确实没有偷，那“天津卫”因为两三斤油炒面而动怒，也是因为他自己需要补充营养。
至于那些“氓爷”对一个浮肿的同类，大打出手，除了产生于本能的职业病之外，就是饥荒
年代的歇斯底里病的大发作了。
由于上述的种种缘由，家属来矿山送食品的很多。政策规定每次送来的食品不得超过二
斤，但是那个劳改队长对数量检查也不那么认真。所以，如何把带到监舍来的食品，确保吃
进自己的肚子而不被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