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包着像本书，我夹着它到杜里巷附近那家赫赫有名的牛肉店①，点了一“小碟”那种精致食品和面包一块吃下去。对我这么一个独往独来的奇怪小家伙，那招待是如何想的，我不知道；不过我吃饭时，他那盯着我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得，他还叫了另一个招待来看我。我给了他半个便士，真希望他当时没收下。
①18世纪英国学者约翰森常去该店吃饭。
我想，我们有半个小时吃茶点的时间。我钱够时，总买半品托冲好的咖啡和一片奶油面包。我没钱时，就去看舰船街的野味店，在这种时候，我也间或走到考文特花园市场去看菠萝。我喜欢在阿德尔菲街一带徘徊漫步，因为那地方有一个黑色拱门而显得神秘。我记得，一天晚上我从靠近那河边小酒店的一个拱门里走出，酒店前有片空地，一些扛煤的工人在那里跳舞；我坐在一张凳子上看他们。不知道他们对我作何感想！
我是那样一个孩子，那么小，当我走进陌生的酒店要买杯麦酒或黑啤酒以佐我带来作午饭的东西时，他们竟不敢给我。我记得，一个很热的晚上，我走进一家酒店，对老板说：
“你这儿最好的——特别特别好的——麦酒一杯要多少钱？”因为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日子。也许那天是我生日。
“两个半便士，”老板说，“这价钱买的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麦酒呢。”
“好吧，”我拿出了钱说，“请给我上满满的一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吧。”
老板听后，露出一丝怪怪的笑，在柜台那儿把我从头到脚打量着；他没去倒酒，反而朝屏风后望来望去，对他妻子说了些什么。他妻子拿着针线活从屏风后走出来，和他一起打量我。现在，我们当时仨人的模样都在我眼前活灵活现了。老板没穿外套，靠在柜台的窗架上；他的妻子从那下面那小部门关住的门上方往外看；我呢，就在柜台外面莫明其妙地仰脸看他们。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如我叫什么，多大了，住哪儿，怎么做工，怎么来的。为了不牵连什么人，恐怕我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的回答有的是编造。他们把麦酒给我，不过我怀疑这不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那老板娘推开柜台的那半节门，俯下身来，把银退还给我，还怀着半称赞半同情的心情吻了我。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好心和善意。
我知道，我并不是有意或无意地夸张我的经济匮乏和生活困难。我知道，如果奎宁先生给我一先令，无论何时，我就把它花到一顿饭或一顿点心上。我知道，我是个穷小子，从早到晚，跟普通的成年人和少年郎一起干活。我知道，我又饿又馋地在街上逛来逛去。我知道，如果不是蒙上帝眷顾，在我所受的那种照顾下我会很容易地就变成一个小强盗或小流氓。
我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也始终处于某种地位。奎宁先生是个不细心的人。又那么忙，事情又那不寻常，也顾不上对我另眼相看，何况不论对成年人还是少年人，我也从不说我的来历，对于我在这里的愁苦也不流露半分。我暗自忍受，我乖巧忍受，除了我自己，没人知道。我忍受了多少，正如我已经说过，是完全超出我叙述能力的。但我坚守这秘密，苦做我的那份工。我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我不能像任何其他人那样干活，我就必然受到轻视和侮辱。不久，我就变得至少和那两个少年一样利索和熟练了。虽然我和他们都很熟了，可由于我的行为神态与他们的相异之甚而使我们之间有种距离。他们和那些成年人总叫我“小先生”，或“小萨福克人”。装箱工头是个叫葛里高利的成年人，另一个穿着红衣的车夫叫提普，这两人有时也常叫我大卫，但我想这总是在我们很亲热的时候，也就是我在大家干活时给他们讲我看过的那些书让他们高兴时（很快，那些书也从我记忆中消失）。白粉·土豆曾对我的优越地位抗争过一次，但马上就被米克·沃克尔制服了。
我认为我没希望摆脱这种生活了，也就完全放弃了这种希望。我认认真真这么想：我从没对这种生活退让过，也从没不因它而苦恼，哪怕一个小时也没有这样过。但我忍受下去，连对皮果提也不曾在任何书信中透露过只字片语（我们通了很多信），这样部分是出于爱她，部分是因为我羞于那样做。
米考伯先生的困难更加重了我的精神痛苦。我在这种孤苦伶仃的情形下，和那家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时时惦着米考伯太太的各种筹款计划，时时心头压着米考伯先生的债务。星期六的夜里是我的好时光——部分因为我口袋里有了六或七个先令，回家的路上望着那些店铺，盘算着这笔钱可以买什么，这可是了不起的事；部分因为我能回得早——米考伯太太会把最伤心的秘密向我倾诉；星期天早上她也会这样，那时我把头天晚上买回的茶或咖啡在一个刮脸用的小罐里调好，开始坐下吃那已过了钟点的早餐。在这类星期六的夜间谈话开始时，米考伯先生总要痛苦忘情地哽咽一番，而谈话将近结尾时，他却又在唱“杰克快乐地和南在一起”了。我曾看到他流着泪回家吃晚饭，嘴里叨念说只有进监狱是唯一出路；然后又盘算“如果有什么机会出现”（这是他很引以自得的句子）可以弄到装弓形窗所需的费用入睡了。米考伯太太跟他完全一样。
我们各自的境遇在我们之间形成了（我深信）一种奇特的友好平等关系，虽然我们的年龄悬殊得可笑。在米考伯太太把我视作她的心腹之交以前，我从不肯接受他们的邀请而由他们掏钱、和他们吃喝，因为我知道他们和屠户及面包商关系紧张，他们自己通常也没什么太多的吃食。一天夜里，米考伯太太就像下面所说的那样和我结成了心腹之交。
“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我把你不当外人，所以不怕对你说：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已达到危急关头了。”
听到这话，我好生难过，看着米考伯太太红红的眼睛，我满怀着无限同情。
“除了一块荷兰干酪的皮——这是不适合一个有这么多小孩的一家所需的”——米考伯太太说，“食品间里真是什么也没有了。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时，总习惯了说食品间，我几乎不知不觉就说这个词。我的意思是：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天哪！”我很关切地说。
那时我口袋里那星期的工钱还有两或三先令——由此我猜我们谈话时是在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我忙掏了出来，诚恳地请米考伯太太把它们收下权当向我借的。可那太太一边吻我，一边叫我把钱放回口袋，并说她连想也不能这么想。
“不能这样，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她说，“我压根就没往这上面想！不过，你显得比你的实际年龄要老成，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另一件事上帮我，我一定满怀谢意接受这种帮助。”
我请米考伯太太说出来。
“我已亲自把日常餐具脱手了，”米考伯太太说，“六把茶匙，两把盐匙，一把糖夹，都由我分别在几次拿出去抵押借了钱。想到爸爸妈妈，我为这交易痛心，但这双生子是个大包袱呀。我们还有几件小物件可以脱手。米考伯先生的感情决不允许·他·亲·自来处置这些东西，克莉吉特呢，”——这是那个从习艺所来的女孩——“又生就下流，如过于信任她，反会令她叫人痛心地放纵。科波菲尔先生，如果我可以请求你——”
这时，我明白了米考伯太太的意思，便求她只管差使我。就在当天夜里，我开始处置那些较轻便的财产了；几乎每天早晨，在去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之前，我总要为同样的交易出门一次。
在米考伯称做图书室的屋里一个小柜上，有几本书，先被脱手的就是它们。我把这些书一本接一本拿到都会路一家书摊上——那条路在靠近我们住所的部分在那时几乎全是书摊和鸟铺——不管多少钱就都卖了。摊主住在书摊后的小房子里，他每天晚上都酩酊大醉，早晨就被他妻子痛骂一顿。不止一次，我一早上到那儿时，他就在一张翻得直立起来的床前接见我，他额上的一处伤痕或一只又肿又青的眼睛证明他头夜又喝得太多（恐怕他喝酒时喜欢和人争吵）；他伸出发颤的手在乱扔在地板上的衣服口袋里一只只搜，想找到所需的钱，他的妻子则抱着一个小毛头，趿着双便鞋，骂他个没完没了。有时，他把钱弄丢了，就请我再去一次，可他老婆总有点钱（我猜是趁他大醉时拿了他的），我们一起下楼时，就偷偷了结了那笔交易。
在当铺，我也开始小有名气了。在柜台后主事的主要人物很留心我了。我记得，他和我谈生意时，常要我用一个拉丁文的名词或形容词变位、或活用一个拉丁文的动词给他听。每次这种交易成交后，米考伯太太就举行一个小型宴会，大致是顿晚餐，这些样的晚餐我都记得很清楚，每次都有一种特别的美味在其中。
米考伯先生的困难终于到了危急关头。一天清早，他被捕并被送进市里最高法院的监狱。他走出住宅时对我说，他的末日降临了——我真的以为他的心都碎了，我的心也碎了。可后来我听说，有人在午前看见他快快活活地玩了九柱戏。
他被送进那里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打算去看望他，和他一起吃午饭。我得问路到那么一个地方，到那地方我会看到附近另外一个地方，在后者我又看到附近有一个院子，走过那院子一直走下去，直到看到一个看守。我一一如此这般做来，当我终于看到一个看守（我是多么可怜的一个小东西！），我就想到洛德利克·兰顿在债务人监狱时那里有怎样一个身上仅有一块破布的人，那看守顿时在我神色暗淡的眼中和跳得很快的心上浮游晃动起来了。
米考伯先生正在大门里等我。我们走上去到了他的房间（从顶上往下数的第二层）大哭了一场，我记得，他郑重其事地请求我以他的遭际为鉴，并要我注意到：如果一个人年收入为二十磅，他花去十九磅十九先令又六便士，他会快活；但如果他花了二十镑一先令就会苦恼。这以后，他向我借了一先令给看守，并给我写了一张收条凭其可向米考伯太太要回那一先令，然后就收起小手帕，兴致又高了起来。
我们坐在一个小火炉眼前。生了锈的炉门里一边放了一块砖，以免烧煤太多。我们在那里一直坐到和米考伯先生住一间屋的另一个债务人从面包店回来，他还带来了我们合伙吃午饭用的羊里脊肉。然后，我又被派到最顶头的房间去见“霍普金斯船长”，带去米考伯先生的问候，并说明我是米考伯先生的小朋友，向他借一把刀和叉。
霍普金斯船长借给我了刀和叉，并附上对米考伯先生的问候。在他的小房间里有个脏兮兮的女人，还有两个病恹恹的女孩蓬着头发，那女孩们就是他的女儿。我想好在是借霍普金斯船长的刀叉而不是借他的梳子。船长本人实在邋遢得无以复加，他长着一脸大糊子，穿着件很旧的褐色外套，外套下再无别的衣物。我看到他的卧具被卷着放在一个角落里，还看到他架子上放的锅碗瓢盆是些什么样的，我断定（上帝知道我是怎么断定的）那两个蓬头发的女孩是霍普金斯船长的女儿，可那脏兮兮的女人并没嫁给霍普金斯船长。我怯怯地在他门口呆了不过两分钟，却带回这么多见识，就像我握在手里的手叉一样实在可靠。
那顿午饭有种吉普赛的风情在其中，而且很惬意。过午后不久，我去还霍普金斯船长刀叉，然后就回家，将探访的情况向米考伯太太报导以给予她安慰。一看到我回来，她就昏了过去；然后我们谈着这事的时候，她用一小罐热鸡蛋甜酒来慰劳我们。
我不知道，为了这一家的好，那些家具是怎么卖出去的，又由谁经手卖的，我只知道我没经手它们。不过，家具都被卖掉了，由辆货车拖走的，只剩下床和几把椅子，还有一张厨房用的桌子。带着这点东西，我们像驻营地一样住在温泽巷那所空房子的两间客厅里。米考伯太太，孩子们，那孤儿，还有我，都日夜住在那两间房间里。我不知道到底住了多久；不过我觉得很久很久。米考伯太太终于决定搬进监狱去住，米考伯先生现在在那里住着一个单间了。于是，我把钥匙还给房东，他很乐意地收回钥匙，除了我的床，其它的床全送到最高法院监狱；我的床送到监狱围墙外不远的一个小房间里了，这很合我意。因为在我们的坎坷中我和米考伯一家人彼此相处得太好，谁也舍不得离开谁了。那孤女也在那附近找到一个房租低廉的住处。我的卧室是一个斜屋顶下的后顶楼，面朝一个木场的大好风景。住在这里，想到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已到了危急关头，我觉得这小屋实乃天堂了。
在那段日子里，我一直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怀着和一开始时同样的屈辱感，同样卑贱地和同样卑贱的工友为伍做苦力。可我从没结识任何人——无疑这是我的幸事——也不和每天进出于批发店而在吃饭时间里游荡在街头的那些少年中任何一人交谈。我还是那么过着暗自不快的生活，我仍那么独自地过那生活而不仰仗任何人。我能觉察到的唯一不同是：我变得更寒伧了，这是其一；其二是我对米考伯夫妇的种种忧虑已减轻；因为在他们困难时有些亲戚和朋友帮助他们，他们在狱中反比在狱外的许多时间还过得更惬意。凭着某种安排（具体情形我已记不得了），这时我常和他们一起吃早饭。我也不记得监狱的门早上什么时候开，我可以进去；可我知道我常常六点起床，没事我喜欢走来走去的地方是老伦敦桥，我常坐在那里的一个石龛里，看过往行人，或从栏杆上俯看那在纪念碑顶上燃烧的太阳投在水中的倒影。那孤女有时在这里看到我，我把关于码头和伦敦塔的一些恐怖故事告诉她；说到这些故事，我也只能说我希望自己能相信是真的。晚上，我总回监狱去，和米考伯先生在空地上走来走去，或和米考伯太太玩牌，听她回忆她的